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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北普通农民到中国古典家具大佬，刘传生走了28年。
现在，他越来越看不懂古典家具不断飙升的价格了。
不管是无心还是有意，刘传生一直都与时代前进中的节点产生呼应。恢复高考后。他成为专门带毕业班的王牌教师；改革开放后，整个国家创富的热情被点燃，他又成为百里之内旧家具收购的最成功者；亚洲金融危机袭来，古董市场一度陷入谷底，刘传生又实现从沧州到北京的腾挪，并及时从原来领域抽身，进入刚刚兴起的柴木家具市场。
“我是一个时代的幸运者。”刘传生说。一扇门
1984年的冬天，春节前夕，一天晚饭后，父亲对刘传生说：“明天，你带王建伟去趟你表姐家，看一件家具。”
刘传生对于旧家具完全没有概念。“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这是刘传生的知识体系里唯一和家具沾边儿的一句话。
他对古典家具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是偶尔听父亲谈个一星半点。在生产队年代，刘父是村里小工厂的负责人，精通车工钳工。大锅饭时代结束后，小工厂也随之倒闭。刘父与邻村从天津回乡的王老先生合伙开了一个个体小工厂，专门制作模具。
王建伟正是王老先生的二儿子。王建伟弟兄三个，都从事古董生意。王建伟与大哥王建华做的都是古董家具，刘传生所在的河北大城县的黄花梨家具生意最早由王建华发展起来。
在刘传生眼里，“王建华算得上大城一带的古典家具的祖师爷。”
北方的冬天，正值三九，早晨刮起了五六级的大北风。早晨八点，刘传生和王建伟就顶着风，骑着自行车出发了，骑了两个小时，才走了十多公里。实在骑不动的两人，进了一个饭店。在小店里，王建伟从自行车后面的柳条筐里掏出一瓶沧州老白干，一口气灌进大半瓶，酒足饭饱之后又连吸两根大烟泡，才抵得住寒风继续上路。
骑行了40多公里，下午两点多，刘传生和王建伟才到了表姐家，天津市王口镇段堤村。
一件马鞍子式的写字台摆在他们面前，上下左右可以分开，好多抽屉看上去没有刷漆，很光滑，写字台台面颜色漂亮，做工精细。
什么木质，什么年份，什么款，刘传生统统不知道，只知道这是一面办公用的写字台。
可就是这面写字台，刘传生眼见着王建华掏出120元买下了它。要知道，当时在初中教学的刘传生一个月的工资是37块钱。
把写字台拆开分装在两辆自行车上。两人开始往家骑。北方冬天的白天很短，下午五点钟差不多就黑了。风小了很多，可是天黑了路又不平，估计大概夜里三四点钟才能到家。
他们决定抄个近路，走河里的冰面。三九的冰面平且结实，两人找了一个缓坡就下去了，果然很平的冰面加上小顺风的推力，借着冰面折射的光线，骑着省劲多了。
大概走了十来公里，洁白的冰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差不多和一口大锅一般大小的黑东西，慌乱之下，刘传生他们赶紧躲闪，躲是躲开了，可是转弯太急，两个人都摔倒了，抽屉也被摔到了百米之外。
从冰面上爬起来，仔细一看，刘传生发现这黑色物体原来是一团高粱穗，附近百姓用来浸泡制作扫帚用的，因用之前需要用水泡，就刨开了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冰窟窿。“真险哪!”刘传生心想，“连人带车钻进去可就惨了。”
定了定神，两人开始找已经四分五裂的写字台，幸运的是，这个结实的家具完全没有损坏。全部重新捆装好后，刘传生他们重新回到坑坑洼洼的大堤上，直到半夜~--点多，两人才到家。
“真是太艰难了，太不容易了，”直到今天，对于那一晚，刘传生仍然记忆犹新。他叹口气，“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
