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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一抬头，只见严祖佑笑嘻嘻地站在面前。我们是校友又是同行，多年未见，没想到却在同一个饭局上不期而遇。看上去他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感觉稍稍有点发福的样子。
严祖佑近来人气颇旺。他年前出版了一本题为《人曲》的新书，洋洋数十万言详细记录了他在上世纪60年代蒙冤落难，被打成“反革命”的十四载离奇牢狱生涯。
网上微博不时转发过书中的一些精彩片段，印象最深的是在“教授风骨”标题下讲述其狱友孙大雨的故事。从对这位享誉海内外的莎士比亚专家在狱中的一场误会开始，到劫后余生两位狱友的忘年交情，把孙大雨作为中国老一辈文化人的人生信念、秉性脾气描摹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也为今天重新研究一位湮没半生的大学者存留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那天的饭局上，严祖佑正好带有《人曲》在身边，话题自然大半围绕他过去狱中生活的种种遭遇。或许已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他不紧不慢地叙述着，语气平静得仿佛在说别人的事，可在场所有人听来依然那样惊心动魄和不可思议，不免为一个年轻生命曾经挣扎在死亡边缘而感叹人生无常。及至我最近读完全书，才更加体味到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中国人的境遇是多么的荒唐和无助。
严祖佑于1964年突然被捕入狱，时年正是个21岁风华正茂的大四中文系学生，他的父亲严独鹤先生——一位曾经名噪一时的新闻界前辈——当时还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图书馆副馆长任上。严祖佑的罪名是参加“反革命集团”，日后正式判刑时，判决书上认定他“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多次密谋策划反革命活动，并大量散布极端恶毒的反革命言论，疯狂地咒骂、攻击我党中央，大肆攻击污蔑我党各项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
罪名骇人听闻，真相怎样呢？
作者在书中写道，以所谓“反革命集团职务分工”为例，“一九六四年暑期，张方晦从海门来上海，住在展家骐家中。我和方晦见面时握了手，并拥抱了一下。陈东圻在旁揶揄地说，看你们两个人握手拥抱的架势，倒像是外国总统来访，中国总理到机场去迎接的样子。”审讯时于是判定：“这不就是明明白白的职务分工么，张方晦是总统，你是总理。”
至于“书写大量反动诗歌文章”，则是因为“小集团”成员之一的缪学遂喜爱音乐，一九六四年初，他为某外国名曲配了一节歌词：“让我们携起手来，怀着共同的愿望。我们不怕岁月腐蚀，和那世俗百般压抑。坚信人类的爱，定能战胜一切灾难。”词曲唱来上口，严祖佑他们都十分喜欢，便每人都配了一段词，时常哼唱，这歌就变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团歌”。
罗织的罪行既然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判刑入狱便也毋须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严祖佑1966年被处劳动教养两年，1972年被再次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才获释，又几经申诉于1980年平反昭雪。用他书中的话来说，“去时二十一，出来三
十五”，整整十四年历尽政治高压、精神虐待、人格羞辱和肉体折磨，以他羸弱之身而能活着见天日，多少有点庆幸。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严祖佑的莫名身陷囹圄如同梦魇，可按情势发展来分析，当时发生的一切决非偶然。
要知道，这是一个从开始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度，根据这一理论指导，以整人为核心的政治运动从未停息过。随着1962年那个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反对“和平演变”，防止“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更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据1972年底对严祖佑公判大会上的判决词所列，他们几个人正是在1961年“组织了反革命集团”，1963年“进行了反革命组织分工，确定了反革命职务”，并“制定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施政纲领’”，直至一年后下狱，这样的时间演进和罪名编排，可以说与该时段剑拔弩张的大背景完全吻合。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需要有阶级敌人的存在来证明，几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的儿戏之举恰好提供了最佳验证。
