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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公务消费作为官场腐败的一种重要形式，早已为平民百姓深恶痛绝。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约束官员的浪费行为，保障纳税人的利益，这些国家都出台了相当严格的限制措施，通过立法约束公务消费。
美国：用热狗招待英国首相
1992年联邦道德署颁布了《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在公务消费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美国公务人员出行的首选便是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方式，乘坐经济舱几乎是其唯一的选择。政府的高级官员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搭乘飞机，其信息都将汇报给服务管理部门，并对公众公开；官员所收受的礼物将等价抵消出差所产生的报销费用，如果超出，还要退还现金；对于报销欺诈行为，将处以当事人至少五年的监禁。对于公车私用的问题，则是简单的一个单词——“NO”。
美国各级政府预算里也没有招待费一说。因美国各地政策不同，很多议员和市级政府官员是否拿薪水都由该市决定。很多薪水都是象征性的，更别提招待费了。如果有必要招待客人，按照《美国联邦管理条例》中“官员因公务外出用餐”的规定，公款接待客人的权限是每人10美元（美国中餐馆一盘宫保鸡丁就要7美元左右），超过这个标准，就要走另外的程序申请，而很多美国官员为了避免报销麻烦，宁愿自己掏腰包。纽约亿万富翁，身家260亿美元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2010年7月以正宗的美式美食热情招待来纽约访问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就是自己掏的腰包。就餐地点：曼哈顿34街美国铁路车站外的路边食品摊点；菜式：每人热狗一条。消费价格：每人2美元。纽约的英文媒体一阵猛报，大大赞美市长一番，没有人说市长以热狗招待英国首相丢死纽约人的脸！
而根据《美国法典》，对外公款请客或接受请客一旦超过10美元且查证属实，后果将非常严重，会被视作行贿处理。因为这条规定还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中国某个与美国友好市应美方邀请前去美国访问。到达美国当天由美国市长请客，在一家中等西餐馆，吃了一些生白菜、玉米水果沙拉和一小块牛排，喝的是果汁，总共花了38美元。饭后，中国市长说：“太小气了，改天让他们看看我们请客的诚意！”
游玩两天后，中方市长邀请美方市长一行人去当地一家中餐馆用餐，几碟几盆菜满满当当，喝的是法国波尔多红酒。酒席快散时，美方市长问服务员，这桌酒席多少钱。服务员答，近1000美元。这时，几位美方人员立刻紧张起来，都在算着什么。美方市长先拿出50美元，其他人也在掏钱，中方非常不解，觉得不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美方市长答：“这点我们也知道，但我们的法律是你们请我们超过每人10美元，那算行贿受贿，会被纳税人起诉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遏制大吃大喝方面还有个著名的“牙签法案”。根据这条法律，企业或者说客不得摆宴席请官员吃饭，只可以请他们参加酒会。酒会上所有的食品都只能用牙签或者手指头拿着吃（所以也有人称作“指头食品立法”），不得有正式的饭菜。
在如此苛刻的制度约束之下，美国高端餐饮场所几乎看不到官员拿纳税人的钱大吃大喝，也不会有富商冒险去请官员吃大餐，这些高档餐厅的客人都是商务消费者或者私人消费者。
瑞典：高端餐饮场所消费很可能被曝光
瑞典政府抑制公款消费和大吃大喝的法宝，一是严格清晰的规章制度，二是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瑞典《公务员行为守则》关于公款招待有明确的规定：“不管是高官还是普通公务员，如果要请客都要填写表格，写清宴请对象、目的、时间和地点等信息，最重要的是必须标明预算。上级领导需要确定此次请客的必要性和费用是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由于每年招待费有限，因此部门领导会严格把关，争取把钱花在刀刃上，对于招待方式的选择上，高端餐饮场所更是大忌，随时有可能被媒体曝光问责。
