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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武最有执行力和创新力，是理想的秘书长人选”
访问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郑武之前，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罗元武曾如此介绍他。
郑武的福州普通话腔调温婉而质朴，总让我想起同为福州籍的老朋友吴绪彬。随后了解到，吴先生出任北京福州商会秘书长，正由于郑武的主张。
“吴先生文化底蕴非常深，老北大毕业生，担任过广电出版社社长。”当时很多老乡担心吴先生年纪大了跑来跑去太辛苦，但郑武觉得商会初创，一定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智者来主持秘书处工作。随后，在福州商会盛情邀约之下，吴先生得以在商界发挥余热，成为异地商会秘书长们中的一面旗帜。
曾认为商会没意思
一位对商会工作如此珍重的企业家，谈到最初与商会的交情时却开口就说：“我是婉拒过商会的人，我曾认为商会是浪费时间。”
这令人意外的观点，正是郑武十年前的真实想法。
“第一届福建在京企业协会组建的时候我公司董事长当选为名誉会长，我常代表他出席会议和活动，但我本人没有加入协会。我们企业当时正处于发展期，我觉得企业做不好，什么都是空的。所以十年前协会组建时，我跟老大哥商量，我们公司出一个人就可以了，福建人在北京要给商会出力，但重点应该放在企业经营上。”
由于此前从金融系统下海，有跟政府部门等社会各界打交道的广泛经验，而且喜欢创新思考，郑武经常在会上就商会如何帮助会员，如何以商养会等核心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
让郑武从相对边缘状态的参与者，转为深度介入省级城市商会运营的统领者和筹办者，是在北京福州商会的组建过程中。
跟福州驻京办郭荣惠主任沟通时，郑武表态说“一个月要把商会成立起来”。
就这样接过一个攸关企业和本人荣誉重任，时间又紧急，郑武没有了退路。
一月之内，从讨论商会的规模和会员发展模式，到马不停蹄的筹备、运做，北京福州商会如期组建成功：商会会长由福建在京企业协会名誉会长来兼任，而郑武本人担任执行常务会长，负责整个商会的执行和运营。
商会举行成立大会那天，时任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中共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等领导应邀出席，就北京福州商会的成立与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趋势发表了指导性讲话，并对商会的成功筹建给予充分肯定。
“一家省级城市商会的筹办居然得到了全国工商联最高长官的认可，”郑武深受激励之余，也开始重新理解异地商会的功能和定位：
企业家办会，重点不是做好一个企业，而是服务好一群企业的问题。
从企业角度考虑，企业家有忙不完的事情，都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干嘛要把商会的事情放到我企业前面？
但是站在商会的角度，毕竟可以把在京优秀企业家以及在京闽籍党政工作人员团结起来，搭建一个企业与企业之间学习借鉴的平台。这样，不仅可以通过商会宣传各行各业在京闽商的经营理念和群体精神，也可以为企业家打造与政府及社会各界沟通、交流的平台。
正由企业和商会的管理有“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之别，这就给原本专注于企业经营的商会统领者们提出新的挑战。
“你不带头，别人不参与；商会做不好，别人也不参与。所以我现在很能体会我们陈春玖会长，因为他早就有这些阅历。”对企业事务与商会工作之间的冲突，郑武深有感触：“以我本人的情况来讲，历经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只有参与了，你才知道其中的乐趣和艰辛。”
一个沉重的选择
北京福建在京企业协会第二届换届时，时任北京福州商会执行常务会长郑武不得不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当时，陈春玖会长、人力资源部主任罗元武，时任福建省驻京办王桂凤主任先后找郑武谈话，希望他出任省商会的秘书长。
“此时，从原来对商会不感兴趣到感兴趣，我就觉得做福州商会也是花这么长时间，做总商会也是做。而且福州是个小圈，省商会是个大圈。省商会平台更大，一个人把有限的时间投入进去，应该是给更大的平台服务。”
这个取与舍的过程其实并不容易，郑武回忆说：“福州商会第一届就要我当会长我没当，因为我觉得商会有一培育过程，应该请一位比我年龄更大、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要当省商会的秘书长，就不再当福州商会的会长。因为我们做企业的时间有限，你只有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才能把它干好，所以我当时就只能决心服务一家了。”
虽已打定主意要去总商会出任秘书长，但郑武还是请求王桂凤主任给自己一个周时间来考虑。
随后，郑武找到了福州商会秘书长和驻京办主任谈了自己的决定，并找福州方方面面进行了沟通。
由于北京福州商会成立比总商会晚，换届时间刚好差一年。郑武提出一个平稳过渡的方案：建议北京福州商会尽快进行改选，改选之前先由自己来兼任执行常务会长。
“行长可以做好银行，不等于可以做好房地产公司。我们企业家成立商会，是要企业家办会。把我推上来，说白了你来了就是要干好，干不好就被人家笑。当时我不去省商会，就是当第二届北京福州商会会长，当然也可以兼任，但你自己心里会不舒服，你不可能样样都干好”。
