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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个老年刊物帮助工作。在这个刊物上，开展了一次“要听话”的讨论。我的观点很明确，不要把孩子变成“听话机器”。反对的意见接踵而来。理由是，我们不对孩子说“要听话”，还能说什么！更有义愤填膺的指责，你们这些“文化人”又想搞什么名堂！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这是具有标本意义的文化现象。文化的巨大力量就在于把一切正确的、不正确的观念和行为变成习惯，变成无须解释、理所当然的评价标准。你不如此，就是大逆不道，人可群起而攻之。要改变，就得花费巨大力量，付出巨大代价。
“要听话”的前提是什么？讲话者绝对正确，是真理的化身。他就是皇帝。皇帝“言必金玉、口出天宪”，他的话，被称为“圣旨”。而皇权的配套制度是等级制和家族制。因此，上级和长辈又是下级和幼辈的“圣旨传达人”。于是，中国人一出生，就面对一个天衣无缝的“听话”系统：在家听长辈的话，在校听老师的话，在岗听上级的话，全国听皇帝的话；而绝对不考虑这话是否正确。在这个系统中形成了习惯的人，确实不知道对孩子除了说“要听话”，还能说什么。
而“要听话”是人类的灾难之源。“要听话”是对人的本质的抹杀。人是个性化的动物，具有巨大的思想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就是人的本质。当专制主义抹杀了人的本质以后，必然带来两个恶果：专制主义，甚至法西斯，必然畅行无阻。汉娜·阿伦特在对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克曼的审判中发现：极权主义的邪恶之源并不深奥和神秘，用“平庸”一词最为贴切。那个在种族屠杀中杀人如麻、罪恶滔天的纳粹分子艾克曼，看上去并不青面獠牙而是彬彬有礼，他的邪恶的动机是极其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服从命令”就是“要听话”。
那么，离开了“要听话”，我们的教育会是怎样的呢？“要听话”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就是教育者对于被教育者的灌输。我决定你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能听什么，不能听什么。即所谓“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礼毋言，非礼毋动”。被教育者完全处于被动状态。
这当然是错误的。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错误的暴露也可能不十分尖锐。而在一个开放的信息时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各种传媒手段十分发达的今天，任何视与听的规定和限令，都显得无力和愚蠢。信息已经进入了无阻挡时代。被教育者可以轻易获得禁看禁听的任何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消亡。不，这恰是教育大发展的契机。
教育将通过对独立思考能力的发掘，培养被教育者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联想能力和创造能力。世界和人类的潜力将如喷泉奔涌而出！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这是具有标本意义的文化现象。文化的巨大力量就在于把一切正确的、不正确的观念和行为变成习惯，变成无须解释、理所当然的评价标准。你不如此，就是大逆不道，人可群起而攻之。要改变，就得花费巨大力量，付出巨大代价。
“要听话”的前提是什么？讲话者绝对正确，是真理的化身。他就是皇帝。皇帝“言必金玉、口出天宪”，他的话，被称为“圣旨”。而皇权的配套制度是等级制和家族制。因此，上级和长辈又是下级和幼辈的“圣旨传达人”。于是，中国人一出生，就面对一个天衣无缝的“听话”系统：在家听长辈的话，在校听老师的话，在岗听上级的话，全国听皇帝的话；而绝对不考虑这话是否正确。在这个系统中形成了习惯的人，确实不知道对孩子除了说“要听话”，还能说什么。
而“要听话”是人类的灾难之源。“要听话”是对人的本质的抹杀。人是个性化的动物，具有巨大的思想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就是人的本质。当专制主义抹杀了人的本质以后，必然带来两个恶果：专制主义，甚至法西斯，必然畅行无阻。汉娜·阿伦特在对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克曼的审判中发现：极权主义的邪恶之源并不深奥和神秘，用“平庸”一词最为贴切。那个在种族屠杀中杀人如麻、罪恶滔天的纳粹分子艾克曼，看上去并不青面獠牙而是彬彬有礼，他的邪恶的动机是极其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服从命令”就是“要听话”。
那么，离开了“要听话”，我们的教育会是怎样的呢？“要听话”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就是教育者对于被教育者的灌输。我决定你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能听什么，不能听什么。即所谓“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礼毋言，非礼毋动”。被教育者完全处于被动状态。
这当然是错误的。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错误的暴露也可能不十分尖锐。而在一个开放的信息时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各种传媒手段十分发达的今天，任何视与听的规定和限令，都显得无力和愚蠢。信息已经进入了无阻挡时代。被教育者可以轻易获得禁看禁听的任何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消亡。不，这恰是教育大发展的契机。
教育将通过对独立思考能力的发掘，培养被教育者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联想能力和创造能力。世界和人类的潜力将如喷泉奔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