瑞典历来尊重公众知情权，普通民众只要发封邮件到政府部门，就可以索要该部门在某个酒店或餐厅消费的有关信息。同时，政府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经费支出，都能在网上查到。
另一方面，媒体的监督也很重要。2012年瑞典经济与地区发展署署长克里斯蒂娜·隆内特就因被媒体曝光在高端餐饮场所宴请超标而被解职。该署规定，晚宴最高标准为人均60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580元），而隆内特某次年会花费超过42.8万瑞典克朗，人均超标1470克朗。
从餐饮文化上来说，瑞典人不论在饭店还是家里请客，都不会为要面子而准备超出消费能力的食物。很多餐厅在菜单上会显示菜肴分量，便于按需点餐，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浪费。
德国：不能随便请人吃饭也不能随便接受吃请
德国算得上欧洲的“金主”，对饱受债务危机折磨的邻居经常慷慨解囊。不过，对自己，德国政府可没那么大方，有时甚至有点“抠”……
工作人员在出差时，只要有公共交通，基本就不能打车，除非有必须打车的充足理由，比如你带了一大堆材料要到会场分发，材料太沉。这些理由还得提前报告。
如果要请客人吃饭，更得提前说清楚，准备请哪些人，为什么必须请，在什么地方请，为什么在那里请。按照德国《公务员法》，招待标准严控在30欧元以内（在普通德国餐馆吃个普通肉菜在10到12欧元左右）。与国内所谓高端餐馆的布局不同，德国在用餐方式上也非常透明，无论是总理、部长还是普通的公务员，公务宴请时不会选择包间、雅间等隐蔽的地方，而是一般将用餐位置定在普通餐馆，在大厅摆上一张长桌，双方人员分宾主坐在条桌两边，用餐就在大庭广众之中，方便公众监督。
不仅不能随便请人吃饭，《公务员法》还规定德国政府工作人员也不能随便接受吃请，吃喝标准超过30欧元就算违规，要接受贿赂调查。
德国《明镜》周刊在2004年曝出了一则消息，称当时的德国央行行长恩斯特·威尔特克在2002年参加欧元在德国正式流通的庆典时，曾经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住进了柏林的阿德龙酒店，四天时间吃喝住共花了7661欧元，但他没有自掏腰包，而是让央行监管下的德累斯顿银行付了钱。
威尔特克否认自己存心想占便宜，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并向德累斯顿银行偿还了酒店费用，但检察机关仍然对他是否受贿展开调查，威尔特克最终迫于压力而辞职。
日本：从“饭桌议政”到“简化接待”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也曾出现过公款消费的“盛况”。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到了1995年左右，媒体频繁曝光公款消费问题，日本全国的自治体开始探索改革，部分县纷纷表示“原则上废除官员接待”。
1999年，日本开始从法律和制度上对公款招待进行有效约束，《公务员伦理法》应时而生，其中规定：“除了与自己公务上没有关系的朋友之外，公务员不准请客和接受招待，否则就会被开除。”公务员在一起吃饭，要么是各付各的，要么是其中某人请客。
同时在政务公开上作出重大举措，提高公务消费的透明度。《关于行政机关保有的情报公开的法律》出台，其中第一条即规定：“根据国民主权理念， 就行政文书开示的请求权作出规定，依此规定谋求行政机关保有的情报更加公开，使政府的诸项活动向国民的说明责任得到履行，同时有助于推进在国民正确理解和批评之下的公正、民主的行政。”
一旦挥霍公款被揭发，官员通常需要退回全部款项，接受行政处分，甚至会丢掉工作。2001年外务省被查处，发现用在支付官员们吃喝、接待上的费用总额高达1亿日元，最终不仅使得外务省的上上下下陷入集体腐败丑闻，据说有200多名官员被调查，100多人受行政处分，而更多的人，包括一些已经退休的官员，还被要求退回部分公款。
2003年12月，时任日本国会众议院事务总长驹崎义弘在东京银座的一家中华料理店主持“事务局干部座谈会”，与会11人共消费45万日元（约合3万元人民币）。2004年1月，在东京台场的一家中华料理店，驹崎义弘又带头吃掉了27万日元（约合1.7万元人民币）。同年2月，他还在东京南青山的日本料理店消费了28万日元（约合1.8万元人民币）。被曝光后，驹崎义弘称自己已返还了从国会办公费用中支出的近200万日元并被接受行政处分。