回顾当年参与组建福州商会、出任执行常务会长，到成功进行过渡和换届，然后出任省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经历，郑武认为自己的使命本身就很清楚：到省商会为更多会员服务。
与商会重叠的另一个十年
当我们梳理中国NGO组织的一支劲旅——中国异地商会的发展历程时，从一些异地商会中的骨干和精英对商会的态度逐步转变，以及与商会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个人与企业传奇里，往往会有一些特别的感触：
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一个持续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过程，那些一味激进的企业把这种整合过程理解为无限的“猎取”甚至于单纯的“竞争”。
但是，有远见的企业家选择将企业目标建立在某个地区各个社会阶层的共同发展愿景上。 郑武就是这样一位企业家。
如果说商场本身是一个竞争惨烈的“战场”，他选择了在”热兵器”大行其道的时代从寸土必争的陈营中走开。他扛着自己的剑与盾，找一处怎么看都不像“兵家必争之地”的山头或者旷野呆下来，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就这样坚守着自己的目标和计划，不为乱云涌动的时尚与潮流所动。
很多年过去后，人们忽然发现：原本无人光顾的山头和旷野，居然成了一个行业、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正在提倡的新生事物。
曾经率先成为北京市税收亿元村的通州区杨庄村，就是这样一处被郑武在十多年前选中的“根据地”：
华西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的漫长故事，吴仁宝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带领村民开始编织；
杨庄村成为与华西村同受关注的“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示范基地，郑武以纯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仅用了十多年时间。
自2001年-2012年，郑武领导的中泽农控股公司通过其子公司北京顺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杨庄村陆续投资100多亿元，先后实施了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核心的城中村改造、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以农村产业升级运营为核心的农村城市化建设等三个历史阶段的三大战略任务。
如今的杨庄村，已实现了村民有住房、有产业、有社保、有就业的“四有”目标，并成为国家对农民和农村政策持续调整过程中的主要典型之一：
2004年，杨庄村被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学习读本》统筹城乡发展、列为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典型案例；
2006年，在中共中央党校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训的首批400多位全国党校领导、高级讲师一行分别到华西村和杨庄村考察，并深入研讨杨庄村新农村建设经验；
2010年，杨庄村被列入北京市50个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重点单位，成为通州区首个纳税亿元村。
2013年十八大前后，杨庄村的发展模式更成为“城镇化战略”的样板，引起福建省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在该省选定符合条件的地市复制“杨庄模式”。
那么，这样一位擅长于给影响深远的宏观政策提供“试点和模式”的企业家，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十年来的发展模式和成果又有哪些独到观察呢？
郑武首先从总商会发展的大环境与顶层设计谈起。
总商会的主要经验
“我们国家历史上出现了十大商帮，都有自己的会馆和组织。无非是说，由于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体制导致民间商会组织发展一度中断，在新的历史时期商会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其发展和运营的规律，才成为大家共同探索的课题。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在北京走过的十年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就改革开放以来异地商会在全国各地萌芽、发展和壮大的历程，郑武认为首先要感谢这些年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和政府对非公经济的支持政策。因为，“商会代表了一个企业家群体，每个企业、每个人的命运都跟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借助国家的发展，商会也在发展。”