当晚，面对王建伟递过来的四十块钱，刘传生有点不敢相信。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古典家具，他不知道四散在冰面上的抽屉到底价值几何，也不知道王建伟开出的120块钱的价格是高是低，他只知道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是37块钱，比这一天的收入少三块。
“它给我打开了一扇门。”刘传生说。大气候，小环境
“大气候，小环境。”同样，刘传生也用六个字来解释自己从一个农村的初中老师到转行的原因。
“我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刘传生说。
出生在河北清县刘家庄的刘传生，亲眼看到过红小兵和老太太抢瓷器，“红小兵涨红了脸，老太太鼓起了青筋”，结局是自己家门前的坑边上，堆满了摔碎的瓷器。
改革开放后不久，那些“海了去”的“四旧”引来了南方的收购商，赚了钱的收购商又引来了淘金的同乡。与瓷器不同，后来者把眼光放在了——家具。
一无所知的刘传生，找当地公认的旧家具行家去请教。人家看他心诚，拿一铅笔头，在做鞭炮用的黑纸上，勾勾画画，教刘传生认什么是圈椅，什么是书桌。一张纸差不多画满了，人家又给了刘传生两块小木头，教他闻味道，辨认什么是黄花梨，什么是紫檀。
揣着一张黑纸，两块木头，骑着自行车，刘传生和五个乡亲就去河北南宫收家具了。
刘传生感谢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没有造假的，放到今天，就那么一堂培训课，早被人骗得找不到北了。”
刘传生他们出去了一个星期，收了十件家具，卖了一万两千块钱，刨除所有开销，每个人分了一千七百块钱。他把挣的钱数告诉妻子，妻子非但不相信。还问他是不是犯什么事了。在当时的农村，一千七百块钱几乎是普通家庭十年的收入总和。
刘传生把炕席一掀，一千七百块钱整齐地码在那里，妻子信了。
“那种心情，就是现在一下子挣一百万，也没有那种心情。”刘传生至今记得28年前的激动。从1984年到1998年，14年的时间里，刘传生坦言自己和周围做的生意处在“原始状态”：简单的买卖。“有人靠眼力，有人靠运气。我认为靠运气的人，不会长久。”他说。
财富的刺激作用显而易见。整个村子和周边地区的人的赚钱热情被点燃了。“包括娘子军在内，走得动的，都出去收家具了。”
买来多少钱，卖出去多少钱，赚多少钱——当年那些骑着二手“黄河250”一起出去收旧家具，被人称作“黄河大队”的伙伴儿，一辈子没有逃出这三个“多少”来，也没有走出刘家庄。
“很难的。”刘传生说自己身上的转变。
一开始，晚上睡觉时，北方农村的土炕，刘传生趴在被窝里，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瞅着摆在地上的案子看。抽完烟，躺会儿，翻几个身，爬起来，抽上烟，接着瞅家具。
“不经意间，就有突破。”刘传生说。
仅仅用了一年，刘传生就从走街串巷收家具的变成了二道贩子；他有钱，也有眼光可以坐在家里收曾经同伴的家具。
“哗”一下子开花了
1997年7月，始于泰国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扫过东南亚和港澳台时，刘传生正站在位于沧州的仓库里，挂念着自己将要发往广州的两个集装箱的柴木家具。
提早很久报计划，办理众多手续，刘传生才把家具装进了集装箱。而现在，它们静静地躺在箱子里，不知道何时启程。
当时，刘传生的客户以港澳台居多， 亚洲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他的客户。有朋友对他说，来北京吧，这里客源丰富，机会多。
刘传生并没有很快做出决定。从刘家庄到沧州，他的心里有过“难免的恐惧”。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农民子弟的考量：在老家，哪怕没有钱挣了，自己种点菜，也能解决温饱；到了城市，上个厕所都得花钱。
“保守，”众多朋友将这个词的贬义一面送给刘传生，并不时调侃他，“如果你狠狠心，抓住哪次哪次机会，得发成什么样子?”
