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金融风暴逐步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背景下，国家发改委门前人头攒动。在中央4万亿拉动内需的战鼓声中，各地政府部门、企业纷纷前来争投资、跑项目，各地纷纷响应号召，出台救市措施，加大投资力度。
积极的救市措施与心态在当前最需要“信心”的境况下当然是好的，然而，这样“大跃进”式的突击立项、突击审批、突击花钱的投资方式是否也会存在一些隐忧？《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元春教授，他表示：“促进经济发展，光有激情、冲动是不行的，更需要理性、冷静和科学的去面对。一切从是否真正需要出发，是当前扩大投资规模等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突击跃进
刘元春说：“借着这股突击花钱的东风，各地政府，眼下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这次大投资上项目的洪流中，不能不预防会有这样一种情况：有的地区之前有一批没有批下来的项目在此时准备快上、大上；没有项目的也要创造条件上项目，饥不择食地找项目，以便从中切得尽可能大的一块蛋糕。如果是这样，结果必然导致投资失控、经济发‘高烧’，重复建设、破坏性建设、污染型建设的出现。要明白，我们是为子孙后代投资，而不是让他们负债。”
从历史经验来看，1998年来国内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内需所产生的后果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彻底根除。那时，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仓促上马、大干快上，引发了很多安全事故，产生大量的豆腐渣工程：那些刚建好就倒塌的大桥、那些刚开通不久路面就四分五裂、坑坑洼洼的公路。在某种程度上，总体的病根就在于此。
事实上，在当今已经出现了鲜活的例子，发生在政府大规模基建投资前夜的杭州地铁坍塌事故，所暴露的质量和安全问题，无疑给即将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展开的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热潮提了个醒。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大跃进”式地突击立项、突击审批、突击花钱投资，这样不仅是急功近利的、而且后患无穷，对子孙后代极不负责任。
政府花钱搞基础建设，本来就容易导致监管角色缺位，而一旦发生钱权交易现象，被牺牲掉的往往是工程质量及公众生命安全。
除此之外，各地政府在投资选择上更热衷于基础设施和能源等重化工项目的上马，不太注重民生方面的投资，这对于拉动GDP或许可以立竿见影，但中国经济就此可能无法摆脱对投资的依赖。要维系如此的增长模式，对地方而言也是相当有压力的事情，更严重的是可能造成新的产能过剩，浪费惊人，如果各地规模巨大的投资纷纷铺开摊子上马，后续资金如果接不上，就会劳民伤财。
打碎泡沫
在此之前，一些地方政府在面对教育、医疗等投资时，总以“财政困难”为理由一省再省。可是，面对如今的基建投资计划就一掷万亿。
国务院公布的计划是两年内投资4万亿扩大内需，而地方政府目前公布投资计划已经达到18万亿。18万亿投资计划有多少能落到实处，又存在多少泡沫在其中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这些投资计划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实施时间长，就给监督制造了困难。最终的投资效果的显现也是在数年之后，这就给地方政府夸大投资金额创造了条件。
“地方政府正在等待国务院批复发债的权利，一份由财政部牵头起草的有关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方案已经提交到国务院。而国家在未来的时间里加大发债力度，集中社会资金，将是必然选择。”刘元春说。
从目前来看，地方政府在没有得到发债之前，银行贷款依然是地方政府筹措资金的重要手段。但是目前各大银行对于贷款项目的审批复核非常谨慎，贷款并不容易。刘元春强调：“中国2007年的GDP为246619亿元，而且还是在经济保持11.4%增速的情况下，在那时，投资总额也才13.7万亿元。如今，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如果政府资金不能够保证项目持续稳定的进行，对于日后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会进一步积累经济风险。如果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时期，让过多隐藏在幕后的投资泡沫继续隐藏下去，不但不能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还会为日后的经济状况留下隐患。”
刘元春进一步分析：“如果政府为保持财政的投资功能，采取高税负，高积累的方式，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势必会挤压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的空间，使得居民消费能力和民间投资能力下降，在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又会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内需的不足迫使政府不断加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避免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陷入‘国富民不强’的怪圈。”
“国家在审批项目的时候不仅仅要严格控制，还要充分做好下一步的监管方案，不能放弃审批项目的原则，更应该进行资金的集中管理，在这方面应当加大力度，花费心思，保证4万亿的投资花在实处，用的合理，真正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希望地方政府能正确把握住中央扩大投资规模的机遇，确保本地经济实现平稳较快的增长。” 刘元春建议。