发展到此后的“文革”，政治运动达到登峰造极地步，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各种人事成为深植社会的全民性思维，终于弄得经济衰败、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由此也证明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其实没有真正的赢家。當“你整我、我整他、他整你”循环往复恶性发作时，所有人便都没有安全感可言。
一个被无辜投入牢房的青年大学生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喉咙和舌头，所幸他还有一双可以观察周遭世界的眼睛。严祖佑这样对自己说：“我相信，我看到的这一切，将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于是造就了《人曲》不同于一般读物的价值——以作者亲身经历为主线，向世人“展现了一个罕为人知的隐秘世界，以及一群和我身份相同的消失的人”，“一群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中被扭曲、被异化的人”。
书中披露的三教九流、内幕秘闻，可谓千奇百怪，无所不有。举凡从逼仄的囚室到带血的手铐，从无休止的批判到犯人间的暗算，从狱中的饮食起居到罪犯的审讯放风，《人曲》在作者目力所及的范围，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力求还原上世纪中叶中国式监狱的全貌，其中尤对彼时彼地长久处于非正常生活中的各色犯人的扭曲心灵，给予了细致入微的描述，细读之下，令人慨叹，更深感悲哀。
这里不说别的，书中最叫人惊异的，是作者身处一个食物格外短缺的与世隔绝世界，却对一日三餐的记录达到了不厌其烦的详尽程度。
“提篮桥监狱内的犯人，每个月吃的粮食定量分几个等级。其中，关在小监室中的普通犯人，凡不从事任何劳动者，每人每月二十五市斤；从事轻微劳动者——如拆回丝或加工云母片，是每人每月三十市斤。平均分摊到一个月的每一天，以大月（三十一天）计算，参与劳动者前十天每天九市两，后二十一天，每天一市斤。一天九两的日子，是早饭三两（稀饭）、午饭三两（干饭）、晚饭三两（干饭）；一天一斤的日子是每天午饭四两。不参加任何劳动者，为前二十九天每天八两——每顿早饭减为二两，最后两天为每天九两。若以小月（三十天）计算，则参与劳动者，每天的定量为一市斤，而不参与劳动者，在该月的前二十天，每天八两，后十天则为每天九两。”
这是有“远东第一监狱”之称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当时犯人粮食定量的真情实录，我反复读了多遍，才勉强弄明白其不同时段各餐复杂的饭量供应变化。嘴上说得最多的东西，往往是内心最想得到的东西。整天念叨着吃什么、怎么吃，恰恰是因为没有吃、吃不到，是一种“嘴里淡出鸟”的强迫症反应。
我没有做过统计，但有把握断定吃饭、饥饿之类与饮食有关的用词，是《人曲》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之一。“犯人——饭人”、“米换过了”、“人和牛一样，最痛苦的不是饿死而是胀死”、“饮食男女”、“一格饭的风波”、“大年夜，这一块红烧肉”、“饭格子里看形势”等等，只要随便列举几个标题，其中所述内容居然主要都是直接探讨在食物供应受控的环境下，如何满足饥肠辘辘的肉体对食物难以克制的欲望，以及如何在最匮乏的食物消费中获得身心最大的愉悦。
今天的大部分人对此怕是难以体会个中情状，可对像我这样自小生活在短缺经济时代的过来之人，却一下子由阅读重新唤起了记忆深处刻骨铭心的饥饿恐慌。
严祖佑被羁押的年代，中国尚未完全走出三年自然灾害引发的大饥荒困境，别说高墙之下的犯人吃不饱，就是一般百姓也整天备受饥饿的痛苦煎熬。他被送去劳教的不幸时刻，我和我的同学们正在上海市郊农村参加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当时规定工作组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严格实施不吃肉、不吃鱼、不吃蛋的“三不吃”方针，不难想象，这对一群整天喝着山芋稀粥的20岁左右正在长身体，又要参加繁重体力劳动的年轻学子意味着什么。