刘传生常常是一笑了之。“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稳，”他不紧不慢地说，“我觉得保守是在这个行业里是特别可贵的品质。当然，保守的前提是有自己的判断。”
搬来北京的刘传生，赶上了中国古典家具的好时候。
刘的好友、中国工艺美院林存真副教授回忆，那时候，行家经常打电话给她，说你喜欢的东西又来了。林存真赶去高碑店、双桥那边的市场，一堆脏乱的旧家具堆满整个仓库，有的还缺胳膊少腿。这些是行话里的“毛货”，指直接从乡下收上来，没有经过挑选和修理的家具，每天一卡车被运到北京来。
林存真将那时候的买家具比作今天的淘宝。“得有双慧眼，”她并不担心受骗，“东西很便宜，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居多，上万的品相就很好了，最主要的是人们还没有学会造假，顶多是看错材料。”
林存真说，这时候的刘传生，已经成为古典家具圈里“大哥级”的人物。
“人家会说，这是刘传生先生看过的，个人的品牌效应很重要，就像说这物件是翦淞阁的东西一样，意味着经过了值得信赖的过滤，”林存真不无感慨，“市场变得不好的时候，眼光越来越重要，刘先生从一个农民就这样慢慢成长起来了。”
2003年，非典袭来，刘传生与一帮朋友经常聚在小院里，备几个菜，喝点啤酒，夭南海北地聊。
有人说，这老家具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玩意儿，在里面，你能看到老祖宗的生活方式，看到老祖宗的审美追求。也有工艺美院的教授拿出手机，指着在日本拍的照片说，看，这是宋代的一个梳妆盒，上面是豹纹镶边，中间是蓝绿牡丹，底色是淡黄色。
“这样的设计，完全就是国际大牌的水准，可老祖先这样的杰作只能在日本看到，被咱们的人都卖了，”教授叹息，“不能什么都卖啊!”
也有人当场吟诵起来：“明窗净几，罗列布置，佳客玉立，鸟篆蜗书，摩挲钟鼎，如见商周。”
一桌人静静听完，还未发表评论，吟诵的人就激动起来，“这是描写宋代人怎么喜欢前三代的东西，鸟篆蜗书，如见商周，放到现在，是不是得说‘鸟篆蜗书，价值千金’?”
这些言谈，对于刘传生来说，这是一种与之前二十年买卖古典家具完全的不同的体验。“可能别人嘴角随意露出的一点，到我脑子里，‘哗’一下子开花了，”刘传生将这种感受归纳为两个词，“眼界和视野。”
“智慧，艺术，美，都在里面。”刘传生已经习惯用诸如此类的词儿来表达他对于某—件古典家具的看法。“太虚，没有意义”
5月的一个下午，中华世纪坛一层，刘传生和朋友们结束了一天古代卧具的公益展览，围坐在一起。
“太可怕了。”
捧着手机的朋友读了一条新鲜出炉的拍卖新闻：翦淞阁，明，周制，鱼龙海兽紫檀笔筒，880万起拍，场内买家直接出价1000万，2000万之后；场外两个买家竞争，经多轮竞价后，4800万落槌。
“没有数错0?”有人脸上露出讶异之情。
那位捧着手机的朋友，把手机频幕离自己远了一些，手指头慢慢点在上面，数了两遍，确定未错，仰头环顾一圈，说，“是4800万。”众人皆叹息。
“价格不断出现奇迹，”刘传生停了几秒钟，仿佛下了什么决心似的，“跟市场真正的走向还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个别人在里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既有投机的，当然也有看重上家的，即谁用过，有出处。”
有一次，中国某著名拍卖行要拍卖一套黄花梨的家具，一张方桌和四把椅子。外地来一个很有钱的老板，打算来参加拍卖，却不知道拍什么东西好。有人问他，你知道黄花梨吗?老板说，不知道。你连黄花梨都不知道啊?这都是以前宫里的物件，非富即贵才能用，这么名贵的东西你都不知道。
老板听完，说，哦，那我去拍，一定得拍到，我们家，我，我老婆，两个孩子，正好四个人，四把椅子，一起吃饭多好啊。
拍卖当天现场，老板不断举牌，眼看这一张方桌和四把椅子到了1000多万，老板的老婆把牌子悄悄收走了。老板的脸面挂不住了，对着老婆一顿数落。老婆也不示弱，说，你疯了，几把吃饭的破椅子一千多万?恰好此时有人多加了20万，最终以1400万的价格拍走了老板势在必得的“四人餐桌椅子”。老板一下子觉得自己的面子全丢了。
