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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曝光官员房产清单为标志的“房产反腐”在网络上如火如荼，“房爷”——广东省陆丰市公安局党委委员赵海滨“横空出世”被实名举报其名下拥有192套房产，并持“赵勇”身份证经商办企业。
2月4日，公安部门表示，赵海滨持有两张身份证的情况属实，其名为“赵勇”的身份证已被珠海市公安机关注销。5日，其被免去市公安局党委委员、碣石镇党委副书记职务，并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十八大后的这一轮反腐中，房产可谓是重头戏。追查房产是一个很好的反腐突破口。”民进上海市委常委、华东政法大学政党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蒋德海在接受《中国经贸聚集》记者采访时说道。
近期落马的贪官污吏中，其房产数额令人瞠目结舌。广州“房叔”——原广州市番禺区城管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家人拥有22套房产，面积超过7200平方米，总价值超过4000万元；郑州“房妹”之父——原郑州二七区房管局局长翟振锋一家曾拥有29处房产，已出售7套，现有22套；陕西“房姐”——原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榆林市人大代表龚爱爱在京拥有房产41套共计9666.6平方米。
频发的“房多多”事件令住房信息系统成为一些官员的梦魇。近段时间，一些地方加紧出台了房屋信息查询规范，这些规范对输入人名查询名下有多少套房的“以人查房”方式予以约束。
蒋德海认为这种做法值得警惕。房产信息不属于个人隐私。政府使房产信息的查询规范化是需要的，但规范化的目的要有利于公民查询，而不能对公民查询设置障碍，甚至变得根本不可能。尤其是，目前公民房产查询主要是针对腐败官员，具有强烈的反腐意义。
官员房产公示是大势所趋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呼吁官员公开房产甚至财产的呼声越来越响。
蒋德海告诉记者，土地、房屋等不动产通常采用登记的方法公示。一旦在房产交易中心有登记记录应该即为公示。
但是，记者打开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方网站发现，唯有国家机关与当事人如房屋所有权的权利人、继承人等在提交相关资料、缴纳一定费用后方可查阅相关的房产信息。根据《物权法》第十八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记机构应当提供。”也就是说，目前只能去房产交易中心查具体地址房产的权属，并且并不是所有人能够查阅房产的相关信息。
“其实，没必要人为设置这些查阅障碍。”蒋德海认为，政府需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民主监督，既是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保障。
但事与愿违，多地纷纷出台规范约束公民查询权利。日前江苏盐城正式实施《盐城市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管理办法（试行）》，限制“以人查房”，并将强化落实相关问责机制。北京、广州、福建等地也都明确纪律，个人一律不准进行类似查询。
本刊记者了解到，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世界各国在公开范围和口径上虽有所不同，但大多都同样严格控制“以房查人”，“以人查房”。
不过，在很多国家，已经实行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官员的财产包括房产都是公开的，比如普京的不动产是圣彼得堡一处77平方米的住房和莫斯科一块1500平方米的土地。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取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这个制度延续至今。后来，瑞典规定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和团体，都必须向税务部门公开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明细，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
从中国房屋登记信息查询制度的演化来看，查询管制趋于严格。2006年住建部出台《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采取了“以房查人”方式，单位和个人可以公开查询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对房屋权利的记载信息。不过，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中，登记信息公开范围有所缩小，仅限于“权利人、利害关系人”。2008年发布的《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则再次明确，权利人出示相关证件和材料后，可以查询、复制该房屋登记簿上的相关信息。
蒋德海坚信，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档案信息公开是大势所趋，从房产公示的意义来说，公民的合法房产并不害怕他人查询，公示本身就是为了查询。只有来路不正的房产才害怕查询。至于利用网上查询的房主信息违法犯罪，可通过规范化解决，但不能因为有人利用信息犯罪，就取消信息查询。