“人的力量，留不住岁月，留不住生命，但是可以留住真相。”《人曲》以此为宗旨，不说大的方面，单就大墙背后形形色色犯人围绕“饭格子”展开的算计争斗，确也给后人留下了鲜为人知的一幕。
严祖佑近来人气颇旺。他年前出版了一本题为《人曲》的新书，洋洋数十万言详细记录了他在上世纪60年代蒙冤落难，被打成“反革命”的十四载离奇牢狱生涯。
网上微博不时转发过书中的一些精彩片段，印象最深的是在“教授风骨”标题下讲述其狱友孙大雨的故事。从对这位享誉海内外的莎士比亚专家在狱中的一场误会开始，到劫后余生两位狱友的忘年交情，把孙大雨作为中国老一辈文化人的人生信念、秉性脾气描摹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也为今天重新研究一位湮没半生的大学者存留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那天的饭局上，严祖佑正好带有《人曲》在身边，话题自然大半围绕他过去狱中生活的种种遭遇。或许已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他不紧不慢地叙述着，语气平静得仿佛在说别人的事，可在场所有人听来依然那样惊心动魄和不可思议，不免为一个年轻生命曾经挣扎在死亡边缘而感叹人生无常。及至我最近读完全书，才更加体味到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中国人的境遇是多么的荒唐和无助。
严祖佑于1964年突然被捕入狱，时年正是个21岁风华正茂的大四中文系学生，他的父亲严独鹤先生——一位曾经名噪一时的新闻界前辈——当时还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图书馆副馆长任上。严祖佑的罪名是参加“反革命集团”，日后正式判刑时，判决书上认定他“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多次密谋策划反革命活动，并大量散布极端恶毒的反革命言论，疯狂地咒骂、攻击我党中央，大肆攻击污蔑我党各项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
罪名骇人听闻，真相怎样呢？
作者在书中写道，以所谓“反革命集团职务分工”为例，“一九六四年暑期，张方晦从海门来上海，住在展家骐家中。我和方晦见面时握了手，并拥抱了一下。陈东圻在旁揶揄地说，看你们两个人握手拥抱的架势，倒像是外国总统来访，中国总理到机场去迎接的样子。”审讯时于是判定：“这不就是明明白白的职务分工么，张方晦是总统，你是总理。”
至于“书写大量反动诗歌文章”，则是因为“小集团”成员之一的缪学遂喜爱音乐，一九六四年初，他为某外国名曲配了一节歌词：“让我们携起手来，怀着共同的愿望。我们不怕岁月腐蚀，和那世俗百般压抑。坚信人类的爱，定能战胜一切灾难。”词曲唱来上口，严祖佑他们都十分喜欢，便每人都配了一段词，时常哼唱，这歌就变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团歌”。
罗织的罪行既然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判刑入狱便也毋须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严祖佑1966年被处劳动教养两年，1972年被再次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才获释，又几经申诉于1980年平反昭雪。用他书中的话来说，“去时二十一，出来三
十五”，整整十四年历尽政治高压、精神虐待、人格羞辱和肉体折磨，以他羸弱之身而能活着见天日，多少有点庆幸。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严祖佑的莫名身陷囹圄如同梦魇，可按情势发展来分析，当时发生的一切决非偶然。
要知道，这是一个从开始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度，根据这一理论指导，以整人为核心的政治运动从未停息过。随着1962年那个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反对“和平演变”，防止“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更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据1972年底对严祖佑公判大会上的判决词所列，他们几个人正是在1961年“组织了反革命集团”，1963年“进行了反革命组织分工，确定了反革命职务”，并“制定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施政纲领’”，直至一年后下狱，这样的时间演进和罪名编排，可以说与该时段剑拔弩张的大背景完全吻合。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需要有阶级敌人的存在来证明，几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的儿戏之举恰好提供了最佳验证。