“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现状存在，”刘传生忍不住感慨，“畸形。从部分人的角度看，这样的老板越多越好，可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市场朝着扭曲的方向去走。”
可他几乎不看现在电视上层数不穷的鉴宝栏目。“太虚，没有意义，”刘传生直言不讳，“你想引导大家干什么?搞‘全民收藏’?抛开财力不说，这东西就不是全民收藏的东西，玩和收藏，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现在，他越来越看不懂古典家具不断飙升的价格了。
不管是无心还是有意，刘传生一直都与时代前进中的节点产生呼应。恢复高考后。他成为专门带毕业班的王牌教师；改革开放后，整个国家创富的热情被点燃，他又成为百里之内旧家具收购的最成功者；亚洲金融危机袭来，古董市场一度陷入谷底，刘传生又实现从沧州到北京的腾挪，并及时从原来领域抽身，进入刚刚兴起的柴木家具市场。
“我是一个时代的幸运者。”刘传生说。一扇门
1984年的冬天，春节前夕，一天晚饭后，父亲对刘传生说：“明天，你带王建伟去趟你表姐家，看一件家具。”
刘传生对于旧家具完全没有概念。“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这是刘传生的知识体系里唯一和家具沾边儿的一句话。
他对古典家具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是偶尔听父亲谈个一星半点。在生产队年代，刘父是村里小工厂的负责人，精通车工钳工。大锅饭时代结束后，小工厂也随之倒闭。刘父与邻村从天津回乡的王老先生合伙开了一个个体小工厂，专门制作模具。
王建伟正是王老先生的二儿子。王建伟弟兄三个，都从事古董生意。王建伟与大哥王建华做的都是古董家具，刘传生所在的河北大城县的黄花梨家具生意最早由王建华发展起来。
在刘传生眼里，“王建华算得上大城一带的古典家具的祖师爷。”
北方的冬天，正值三九，早晨刮起了五六级的大北风。早晨八点，刘传生和王建伟就顶着风，骑着自行车出发了，骑了两个小时，才走了十多公里。实在骑不动的两人，进了一个饭店。在小店里，王建伟从自行车后面的柳条筐里掏出一瓶沧州老白干，一口气灌进大半瓶，酒足饭饱之后又连吸两根大烟泡，才抵得住寒风继续上路。
骑行了40多公里，下午两点多，刘传生和王建伟才到了表姐家，天津市王口镇段堤村。
一件马鞍子式的写字台摆在他们面前，上下左右可以分开，好多抽屉看上去没有刷漆，很光滑，写字台台面颜色漂亮，做工精细。
什么木质，什么年份，什么款，刘传生统统不知道，只知道这是一面办公用的写字台。
可就是这面写字台，刘传生眼见着王建华掏出120元买下了它。要知道，当时在初中教学的刘传生一个月的工资是37块钱。
把写字台拆开分装在两辆自行车上。两人开始往家骑。北方冬天的白天很短，下午五点钟差不多就黑了。风小了很多，可是天黑了路又不平，估计大概夜里三四点钟才能到家。
他们决定抄个近路，走河里的冰面。三九的冰面平且结实，两人找了一个缓坡就下去了，果然很平的冰面加上小顺风的推力，借着冰面折射的光线，骑着省劲多了。
大概走了十来公里，洁白的冰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差不多和一口大锅一般大小的黑东西，慌乱之下，刘传生他们赶紧躲闪，躲是躲开了，可是转弯太急，两个人都摔倒了，抽屉也被摔到了百米之外。
从冰面上爬起来，仔细一看，刘传生发现这黑色物体原来是一团高粱穗，附近百姓用来浸泡制作扫帚用的，因用之前需要用水泡，就刨开了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冰窟窿。“真险哪!”刘传生心想，“连人带车钻进去可就惨了。”
定了定神，两人开始找已经四分五裂的写字台，幸运的是，这个结实的家具完全没有损坏。全部重新捆装好后，刘传生他们重新回到坑坑洼洼的大堤上，直到半夜~--点多，两人才到家。
“真是太艰难了，太不容易了，”直到今天，对于那一晚，刘传生仍然记忆犹新。他叹口气，“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
