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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具有丰富的民间史诗传统。以《查姆》《梅葛》为代表的彝族创世史诗，描绘出古代彝族先民的劳动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是研究彝族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和民俗的重要资料。楚雄的先民在劳动中以歌助力，以歌谣反映劳动人民的习俗、生活和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具有深厚的社会现实内涵。叙事长诗《赛玻嫫》，抒情长诗《哭嫁歌》，彝族民间故事罗牧阿智的故事和沙则的故事等，构成了楚雄古代彝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来的楚雄文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楚雄作家感应着悠久的民间文艺传统，汲取地域文化的营养，创作出大批反映民族特色、弘扬地方文化的作品。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群体特征。其文学特质大致包含几个要素：乡土文学主潮贯穿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作家几乎无一例外走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路子；作品中渗透着鲜明的民族文化因子，地方历史文化元素在作品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运用；作家们坚持为人民抒情，为时代放歌，有着直面社会人生、敢于触碰困难题材的写作勇气；文学出现了“组织化”生产的特点，并初步尝试走向市场化。与此同时，楚雄文学的不足也是明显的。作家长年偏居西南一隅，眼界的高度和广度不够，深入生活与提炼生活的能力不足，艺术修养匮乏，导致丰硕的作品数量背后，难以掩盖思想平庸、技巧平乏的事实。现在报刊出版业发达，尤其是行业内刊数量庞大，用稿量急剧增加，许多写作者心浮气躁，放弃了对艺术精品的磨炼，满足于在小报小刊重复发表作品以挣取低额稿酬，以此沾沾自喜，炫耀夸饰，把自己降低为纯粹码字的匠人。本土的文艺批评处境尴尬，文艺批评从业者素质堪忧。批评家预设立场或者没有立场，缺乏起码的专业素养，既没有对作品的审美感受能力，也没有理论作支撑，文章中看不出丝毫的理论背景。而没有对国内一流作家创作高度的把握，也就无法找到楚雄文学的位置，无法对存在的症结和优势作出科学的评价。
基于以上原因，我决定写一部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史，这是我多年夙愿。楚雄彝州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文学之梦在这片深情的红土高原上结出果实。大约六年前，我开始着手《攒动的群山——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论稿》的写作。至2019年3月，全书完稿并公开出版，共计30万字。写作以史述线条为主，辅以作品评析和作家论述。在时间线性上把楚雄新时期文学分为三段，即筚路蓝缕的开创期（1978年—1984年）、承前启后的发展期（1985年—1999年）和走向文学自觉的成熟期（2000年以来）。这样的划分主要基于文学与社会变化之间紧密关系的考虑，如1978年11月楚雄州《金沙江文艺》创刊，标志着楚雄文学的新旅程，随后一个月，影响深远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于中国当代历史变革的意义不言而喻；1984年召开了楚雄州第二次文代会，有规模的作家队伍初步形成；2000年作为一个“新纪元”，从历史时段来讲有其特殊的标志性意义。该书以详细解读文学作品为基础，勾勒新时期以来40年的楚雄文学发展轨迹。写作方式上，以史带论，史论结合，深入总结楚雄文学创作经验，着力探讨制约发展的瓶颈，展望楚雄当代文学发展前景及方向。只是最终将书稿定名为“论稿”而非“史”，就因为前者是个人化的，敞开式的，允许有不足，甚至片面；后者则容易带有定论的意味。我深知自己才力不足，断然不敢对某段文学发展历程作出历史定论。事实上，在写作过程中，我时常为自己对某些领域的陌生感到烦躁和不安，尤其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情况的不熟悉，必然导致论述中的挂一漏万，尤其感觉到，楚雄老一辈作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但是文学评论与研究是一项寂寞的工作，学术界对他们的挖掘与呈现远远不够。众所周知，文艺评论是对创作的及时反应，它以文学作品作为建构自身审美观念和理论体系的个案，与文学创作之间形成一种合力共进的良好格局，两者相互依存又彼此独立。文艺评论为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最初的感性材料，是文学史写作的重要基础。批评家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读者，从专业的角度看，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储备，敏锐的审美感受力，还要有富于感染力的表达技巧，他的分析、阐释与判断受力于自身丰厚的学养，并在无形中引领读者的阅读与欣赏。好的文学批评不能满足于理论的缠绕和名词的贩卖兜售，应该是审美阐释与智性挖掘共同挺进的，它要求批评家关心现实，体贴民心所向，否则会在紊乱的价值观面前迷失方向。