由于政府增强透明度和惩戒措施带来的压力，最终使得日本的公费吃喝从传统的“饭桌议政”，逐步形成今天真正的“简化接待”。
美国：用热狗招待英国首相
1992年联邦道德署颁布了《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在公务消费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美国公务人员出行的首选便是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方式，乘坐经济舱几乎是其唯一的选择。政府的高级官员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搭乘飞机，其信息都将汇报给服务管理部门，并对公众公开；官员所收受的礼物将等价抵消出差所产生的报销费用，如果超出，还要退还现金；对于报销欺诈行为，将处以当事人至少五年的监禁。对于公车私用的问题，则是简单的一个单词——“NO”。
美国各级政府预算里也没有招待费一说。因美国各地政策不同，很多议员和市级政府官员是否拿薪水都由该市决定。很多薪水都是象征性的，更别提招待费了。如果有必要招待客人，按照《美国联邦管理条例》中“官员因公务外出用餐”的规定，公款接待客人的权限是每人10美元（美国中餐馆一盘宫保鸡丁就要7美元左右），超过这个标准，就要走另外的程序申请，而很多美国官员为了避免报销麻烦，宁愿自己掏腰包。纽约亿万富翁，身家260亿美元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2010年7月以正宗的美式美食热情招待来纽约访问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就是自己掏的腰包。就餐地点：曼哈顿34街美国铁路车站外的路边食品摊点；菜式：每人热狗一条。消费价格：每人2美元。纽约的英文媒体一阵猛报，大大赞美市长一番，没有人说市长以热狗招待英国首相丢死纽约人的脸！
而根据《美国法典》，对外公款请客或接受请客一旦超过10美元且查证属实，后果将非常严重，会被视作行贿处理。因为这条规定还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中国某个与美国友好市应美方邀请前去美国访问。到达美国当天由美国市长请客，在一家中等西餐馆，吃了一些生白菜、玉米水果沙拉和一小块牛排，喝的是果汁，总共花了38美元。饭后，中国市长说：“太小气了，改天让他们看看我们请客的诚意！”
游玩两天后，中方市长邀请美方市长一行人去当地一家中餐馆用餐，几碟几盆菜满满当当，喝的是法国波尔多红酒。酒席快散时，美方市长问服务员，这桌酒席多少钱。服务员答，近1000美元。这时，几位美方人员立刻紧张起来，都在算着什么。美方市长先拿出50美元，其他人也在掏钱，中方非常不解，觉得不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美方市长答：“这点我们也知道，但我们的法律是你们请我们超过每人10美元，那算行贿受贿，会被纳税人起诉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遏制大吃大喝方面还有个著名的“牙签法案”。根据这条法律，企业或者说客不得摆宴席请官员吃饭，只可以请他们参加酒会。酒会上所有的食品都只能用牙签或者手指头拿着吃（所以也有人称作“指头食品立法”），不得有正式的饭菜。
在如此苛刻的制度约束之下，美国高端餐饮场所几乎看不到官员拿纳税人的钱大吃大喝，也不会有富商冒险去请官员吃大餐，这些高档餐厅的客人都是商务消费者或者私人消费者。
瑞典：高端餐饮场所消费很可能被曝光
瑞典政府抑制公款消费和大吃大喝的法宝，一是严格清晰的规章制度，二是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瑞典《公务员行为守则》关于公款招待有明确的规定：“不管是高官还是普通公务员，如果要请客都要填写表格，写清宴请对象、目的、时间和地点等信息，最重要的是必须标明预算。上级领导需要确定此次请客的必要性和费用是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由于每年招待费有限，因此部门领导会严格把关，争取把钱花在刀刃上，对于招待方式的选择上，高端餐饮场所更是大忌，随时有可能被媒体曝光问责。
瑞典历来尊重公众知情权，普通民众只要发封邮件到政府部门，就可以索要该部门在某个酒店或餐厅消费的有关信息。同时，政府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经费支出，都能在网上查到。