当晚，面对王建伟递过来的四十块钱，刘传生有点不敢相信。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古典家具，他不知道四散在冰面上的抽屉到底价值几何，也不知道王建伟开出的120块钱的价格是高是低，他只知道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是37块钱，比这一天的收入少三块。
“它给我打开了一扇门。”刘传生说。大气候，小环境
“大气候，小环境。”同样，刘传生也用六个字来解释自己从一个农村的初中老师到转行的原因。
“我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刘传生说。
出生在河北清县刘家庄的刘传生，亲眼看到过红小兵和老太太抢瓷器，“红小兵涨红了脸，老太太鼓起了青筋”，结局是自己家门前的坑边上，堆满了摔碎的瓷器。
改革开放后不久，那些“海了去”的“四旧”引来了南方的收购商，赚了钱的收购商又引来了淘金的同乡。与瓷器不同，后来者把眼光放在了——家具。
一无所知的刘传生，找当地公认的旧家具行家去请教。人家看他心诚，拿一铅笔头，在做鞭炮用的黑纸上，勾勾画画，教刘传生认什么是圈椅，什么是书桌。一张纸差不多画满了，人家又给了刘传生两块小木头，教他闻味道，辨认什么是黄花梨，什么是紫檀。
揣着一张黑纸，两块木头，骑着自行车，刘传生和五个乡亲就去河北南宫收家具了。
刘传生感谢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没有造假的，放到今天，就那么一堂培训课，早被人骗得找不到北了。”
刘传生他们出去了一个星期，收了十件家具，卖了一万两千块钱，刨除所有开销，每个人分了一千七百块钱。他把挣的钱数告诉妻子，妻子非但不相信。还问他是不是犯什么事了。在当时的农村，一千七百块钱几乎是普通家庭十年的收入总和。
刘传生把炕席一掀，一千七百块钱整齐地码在那里，妻子信了。
“那种心情，就是现在一下子挣一百万，也没有那种心情。”刘传生至今记得28年前的激动。从1984年到1998年，14年的时间里，刘传生坦言自己和周围做的生意处在“原始状态”：简单的买卖。“有人靠眼力，有人靠运气。我认为靠运气的人，不会长久。”他说。
财富的刺激作用显而易见。整个村子和周边地区的人的赚钱热情被点燃了。“包括娘子军在内，走得动的，都出去收家具了。”
买来多少钱，卖出去多少钱，赚多少钱——当年那些骑着二手“黄河250”一起出去收旧家具，被人称作“黄河大队”的伙伴儿，一辈子没有逃出这三个“多少”来，也没有走出刘家庄。
“很难的。”刘传生说自己身上的转变。
一开始，晚上睡觉时，北方农村的土炕，刘传生趴在被窝里，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瞅着摆在地上的案子看。抽完烟，躺会儿，翻几个身，爬起来，抽上烟，接着瞅家具。
“不经意间，就有突破。”刘传生说。
仅仅用了一年，刘传生就从走街串巷收家具的变成了二道贩子；他有钱，也有眼光可以坐在家里收曾经同伴的家具。
“哗”一下子开花了
1997年7月，始于泰国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扫过东南亚和港澳台时，刘传生正站在位于沧州的仓库里，挂念着自己将要发往广州的两个集装箱的柴木家具。
提早很久报计划，办理众多手续，刘传生才把家具装进了集装箱。而现在，它们静静地躺在箱子里，不知道何时启程。
当时，刘传生的客户以港澳台居多， 亚洲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他的客户。有朋友对他说，来北京吧，这里客源丰富，机会多。
刘传生并没有很快做出决定。从刘家庄到沧州，他的心里有过“难免的恐惧”。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农民子弟的考量：在老家，哪怕没有钱挣了，自己种点菜，也能解决温饱；到了城市，上个厕所都得花钱。
“保守，”众多朋友将这个词的贬义一面送给刘传生，并不时调侃他，“如果你狠狠心，抓住哪次哪次机会，得发成什么样子?”