在云南这片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土地上，每个民族背后都敞开了一块充满魅性的文学世界，长久以来，一代代云南作家以绚丽的笔触，点染了奇幻的高原色彩，而云南的批评写作者，更有责任去呈现各民族的品格、心理、气质，积聚云南文学精神，使之形成云蒸霞蔚的文学气象。楚雄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以彝族作家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作家普遍有着强烈的根性意识，返回本民族传统中吸取古老文化的因子，充盈内在的精神魂魄。随着国家层面对少数民族地区扶持力度的加大，这支队伍势必会愈发壮大，显示出更加强劲的創作力量，成为重要的文学生长点。而在知识全球化的背景下，一线城市的批评家面临着汉语批评知识同质化的困境，他们的发言容易形成话语共同体，在解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时，因为知识来源的单一，难以进入民族意识的核心，往往会言不及义，批评与创作脱节。这正好给了边地批评家一展身手的机会。对地处边地的批评家而言，即使不去追踪研究全国性的热门作家，也要对本土的知名作家进行有价值的理论观照，但是成果寥落的背后，反映的是批评家的学养匮乏。批评家们大多不具备对民族性与地域性进行深度理论阐释与建构的知识素养，单一的文艺理论知识储备，在面对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学文本时，便显得捉襟见肘。以这些同质化的理论去分析当下的优秀文本，写不过一线的批评家，用来分析云南深具边地特色的作品，又产生某种程度的疏离感，言不及义，造成批评的不“及物”。因此批评家必须要调整完善文学批评的知识谱系。在我的批评实践中，少数民族文学是重要的方向，精神背景与知识谱系也多半与此相关。因此，我在跟踪阅读国内外前沿作家创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深入研习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关涉民族文学的理论做到触类旁通，以多维的视野观照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努力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既深入民族文学的艺术内核，又不为其所拘囿，以立体型眼光评价文学作品，力图达到评判的客观性。在写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情感投入的重要性，因此批评文本有对话，有辩驳，甚至有诘难，但都是在学术探讨的层面展开。我的愿望就是以生命拥抱另一个生命，以文质兼备的学术文笔流溢出飞扬的才思灵气，表达出不为流俗所同化的卓然姿态。
相较于创作，从事评论写作更有风险，容易带来争议与困扰，这让很多写作者望而却步。尤其对一个地理概念上的“小地方”而言，更是很少有人愿意花心思去研究，因为这样的写作注定不会出名，也不会获利。我期待以本书的写作，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来关注楚雄文学，关注其他较小地域内的文学创作，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进入创作的现场，踏踏实实做好奠基工作，为更大时空范围内的文学史写作提供可信的基础性材料。文学研究者的寂寞感与成就感，也就在独自的坚守与自得中显现。
（作者系青年批评家，供职于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楚雄作家感应着悠久的民间文艺传统，汲取地域文化的营养，创作出大批反映民族特色、弘扬地方文化的作品。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群体特征。其文学特质大致包含几个要素：乡土文学主潮贯穿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作家几乎无一例外走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路子；作品中渗透着鲜明的民族文化因子，地方历史文化元素在作品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运用；作家们坚持为人民抒情，为时代放歌，有着直面社会人生、敢于触碰困难题材的写作勇气；文学出现了“组织化”生产的特点，并初步尝试走向市场化。与此同时，楚雄文学的不足也是明显的。作家长年偏居西南一隅，眼界的高度和广度不够，深入生活与提炼生活的能力不足，艺术修养匮乏，导致丰硕的作品数量背后，难以掩盖思想平庸、技巧平乏的事实。现在报刊出版业发达，尤其是行业内刊数量庞大，用稿量急剧增加，许多写作者心浮气躁，放弃了对艺术精品的磨炼，满足于在小报小刊重复发表作品以挣取低额稿酬，以此沾沾自喜，炫耀夸饰，把自己降低为纯粹码字的匠人。本土的文艺批评处境尴尬，文艺批评从业者素质堪忧。批评家预设立场或者没有立场，缺乏起码的专业素养，既没有对作品的审美感受能力，也没有理论作支撑，文章中看不出丝毫的理论背景。而没有对国内一流作家创作高度的把握，也就无法找到楚雄文学的位置，无法对存在的症结和优势作出科学的评价。
