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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语言学家曹先擢先生1932年出生于浙江长兴，于2018年11月7日在北京逝世。曹先擢先生生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历任北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国家语委秘书长、副主任，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等。他胸怀天下，治学深受王力等语言学家的影响，在汉语文字、音韵、训诂、语法、音义关系、辞书编纂、汉语规范化等方面都有很大贡献；曾主持修订《新华字典》、主持编纂《新华词典》等辞书，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审定委员会主任，这些需要深湛而宽厚的功力才能做好而又意义重大的语文工作，曹先生都出色完成了，真正為提高全民族、全社会的语文水平作出了贡献，使全社会受益。去年年底至今，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各地，人们在病毒面前不断反思，更加感到不尚虚谈、不慕虚名、默默奉献、脚踏实地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事业真正做出实绩之可贵。曹先擢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身体力行的奋斗者。
—孙玉文（北京大学教授）
2004年，语信司决定成立一个专家工作组，继续完成新的《规范汉字表》的后期工作，想让我牵头。我推诿再三，答应参加但不愿牵头。我心里明白，规范汉字表的难度不在收字和整理，如果完全按照汉字规律来做这件事，应当不难完成。它的难度是在规范问题上见仁见智，众口难调，协调才是最大的难度。我1983年正式调进北师大，此前与语言文字规范这个领域人不熟，事不经，说话没有多少分量，协调工作恰恰是我不可能做好的。有一天下午散会后，曹先擢老师和我一起走出会议室，他把我叫到路边说：“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推脱，给国家办事，自己不能没有见解，但又不能坚持己见；不能没人专门做事，又不能不让大家一起做事。你有队伍，有见解，有能力，我们也都会帮着你。”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稀里糊涂接了这个差事，事后想来，曹先生的那番话在我心里是起了很大作用的。2004年专家工作组在保定开第一次会议，我提出了继续完成通用规范汉字表的三个主要原则，这三个原则是此后工作的纲领，我反复考虑，最后还是曹先擢老师帮我定下来的。那些年，许多难以协调的事，大部分是曹老师出主意，有时要靠他在会上最后的几句话定夺。2006年通用规范汉字表（报批稿）专家委员会成立，我答应在北师大设一个研制组，有一点我是坚决的：“如果曹先擢先生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我可以跟着他来做具体工作。”《通用规范汉字表》研制前前后后12年，在教育部、语信语用司的直接领导下，多少人为之出力，我们做的那一部分都是学术技术工作，不过是协调一点就走一步，在这些问题上，曹先擢老师在很多问题的决定上，都是我们的主心骨。直到他生病在家休息，我还是习惯了遇到大难小坎儿，会去听听他的意见。这些年关于汉字规范，左的左，右的右，任何讨论永远无法说到一块儿，曹先生却一直在讲规律，讲字理，也讲国家需要、社会实情。他做过语言文字工作，但不左；他信服《说文》，懂得字里乾坤，但不右；他编过不少字典，但不钻在材料堆儿里；他熟悉文字改革，但没有教条主义。和他一起工作，我有的是一种由信任产生的安全感。
我常常想，从青海回京之前，我并不认识先擢老师，对他的信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林林总总的大小事，一件件想起，在这里只说两件事吧。
我认识曹先擢先生是一个意外的机会。1979年，我从青海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借调到文化部，到北京第一件事是去前青厂看望陆宗达先生。非常巧的是，第一次去颖民师家里就遇到曹先擢先生，当时他还在组织编辑《新华词典》，到颖民师那里是去商量词典出版前的一些词语解释问题。读研究生的时候没有见过曹先生，颖民师忙着给我介绍，之后把曹先生提出的16个问题交给我去查验，并让我弄完后直接寄给曹先生。过了不久，我再次去前青厂，也把上次遵师嘱寄给曹先生的问题抄给颖民师汇报。不料想颖民师拿出一套王力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来对我说：“这是曹先擢老师寄来让我转给你的。”书里附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古代汉语》四册，请转王宁同志，她是跟您专攻文字训诂的研究生，学得这样好，实在难得，千万不可放弃专业转行。”我才想起上次遇到曹先生时，曾说起我转到文艺界7年的无奈和苦楚，曹先生一直惋惜，劝我尽快“归队”。那天还说起我们当研究生时，王力先生正在主编《古代汉语》，毕业时书还没有出版。我和曹先生是第一次见面，对他来说，我还是陌生人，没有想到曹先生却听进去了，他给我寄书的意思我都明白。颖民师让我回归的建议和这四本《古代汉语》，就是我一生抉择的号令。
1985年，颖民师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先擢老师介绍一位他的学生过来，是一位人品、学识都很优秀的学生，颖民师欣然接受。过了一年，因为一件工作安排的事，产生了一点误解，颖民师很不高兴，我深知其中误会，但无法说明原委。这时候，我第一个想起曹先生。那时曹先生已经调到国家语委和语用所，于是我匆匆忙忙去找他。去的时候，我心存卑微，十分忐忑。从第一次认识先擢老师后，我们只在会上见过面，他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多，几乎没有说过话。我想请他帮助这件事，其实与他关系不大。已经快到他的办公室，我犹豫着没有马上进去。不料想曹先生听到动静却迎出来，看见我也很意外。但他听我说完这件事，却很快地说：“我也好久没见陆先生了，这件事我问问情况，我来办。”过了几天先擢老师果然到北师大来了。他说了一番话，问题也就解决了。我知道，颖民师通过编《新华词典》的相处，对曹先生非常信任，不止一次谈到他通情达理，待人诚恳，善于学习。但这届研究生没有毕业，颍民师就过世了。我又亲自看到曹先生为这位学生安排工作。于是论文答辩的事，也就由我和曹先生一起安排了。那场博士论文答辩在语用所进行，但要由北师大组织，定下的评委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曹先生看到名单，一定要把我加进去。我一再请他不必麻烦，我说这是陆先生未尽的事，我来完成理所当然，到时候会来料理一切并办手续，不必进评委会。他一定不肯，并且说：“这是原则问题，一定要办到。”后来他是怎么办到的我没有问，但我内心却是震动的。
时隔30年，曹先生已经故去，我的处境也已经有了些变化，然而人生百难，冷暖自知，人们往往不会记住应酬场合里的几声夸赞，却会永生感念困境中的关照和微弱时的帮扶。也许正是许多类似的事情链接起来，让我从内心感到了先擢老师的善良、公允、仁厚。
这些别人看起来不经意的小事，不但别人会认为微不足道，恐怕连曹先生自己也未必记得。我常常想：恶念总是刻意的酷想，而善意却只是仁人的习惯，他们自己是不觉得也不会记得的。但这些事发生在我人生抉择的路口，在我举步维艰自信不足的情景下，却深深印在我的心里。如今人虽远去，德馨犹存，希望曹先擢老师一路走好。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语言文学艺术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