发展到此后的“文革”，政治运动达到登峰造极地步，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各种人事成为深植社会的全民性思维，终于弄得经济衰败、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由此也证明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其实没有真正的赢家。當“你整我、我整他、他整你”循环往复恶性发作时，所有人便都没有安全感可言。
一个被无辜投入牢房的青年大学生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喉咙和舌头，所幸他还有一双可以观察周遭世界的眼睛。严祖佑这样对自己说：“我相信，我看到的这一切，将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于是造就了《人曲》不同于一般读物的价值——以作者亲身经历为主线，向世人“展现了一个罕为人知的隐秘世界，以及一群和我身份相同的消失的人”，“一群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中被扭曲、被异化的人”。
书中披露的三教九流、内幕秘闻，可谓千奇百怪，无所不有。举凡从逼仄的囚室到带血的手铐，从无休止的批判到犯人间的暗算，从狱中的饮食起居到罪犯的审讯放风，《人曲》在作者目力所及的范围，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力求还原上世纪中叶中国式监狱的全貌，其中尤对彼时彼地长久处于非正常生活中的各色犯人的扭曲心灵，给予了细致入微的描述，细读之下，令人慨叹，更深感悲哀。
这里不说别的，书中最叫人惊异的，是作者身处一个食物格外短缺的与世隔绝世界，却对一日三餐的记录达到了不厌其烦的详尽程度。
“提篮桥监狱内的犯人，每个月吃的粮食定量分几个等级。其中，关在小监室中的普通犯人，凡不从事任何劳动者，每人每月二十五市斤；从事轻微劳动者——如拆回丝或加工云母片，是每人每月三十市斤。平均分摊到一个月的每一天，以大月（三十一天）计算，参与劳动者前十天每天九市两，后二十一天，每天一市斤。一天九两的日子，是早饭三两（稀饭）、午饭三两（干饭）、晚饭三两（干饭）；一天一斤的日子是每天午饭四两。不参加任何劳动者，为前二十九天每天八两——每顿早饭减为二两，最后两天为每天九两。若以小月（三十天）计算，则参与劳动者，每天的定量为一市斤，而不参与劳动者，在该月的前二十天，每天八两，后十天则为每天九两。”
这是有“远东第一监狱”之称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当时犯人粮食定量的真情实录，我反复读了多遍，才勉强弄明白其不同时段各餐复杂的饭量供应变化。嘴上说得最多的东西，往往是内心最想得到的东西。整天念叨着吃什么、怎么吃，恰恰是因为没有吃、吃不到，是一种“嘴里淡出鸟”的强迫症反应。
我没有做过统计，但有把握断定吃饭、饥饿之类与饮食有关的用词，是《人曲》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之一。“犯人——饭人”、“米换过了”、“人和牛一样，最痛苦的不是饿死而是胀死”、“饮食男女”、“一格饭的风波”、“大年夜，这一块红烧肉”、“饭格子里看形势”等等，只要随便列举几个标题，其中所述内容居然主要都是直接探讨在食物供应受控的环境下，如何满足饥肠辘辘的肉体对食物难以克制的欲望，以及如何在最匮乏的食物消费中获得身心最大的愉悦。
今天的大部分人对此怕是难以体会个中情状，可对像我这样自小生活在短缺经济时代的过来之人，却一下子由阅读重新唤起了记忆深处刻骨铭心的饥饿恐慌。
严祖佑被羁押的年代，中国尚未完全走出三年自然灾害引发的大饥荒困境，别说高墙之下的犯人吃不饱，就是一般百姓也整天备受饥饿的痛苦煎熬。他被送去劳教的不幸时刻，我和我的同学们正在上海市郊农村参加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当时规定工作组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严格实施不吃肉、不吃鱼、不吃蛋的“三不吃”方针，不难想象，这对一群整天喝着山芋稀粥的20岁左右正在长身体，又要参加繁重体力劳动的年轻学子意味着什么。
“人的力量，留不住岁月，留不住生命，但是可以留住真相。”《人曲》以此为宗旨，不说大的方面，单就大墙背后形形色色犯人围绕“饭格子”展开的算计争斗，确也给后人留下了鲜为人知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