作为商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政策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细节中：
一是我们国家对统战工作，对工商联的日益重视。
二是多年来国家对非公经济的持续推动和鼓励。
恰恰是在这些重要转过期，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顺应了大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明确了商会发展的战略定位，主动与全国工商联、包括统战部门以及社会上各种非公经济组织进行对接，找到了商会发展的着眼点和机会点。
而在商会日常管理与运行中，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始终围绕会员需求展开各个层面的创新服务。这其中，第二届商会领导班子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第一届创造的基础和平台上，进一步夯实了各种组织机构的功能和服务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创新和延伸了商会附加值。
“商会说大了是个组织，说小了就是一个平台。它所承载的功能和社会责任跟作为个体的企业是不一样的。”
郑武认为，商会必须围绕一个企业家群体来提供基础服务并承担各种社会责任，所以商会需要比企业更具战略高度的顶层设计，更富有前瞻性的发展规划。在这方面，总商会十年来快速发展的主要经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重建章立制，不断夯实商会发展基础。
第二届商会领导班子把建章立制放在第一位，根据商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和修订各方面的制度与规范。
“这方面我们是下了大力气的，可以说第二届我们商会最大努力就是建章立制。”郑武介绍说，“因为我们要打造品牌商会，这需要长期的经营和积累。只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和规范，才能保障商会发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第二、树立了中长期发展目标，并按年度计划落实阶段性目标。
第二届提出打造大商会的总体目标。每次年会都要在总结上一年度的基础上拿出新的发展的目标。
“我们商会每年有年度总结，第二年有目标和计划。上一年没有完成的部分工作目标，转到第二年继续执行和落实。这样我们每一年度的工作计划都完成得很好。”郑武介绍说：对于一些比较远大的阶段性目标，比如我们一直想建一个闽商大厦，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原因，一直没有完成。但我们会顺应国情和商会自身的发展条件，继续去执行它。”
第三、建立了一个专业的执行团队。
“商会没有目标，形同虚设，有了目标完不成，也是空谈。我们做的非常好，而且执行的也很好。”郑武认为，“率先建立了一个专业的执行团队”这是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非常宝贵的一条经验。
重要资质与社会评价
“作为一个异地商会，从规模上来衡量可以发现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已经足够大；如果按商会的经济性、统战性和民间性来衡量，则可以发现总商会在做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强的几个维度。”
就十年来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取得到主要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在同行业中的社会地位来看，郑武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总商会的组织地位得到充分认可。
北京市工商联组首次对在京异地商会的评选活动中，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荣获AAAAA级商会，同时还被认定为北京市社会组织示范基地。
“北京是个政治中心，如果一个社会组织纲领不明确，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对于政府和社会而言都可能构成一种不稳定因素。”，郑武认为，在此背景下，政府对一个社会组织的资质认定负有一定责任，北京福建总商会能够在众多异地商会中脱颖而出，其组织地位连获本领域的两大资质认定，既体现了商会的宗旨与发展目标符合政府与社会需求，也可以说商会的贡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二、 总商会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充分认可。
随着非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吸纳非公经济体中的优秀人才，如何有效教育和团结非公经济体中的流动党员成为一个阶段性课题。
北京市福建企业总商会率先建立了党总支，并迅速升格为包括了三十多个党支部和600多名党员的党委建制。这一大举措，不仅为流动党员接受党的教育，落实党的政策提供了便利，而且为党在非公经济体中发展党员的模式和路径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从而引起了从朝阳区、北京市党政部门到中组部的高度重视和肯定，成为全国非公党建方面的典型。