刘传生常常是一笑了之。“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稳，”他不紧不慢地说，“我觉得保守是在这个行业里是特别可贵的品质。当然，保守的前提是有自己的判断。”
搬来北京的刘传生，赶上了中国古典家具的好时候。
刘的好友、中国工艺美院林存真副教授回忆，那时候，行家经常打电话给她，说你喜欢的东西又来了。林存真赶去高碑店、双桥那边的市场，一堆脏乱的旧家具堆满整个仓库，有的还缺胳膊少腿。这些是行话里的“毛货”，指直接从乡下收上来，没有经过挑选和修理的家具，每天一卡车被运到北京来。
林存真将那时候的买家具比作今天的淘宝。“得有双慧眼，”她并不担心受骗，“东西很便宜，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居多，上万的品相就很好了，最主要的是人们还没有学会造假，顶多是看错材料。”
林存真说，这时候的刘传生，已经成为古典家具圈里“大哥级”的人物。
“人家会说，这是刘传生先生看过的，个人的品牌效应很重要，就像说这物件是翦淞阁的东西一样，意味着经过了值得信赖的过滤，”林存真不无感慨，“市场变得不好的时候，眼光越来越重要，刘先生从一个农民就这样慢慢成长起来了。”
2003年，非典袭来，刘传生与一帮朋友经常聚在小院里，备几个菜，喝点啤酒，夭南海北地聊。
有人说，这老家具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玩意儿，在里面，你能看到老祖宗的生活方式，看到老祖宗的审美追求。也有工艺美院的教授拿出手机，指着在日本拍的照片说，看，这是宋代的一个梳妆盒，上面是豹纹镶边，中间是蓝绿牡丹，底色是淡黄色。
“这样的设计，完全就是国际大牌的水准，可老祖先这样的杰作只能在日本看到，被咱们的人都卖了，”教授叹息，“不能什么都卖啊!”
也有人当场吟诵起来：“明窗净几，罗列布置，佳客玉立，鸟篆蜗书，摩挲钟鼎，如见商周。”
一桌人静静听完，还未发表评论，吟诵的人就激动起来，“这是描写宋代人怎么喜欢前三代的东西，鸟篆蜗书，如见商周，放到现在，是不是得说‘鸟篆蜗书，价值千金’?”
这些言谈，对于刘传生来说，这是一种与之前二十年买卖古典家具完全的不同的体验。“可能别人嘴角随意露出的一点，到我脑子里，‘哗’一下子开花了，”刘传生将这种感受归纳为两个词，“眼界和视野。”
“智慧，艺术，美，都在里面。”刘传生已经习惯用诸如此类的词儿来表达他对于某—件古典家具的看法。“太虚，没有意义”
5月的一个下午，中华世纪坛一层，刘传生和朋友们结束了一天古代卧具的公益展览，围坐在一起。
“太可怕了。”
捧着手机的朋友读了一条新鲜出炉的拍卖新闻：翦淞阁，明，周制，鱼龙海兽紫檀笔筒，880万起拍，场内买家直接出价1000万，2000万之后；场外两个买家竞争，经多轮竞价后，4800万落槌。
“没有数错0?”有人脸上露出讶异之情。
那位捧着手机的朋友，把手机频幕离自己远了一些，手指头慢慢点在上面，数了两遍，确定未错，仰头环顾一圈，说，“是4800万。”众人皆叹息。
“价格不断出现奇迹，”刘传生停了几秒钟，仿佛下了什么决心似的，“跟市场真正的走向还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个别人在里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既有投机的，当然也有看重上家的，即谁用过，有出处。”
有一次，中国某著名拍卖行要拍卖一套黄花梨的家具，一张方桌和四把椅子。外地来一个很有钱的老板，打算来参加拍卖，却不知道拍什么东西好。有人问他，你知道黄花梨吗?老板说，不知道。你连黄花梨都不知道啊?这都是以前宫里的物件，非富即贵才能用，这么名贵的东西你都不知道。
老板听完，说，哦，那我去拍，一定得拍到，我们家，我，我老婆，两个孩子，正好四个人，四把椅子，一起吃饭多好啊。
拍卖当天现场，老板不断举牌，眼看这一张方桌和四把椅子到了1000多万，老板的老婆把牌子悄悄收走了。老板的脸面挂不住了，对着老婆一顿数落。老婆也不示弱，说，你疯了，几把吃饭的破椅子一千多万?恰好此时有人多加了20万，最终以1400万的价格拍走了老板势在必得的“四人餐桌椅子”。老板一下子觉得自己的面子全丢了。
“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现状存在，”刘传生忍不住感慨，“畸形。从部分人的角度看，这样的老板越多越好，可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市场朝着扭曲的方向去走。”
可他几乎不看现在电视上层数不穷的鉴宝栏目。“太虚，没有意义，”刘传生直言不讳，“你想引导大家干什么?搞‘全民收藏’?抛开财力不说，这东西就不是全民收藏的东西，玩和收藏，绝对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