此外，房产信息与个人隐私还有所不同，个人隐私不存在公示的问题。也就是说，房产信息不属于个人隐私。特别是，官员的财产在
当代大多数国家都要求公开。在这种情况下，通 过设置对房主信息查询的障碍，显然不利于民主法治的发展方向。
2月20日，广州市纪委常委梅河清表示，3月中下旬将推进广东珠海横琴新区、韶关始兴县、南沙新区三地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公示的试点工作。申报内容包括领导干部的房产、汽车等财产信息，其个人出入境情况、配偶及子女从业情况等。韶关市市委书记郑振涛此前披露，始兴县526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家庭财产相关资料已在内网上整理分析。
蒋德海指出，“仅仅在内网公示的话，等于没有向公众开放，普通公民仍然没有权利进行查阅、监督。”财产公示是在一定程度上把官员的财产收入置于群众监督的“阳光”之下，促进相关反腐败制度的完善。
随着房产公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地方都传出官员抛售房产的消息。有专家表示，“拥有多套房产的官员，现在是他们最后一点出货时间。”现在会不会成为腐败分子转移资产隐瞒肮脏历史的时刻？
对此，蒋德海显得从容淡定，“总有蛛丝马迹能够查到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些官员觉得近期风声比较紧，变卖房子成现金，虽然后者更难查证，但是一旦发现这笔财产，就需要解释这一大笔资金的来源，即使有人想赖账说是炒股得到的，那么可以通过证券公司的开户信息等一一查证，无论怎么转移，总是能调查清楚的。”
住房信息联网是公示基础
蒋德海认为，建立联网的住房信息系统、实施有效的数据监控和统计，是房产公示的基础。
住房信息系统是“十二五”规划中的国家信息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联网后，住建部可以对联网城市的房地产交易、个人住房产权信息变更等进行实时监控，公民名下“有无房、有多少房”一查便知。然而，这项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工作一拖再拖。
截至2012年5月17日，全国仅有广州、福州、厦门、南京、无锡和苏州6个城市宣布信息系统与住建部联网，随后长春和石家庄也宣称与住建部联网。原计划去年6月底前实现40个重点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26个省会城市、10个其他重点城市）联网的计划依旧进行时。
为何联网进程如此之慢？蒋德海表示，尽管联网的初衷是为楼市调控提供基础信息，但在官员频频将贪污所得购买房产的背景下，却能够成为反腐败的利器。“也正是因此，工作进展出奇地慢。”
对于有人提出“由于技术原因，各个城市之间的住房信息采样指标不对称，导致40个城市联网步伐放慢”，蒋德海连连摆手，“技术层面的原因根本不能算是原因，真正的阻力在于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员。”
蒋德海告诉记者，一旦住房信息实现全国联网，个人名下的房产不可能再玩“狡兔三窟”的游戏。“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但是不出租不售出，因为一旦进入市场就曝光了。他们很害怕阳光，因为那些房产见不了光。真正让信息透明，恐怕比较难。”
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是公示前提
蒋德海表示，通过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来完善反腐制度构建，无疑是以完善的身份、户籍管理制度为前提。如果官员可以通过在身份、户籍上做文章，分身有术，那么历经千辛万苦建立的财产公开制度或就付诸东流了。
在中国，公民只能拥有一个身份证，一个户口，正规办理身份证和户口的程序十分严格。然而，一人多个身份证和户口的现象在部分地区已有不少。
广东“房爷”赵海滨在2月5日否认192套房产归属自己的同时承认有两张身份证，“1991年下海时为了外出谈业务做生意需要，用‘赵勇’的名字做了另一个身份证。”
翻看近期被曝光的“房多多”事件，多张身份证多重户口的现象绝非偶然。山西“房媳”——山西省运城市纪检干部张彦拥有北京、山西的2个户口，陕西“房姐”龚爱爱竟拥有4个户口，其中1个在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而郑州“房妹”之父翟振锋则另有一个身份证名叫“翟于凡”，落户于河南省项城市。其妻也有两张身份证，分别是郑州二七区的“李淑萍”与项城市的“王书平”。其子翟政宏在河南同样有两个户口，其女翟家慧的两个户口分别在河南省项城市和上海市松江区。
“太荒唐了！很显然，这是公安部门有法不依！‘房媳’的丈夫是原运城市夏县公安局局长，‘房爷’自己是陆丰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可见，部分公安部门内部的管理非常混乱。”蒋德海义愤填膺，这已经不同于普通的民事犯罪，而是刑事犯罪！
蒋德海表示，没有当地户口管理部门的介入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个别公安人员也都无视这一刑事犯罪的严重性，导致有些人、某些圈子甚至以办了几个户口和身份证为荣。
他强调，多身份证现象的后果极为严重。身份证管理是中国社会管理的重要法律工具，如全国人口信息、婚姻、财产、反腐等等都与身份证管理相关。多重身份证现象在中国的大量出现，不仅会导致国家人口管理制度的失控，而且对涉及身份管理有关的其他社会秩序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户口、身份证乱象的背后，不仅仅是某些官员和富商的犯罪，还与管理户口和身份证的权力有关。