另一方面，媒体的监督也很重要。2012年瑞典经济与地区发展署署长克里斯蒂娜·隆内特就因被媒体曝光在高端餐饮场所宴请超标而被解职。该署规定，晚宴最高标准为人均60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580元），而隆内特某次年会花费超过42.8万瑞典克朗，人均超标1470克朗。
从餐饮文化上来说，瑞典人不论在饭店还是家里请客，都不会为要面子而准备超出消费能力的食物。很多餐厅在菜单上会显示菜肴分量，便于按需点餐，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浪费。
德国：不能随便请人吃饭也不能随便接受吃请
德国算得上欧洲的“金主”，对饱受债务危机折磨的邻居经常慷慨解囊。不过，对自己，德国政府可没那么大方，有时甚至有点“抠”……
工作人员在出差时，只要有公共交通，基本就不能打车，除非有必须打车的充足理由，比如你带了一大堆材料要到会场分发，材料太沉。这些理由还得提前报告。
如果要请客人吃饭，更得提前说清楚，准备请哪些人，为什么必须请，在什么地方请，为什么在那里请。按照德国《公务员法》，招待标准严控在30欧元以内（在普通德国餐馆吃个普通肉菜在10到12欧元左右）。与国内所谓高端餐馆的布局不同，德国在用餐方式上也非常透明，无论是总理、部长还是普通的公务员，公务宴请时不会选择包间、雅间等隐蔽的地方，而是一般将用餐位置定在普通餐馆，在大厅摆上一张长桌，双方人员分宾主坐在条桌两边，用餐就在大庭广众之中，方便公众监督。
不仅不能随便请人吃饭，《公务员法》还规定德国政府工作人员也不能随便接受吃请，吃喝标准超过30欧元就算违规，要接受贿赂调查。
德国《明镜》周刊在2004年曝出了一则消息，称当时的德国央行行长恩斯特·威尔特克在2002年参加欧元在德国正式流通的庆典时，曾经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住进了柏林的阿德龙酒店，四天时间吃喝住共花了7661欧元，但他没有自掏腰包，而是让央行监管下的德累斯顿银行付了钱。
威尔特克否认自己存心想占便宜，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并向德累斯顿银行偿还了酒店费用，但检察机关仍然对他是否受贿展开调查，威尔特克最终迫于压力而辞职。
日本：从“饭桌议政”到“简化接待”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也曾出现过公款消费的“盛况”。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到了1995年左右，媒体频繁曝光公款消费问题，日本全国的自治体开始探索改革，部分县纷纷表示“原则上废除官员接待”。
1999年，日本开始从法律和制度上对公款招待进行有效约束，《公务员伦理法》应时而生，其中规定：“除了与自己公务上没有关系的朋友之外，公务员不准请客和接受招待，否则就会被开除。”公务员在一起吃饭，要么是各付各的，要么是其中某人请客。
同时在政务公开上作出重大举措，提高公务消费的透明度。《关于行政机关保有的情报公开的法律》出台，其中第一条即规定：“根据国民主权理念， 就行政文书开示的请求权作出规定，依此规定谋求行政机关保有的情报更加公开，使政府的诸项活动向国民的说明责任得到履行，同时有助于推进在国民正确理解和批评之下的公正、民主的行政。”
一旦挥霍公款被揭发，官员通常需要退回全部款项，接受行政处分，甚至会丢掉工作。2001年外务省被查处，发现用在支付官员们吃喝、接待上的费用总额高达1亿日元，最终不仅使得外务省的上上下下陷入集体腐败丑闻，据说有200多名官员被调查，100多人受行政处分，而更多的人，包括一些已经退休的官员，还被要求退回部分公款。
2003年12月，时任日本国会众议院事务总长驹崎义弘在东京银座的一家中华料理店主持“事务局干部座谈会”，与会11人共消费45万日元（约合3万元人民币）。2004年1月，在东京台场的一家中华料理店，驹崎义弘又带头吃掉了27万日元（约合1.7万元人民币）。同年2月，他还在东京南青山的日本料理店消费了28万日元（约合1.8万元人民币）。被曝光后，驹崎义弘称自己已返还了从国会办公费用中支出的近200万日元并被接受行政处分。
由于政府增强透明度和惩戒措施带来的压力，最终使得日本的公费吃喝从传统的“饭桌议政”，逐步形成今天真正的“简化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