积极的救市措施与心态在当前最需要“信心”的境况下当然是好的，然而，这样“大跃进”式的突击立项、突击审批、突击花钱的投资方式是否也会存在一些隐忧？《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元春教授，他表示：“促进经济发展，光有激情、冲动是不行的，更需要理性、冷静和科学的去面对。一切从是否真正需要出发，是当前扩大投资规模等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突击跃进
刘元春说：“借着这股突击花钱的东风，各地政府，眼下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这次大投资上项目的洪流中，不能不预防会有这样一种情况：有的地区之前有一批没有批下来的项目在此时准备快上、大上；没有项目的也要创造条件上项目，饥不择食地找项目，以便从中切得尽可能大的一块蛋糕。如果是这样，结果必然导致投资失控、经济发‘高烧’，重复建设、破坏性建设、污染型建设的出现。要明白，我们是为子孙后代投资，而不是让他们负债。”
从历史经验来看，1998年来国内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内需所产生的后果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彻底根除。那时，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仓促上马、大干快上，引发了很多安全事故，产生大量的豆腐渣工程：那些刚建好就倒塌的大桥、那些刚开通不久路面就四分五裂、坑坑洼洼的公路。在某种程度上，总体的病根就在于此。
事实上，在当今已经出现了鲜活的例子，发生在政府大规模基建投资前夜的杭州地铁坍塌事故，所暴露的质量和安全问题，无疑给即将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展开的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热潮提了个醒。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大跃进”式地突击立项、突击审批、突击花钱投资，这样不仅是急功近利的、而且后患无穷，对子孙后代极不负责任。
政府花钱搞基础建设，本来就容易导致监管角色缺位，而一旦发生钱权交易现象，被牺牲掉的往往是工程质量及公众生命安全。
除此之外，各地政府在投资选择上更热衷于基础设施和能源等重化工项目的上马，不太注重民生方面的投资，这对于拉动GDP或许可以立竿见影，但中国经济就此可能无法摆脱对投资的依赖。要维系如此的增长模式，对地方而言也是相当有压力的事情，更严重的是可能造成新的产能过剩，浪费惊人，如果各地规模巨大的投资纷纷铺开摊子上马，后续资金如果接不上，就会劳民伤财。
打碎泡沫
在此之前，一些地方政府在面对教育、医疗等投资时，总以“财政困难”为理由一省再省。可是，面对如今的基建投资计划就一掷万亿。
国务院公布的计划是两年内投资4万亿扩大内需，而地方政府目前公布投资计划已经达到18万亿。18万亿投资计划有多少能落到实处，又存在多少泡沫在其中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这些投资计划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实施时间长，就给监督制造了困难。最终的投资效果的显现也是在数年之后，这就给地方政府夸大投资金额创造了条件。
“地方政府正在等待国务院批复发债的权利，一份由财政部牵头起草的有关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方案已经提交到国务院。而国家在未来的时间里加大发债力度，集中社会资金，将是必然选择。”刘元春说。
从目前来看，地方政府在没有得到发债之前，银行贷款依然是地方政府筹措资金的重要手段。但是目前各大银行对于贷款项目的审批复核非常谨慎，贷款并不容易。刘元春强调：“中国2007年的GDP为246619亿元，而且还是在经济保持11.4%增速的情况下，在那时，投资总额也才13.7万亿元。如今，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如果政府资金不能够保证项目持续稳定的进行，对于日后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会进一步积累经济风险。如果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时期，让过多隐藏在幕后的投资泡沫继续隐藏下去，不但不能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还会为日后的经济状况留下隐患。”
刘元春进一步分析：“如果政府为保持财政的投资功能，采取高税负，高积累的方式，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势必会挤压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的空间，使得居民消费能力和民间投资能力下降，在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又会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内需的不足迫使政府不断加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避免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陷入‘国富民不强’的怪圈。”
“国家在审批项目的时候不仅仅要严格控制，还要充分做好下一步的监管方案，不能放弃审批项目的原则，更应该进行资金的集中管理，在这方面应当加大力度，花费心思，保证4万亿的投资花在实处，用的合理，真正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希望地方政府能正确把握住中央扩大投资规模的机遇，确保本地经济实现平稳较快的增长。” 刘元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