2月4日，公安部门表示，赵海滨持有两张身份证的情况属实，其名为“赵勇”的身份证已被珠海市公安机关注销。5日，其被免去市公安局党委委员、碣石镇党委副书记职务，并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十八大后的这一轮反腐中，房产可谓是重头戏。追查房产是一个很好的反腐突破口。”民进上海市委常委、华东政法大学政党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蒋德海在接受《中国经贸聚集》记者采访时说道。
近期落马的贪官污吏中，其房产数额令人瞠目结舌。广州“房叔”——原广州市番禺区城管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家人拥有22套房产，面积超过7200平方米，总价值超过4000万元；郑州“房妹”之父——原郑州二七区房管局局长翟振锋一家曾拥有29处房产，已出售7套，现有22套；陕西“房姐”——原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榆林市人大代表龚爱爱在京拥有房产41套共计9666.6平方米。
频发的“房多多”事件令住房信息系统成为一些官员的梦魇。近段时间，一些地方加紧出台了房屋信息查询规范，这些规范对输入人名查询名下有多少套房的“以人查房”方式予以约束。
蒋德海认为这种做法值得警惕。房产信息不属于个人隐私。政府使房产信息的查询规范化是需要的，但规范化的目的要有利于公民查询，而不能对公民查询设置障碍，甚至变得根本不可能。尤其是，目前公民房产查询主要是针对腐败官员，具有强烈的反腐意义。
官员房产公示是大势所趋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呼吁官员公开房产甚至财产的呼声越来越响。
蒋德海告诉记者，土地、房屋等不动产通常采用登记的方法公示。一旦在房产交易中心有登记记录应该即为公示。
但是，记者打开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方网站发现，唯有国家机关与当事人如房屋所有权的权利人、继承人等在提交相关资料、缴纳一定费用后方可查阅相关的房产信息。根据《物权法》第十八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记机构应当提供。”也就是说，目前只能去房产交易中心查具体地址房产的权属，并且并不是所有人能够查阅房产的相关信息。
“其实，没必要人为设置这些查阅障碍。”蒋德海认为，政府需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民主监督，既是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保障。
但事与愿违，多地纷纷出台规范约束公民查询权利。日前江苏盐城正式实施《盐城市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管理办法（试行）》，限制“以人查房”，并将强化落实相关问责机制。北京、广州、福建等地也都明确纪律，个人一律不准进行类似查询。
本刊记者了解到，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世界各国在公开范围和口径上虽有所不同，但大多都同样严格控制“以房查人”，“以人查房”。
不过，在很多国家，已经实行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官员的财产包括房产都是公开的，比如普京的不动产是圣彼得堡一处77平方米的住房和莫斯科一块1500平方米的土地。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取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这个制度延续至今。后来，瑞典规定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和团体，都必须向税务部门公开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明细，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
从中国房屋登记信息查询制度的演化来看，查询管制趋于严格。2006年住建部出台《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采取了“以房查人”方式，单位和个人可以公开查询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对房屋权利的记载信息。不过，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中，登记信息公开范围有所缩小，仅限于“权利人、利害关系人”。2008年发布的《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则再次明确，权利人出示相关证件和材料后，可以查询、复制该房屋登记簿上的相关信息。
蒋德海坚信，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档案信息公开是大势所趋，从房产公示的意义来说，公民的合法房产并不害怕他人查询，公示本身就是为了查询。只有来路不正的房产才害怕查询。至于利用网上查询的房主信息违法犯罪，可通过规范化解决，但不能因为有人利用信息犯罪，就取消信息查询。
此外，房产信息与个人隐私还有所不同，个人隐私不存在公示的问题。也就是说，房产信息不属于个人隐私。特别是，官员的财产在