基于以上原因，我决定写一部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史，这是我多年夙愿。楚雄彝州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文学之梦在这片深情的红土高原上结出果实。大约六年前，我开始着手《攒动的群山——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论稿》的写作。至2019年3月，全书完稿并公开出版，共计30万字。写作以史述线条为主，辅以作品评析和作家论述。在时间线性上把楚雄新时期文学分为三段，即筚路蓝缕的开创期（1978年—1984年）、承前启后的发展期（1985年—1999年）和走向文学自觉的成熟期（2000年以来）。这样的划分主要基于文学与社会变化之间紧密关系的考虑，如1978年11月楚雄州《金沙江文艺》创刊，标志着楚雄文学的新旅程，随后一个月，影响深远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于中国当代历史变革的意义不言而喻；1984年召开了楚雄州第二次文代会，有规模的作家队伍初步形成；2000年作为一个“新纪元”，从历史时段来讲有其特殊的标志性意义。该书以详细解读文学作品为基础，勾勒新时期以来40年的楚雄文学发展轨迹。写作方式上，以史带论，史论结合，深入总结楚雄文学创作经验，着力探讨制约发展的瓶颈，展望楚雄当代文学发展前景及方向。只是最终将书稿定名为“论稿”而非“史”，就因为前者是个人化的，敞开式的，允许有不足，甚至片面；后者则容易带有定论的意味。我深知自己才力不足，断然不敢对某段文学发展历程作出历史定论。事实上，在写作过程中，我时常为自己对某些领域的陌生感到烦躁和不安，尤其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情况的不熟悉，必然导致论述中的挂一漏万，尤其感觉到，楚雄老一辈作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但是文学评论与研究是一项寂寞的工作，学术界对他们的挖掘与呈现远远不够。众所周知，文艺评论是对创作的及时反应，它以文学作品作为建构自身审美观念和理论体系的个案，与文学创作之间形成一种合力共进的良好格局，两者相互依存又彼此独立。文艺评论为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最初的感性材料，是文学史写作的重要基础。批评家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读者，从专业的角度看，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储备，敏锐的审美感受力，还要有富于感染力的表达技巧，他的分析、阐释与判断受力于自身丰厚的学养，并在无形中引领读者的阅读与欣赏。好的文学批评不能满足于理论的缠绕和名词的贩卖兜售，应该是审美阐释与智性挖掘共同挺进的，它要求批评家关心现实，体贴民心所向，否则会在紊乱的价值观面前迷失方向。
在云南这片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土地上，每个民族背后都敞开了一块充满魅性的文学世界，长久以来，一代代云南作家以绚丽的笔触，点染了奇幻的高原色彩，而云南的批评写作者，更有责任去呈现各民族的品格、心理、气质，积聚云南文学精神，使之形成云蒸霞蔚的文学气象。楚雄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以彝族作家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作家普遍有着强烈的根性意识，返回本民族传统中吸取古老文化的因子，充盈内在的精神魂魄。随着国家层面对少数民族地区扶持力度的加大，这支队伍势必会愈发壮大，显示出更加强劲的創作力量，成为重要的文学生长点。而在知识全球化的背景下，一线城市的批评家面临着汉语批评知识同质化的困境，他们的发言容易形成话语共同体，在解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时，因为知识来源的单一，难以进入民族意识的核心，往往会言不及义，批评与创作脱节。这正好给了边地批评家一展身手的机会。对地处边地的批评家而言，即使不去追踪研究全国性的热门作家，也要对本土的知名作家进行有价值的理论观照，但是成果寥落的背后，反映的是批评家的学养匮乏。批评家们大多不具备对民族性与地域性进行深度理论阐释与建构的知识素养，单一的文艺理论知识储备，在面对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学文本时，便显得捉襟见肘。以这些同质化的理论去分析当下的优秀文本，写不过一线的批评家，用来分析云南深具边地特色的作品，又产生某种程度的疏离感，言不及义，造成批评的不“及物”。因此批评家必须要调整完善文学批评的知识谱系。在我的批评实践中，少数民族文学是重要的方向，精神背景与知识谱系也多半与此相关。因此，我在跟踪阅读国内外前沿作家创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深入研习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关涉民族文学的理论做到触类旁通，以多维的视野观照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努力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既深入民族文学的艺术内核，又不为其所拘囿，以立体型眼光评价文学作品，力图达到评判的客观性。在写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情感投入的重要性，因此批评文本有对话，有辩驳，甚至有诘难，但都是在学术探讨的层面展开。我的愿望就是以生命拥抱另一个生命，以文质兼备的学术文笔流溢出飞扬的才思灵气，表达出不为流俗所同化的卓然姿态。
相较于创作，从事评论写作更有风险，容易带来争议与困扰，这让很多写作者望而却步。尤其对一个地理概念上的“小地方”而言，更是很少有人愿意花心思去研究，因为这样的写作注定不会出名，也不会获利。我期待以本书的写作，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来关注楚雄文学，关注其他较小地域内的文学创作，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进入创作的现场，踏踏实实做好奠基工作，为更大时空范围内的文学史写作提供可信的基础性材料。文学研究者的寂寞感与成就感，也就在独自的坚守与自得中显现。
（作者系青年批评家，供职于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