当代大多数国家都要求公开。在这种情况下，通 过设置对房主信息查询的障碍，显然不利于民主法治的发展方向。
2月20日，广州市纪委常委梅河清表示，3月中下旬将推进广东珠海横琴新区、韶关始兴县、南沙新区三地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公示的试点工作。申报内容包括领导干部的房产、汽车等财产信息，其个人出入境情况、配偶及子女从业情况等。韶关市市委书记郑振涛此前披露，始兴县526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家庭财产相关资料已在内网上整理分析。
蒋德海指出，“仅仅在内网公示的话，等于没有向公众开放，普通公民仍然没有权利进行查阅、监督。”财产公示是在一定程度上把官员的财产收入置于群众监督的“阳光”之下，促进相关反腐败制度的完善。
随着房产公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地方都传出官员抛售房产的消息。有专家表示，“拥有多套房产的官员，现在是他们最后一点出货时间。”现在会不会成为腐败分子转移资产隐瞒肮脏历史的时刻？
对此，蒋德海显得从容淡定，“总有蛛丝马迹能够查到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些官员觉得近期风声比较紧，变卖房子成现金，虽然后者更难查证，但是一旦发现这笔财产，就需要解释这一大笔资金的来源，即使有人想赖账说是炒股得到的，那么可以通过证券公司的开户信息等一一查证，无论怎么转移，总是能调查清楚的。”
住房信息联网是公示基础
蒋德海认为，建立联网的住房信息系统、实施有效的数据监控和统计，是房产公示的基础。
住房信息系统是“十二五”规划中的国家信息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联网后，住建部可以对联网城市的房地产交易、个人住房产权信息变更等进行实时监控，公民名下“有无房、有多少房”一查便知。然而，这项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工作一拖再拖。
截至2012年5月17日，全国仅有广州、福州、厦门、南京、无锡和苏州6个城市宣布信息系统与住建部联网，随后长春和石家庄也宣称与住建部联网。原计划去年6月底前实现40个重点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26个省会城市、10个其他重点城市）联网的计划依旧进行时。
为何联网进程如此之慢？蒋德海表示，尽管联网的初衷是为楼市调控提供基础信息，但在官员频频将贪污所得购买房产的背景下，却能够成为反腐败的利器。“也正是因此，工作进展出奇地慢。”
对于有人提出“由于技术原因，各个城市之间的住房信息采样指标不对称，导致40个城市联网步伐放慢”，蒋德海连连摆手，“技术层面的原因根本不能算是原因，真正的阻力在于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员。”
蒋德海告诉记者，一旦住房信息实现全国联网，个人名下的房产不可能再玩“狡兔三窟”的游戏。“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但是不出租不售出，因为一旦进入市场就曝光了。他们很害怕阳光，因为那些房产见不了光。真正让信息透明，恐怕比较难。”
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是公示前提
蒋德海表示，通过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来完善反腐制度构建，无疑是以完善的身份、户籍管理制度为前提。如果官员可以通过在身份、户籍上做文章，分身有术，那么历经千辛万苦建立的财产公开制度或就付诸东流了。
在中国，公民只能拥有一个身份证，一个户口，正规办理身份证和户口的程序十分严格。然而，一人多个身份证和户口的现象在部分地区已有不少。
广东“房爷”赵海滨在2月5日否认192套房产归属自己的同时承认有两张身份证，“1991年下海时为了外出谈业务做生意需要，用‘赵勇’的名字做了另一个身份证。”
翻看近期被曝光的“房多多”事件，多张身份证多重户口的现象绝非偶然。山西“房媳”——山西省运城市纪检干部张彦拥有北京、山西的2个户口，陕西“房姐”龚爱爱竟拥有4个户口，其中1个在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而郑州“房妹”之父翟振锋则另有一个身份证名叫“翟于凡”，落户于河南省项城市。其妻也有两张身份证，分别是郑州二七区的“李淑萍”与项城市的“王书平”。其子翟政宏在河南同样有两个户口，其女翟家慧的两个户口分别在河南省项城市和上海市松江区。
“太荒唐了！很显然，这是公安部门有法不依！‘房媳’的丈夫是原运城市夏县公安局局长，‘房爷’自己是陆丰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可见，部分公安部门内部的管理非常混乱。”蒋德海义愤填膺，这已经不同于普通的民事犯罪，而是刑事犯罪！
蒋德海表示，没有当地户口管理部门的介入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个别公安人员也都无视这一刑事犯罪的严重性，导致有些人、某些圈子甚至以办了几个户口和身份证为荣。
他强调，多身份证现象的后果极为严重。身份证管理是中国社会管理的重要法律工具，如全国人口信息、婚姻、财产、反腐等等都与身份证管理相关。多重身份证现象在中国的大量出现，不仅会导致国家人口管理制度的失控，而且对涉及身份管理有关的其他社会秩序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户口、身份证乱象的背后，不仅仅是某些官员和富商的犯罪，还与管理户口和身份证的权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