这一政治地位的获得，既为党在非公经济体中开展党建与统战工作提供了有效的平台，也为商会会员发挥自身在行业中的经验积极参政、议政构建了畅通的管道。
三、 总商会的经济地位得到了充分认可。
随着中国非公经济深入发展，商会影响力持续扩大，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的经济地位和公信力也得到了金融机构的充分认可。
十年来，总商会与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获得银行授信580亿，接近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授信额度（五六百亿）。总商会与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也带动了各分会为会员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积极性，目前总会与分会共获得1200亿银行授信。其中，通过总商会直接为会员企业协调联保联贷16亿，总会及各分会共完成联保联贷等融资额为100多亿。
此外，总商会近年来分别为福建和北京两地招商引资1500多亿和1200多亿，在京、闽等区域合作中充分发挥了其资本动员能力和企业家中的号召力。
“无论是帮助两地政府招商引资，还是在为企业协调银行贷款的过程中，总商会及各分会在在开创新模式的时候，也做到了良好的风险管控，维护了商会及会员企业整体信誉。”
郑武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总商会把握了以下几个原则：
商会融资服务中心为会员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不收取任何服务费；
商会只负责搭建金融服务平台，帮助会员企业与银行之间进行必要的协调与沟通，但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担保。因为“商会的荣誉和成绩归于全体会员，这是一个底线。”
商会与银行合作中，收取银行服务费，这几年总额为几十万，消化了一部分秘书处的运行成本；
四、 总商会的公益地位得到了充分认可。
在2009年福建救灾期间，总商会成功及时争取到唯一一家唯一异地商会的公募基金会——北京京华公益基金会。经过两年的运行，已成为在京各种公益机构中的领先者之一。这一方面反映了总商会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资金募集能力得到了社会公认，同时也说明了总商会对基金会的管理能力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信任和肯定。
商会品质与品牌提升
“北京福建总商会在第二届完成了战略性扩张和平台提升，第三届商会领导班子将着重于商会发展品质与品牌的提升。”
郑武认为在商会品质提升与品牌形象建设中，继续做强、做大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以及与国际同行之间开展密切的战略合作，是时候提上议事日程了。
由于同时身兼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理事长职务，他花了一些时间介绍近年来基金会的运作理念。
基金会成立之初，就按照“公正、公开、透明”这条基金会管理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确定了“集中一到两年时间，先服务于商会会员，再服务于全社会”的发展思路。目前，基金会已经与总商会内部的三十多家会员单位签订了公益事业战略合作服务协议，先后募集4000多万公益资金。第三届商会领导班子计划在此基础上，争取募集公益资金达到一个亿，从而逐步转入社会化服务阶段。
在快速募集资金，壮大基金规模同时，京华公益基金会还在短短的两年中完成了以下几方面的创新公益产品：
一、推出面向重大疾病的“微公益”产品。
京华公益基金会率先在淘宝网上开通支付宝，为社会公众创造在家里和办公室就可以量力而行、随时随地参与公益活动的即时网络捐献平台，从而使新公益的精神和运作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二、创造性推出“时间基金”的公益服务模式。
京华公益基金会动员企业家捐献时间，把创业经验分享给大学生，然后由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动员大学生捐献出一定的时间，到边远山区支教，再把支教期间的经验和体会分享给更多大学生。
通过“时间基金”的成功运作，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把公益活动由传统的“施与”和“受助”关系，转化为捐赠者和受益者亲密互动、彼此分享、协同发展的项目合作与精神交流，使所有公益事业参与者和受助者在共同分享生命尊严、大爱精神同时，不断发扬持续奋斗的信念和梦想。
三、注资500万，成立斜弱视专项基金。
这是在京华公益基金会平台上的第一支专项基金，下一步京华公益基金会计划进一步挖掘和提升商会内部的各种特色资源，与五十多家分支机构合作成立更多的专项基金。同时，与民政部以及社会上的相关基金积极沟通，建立广泛的战略合作探索更专业、高效的发展模式。
“基金会和商会完全不一样，容不得半点出错，更需要稳健发展，更需要坚守基金会的规则：公正，公开，透明。”
郑武说，京华公益基金会将立足总商会这个大平台，结合中国的国情，不断完善和规范基金会的管理制度，继续推出更多的创新公益产品，使之成为展示闽商群体公益精神，拓展总商会品牌形象的窗口之一。
如果说，公益事业的创新发展是总商会由经济层面向精神层面的持续挺进，立足于国内外的大区域合作与跨行业交流则属于总商会由一家“区域性大商会”，向一家开放性的“国际化大商会”华丽转身的过程。
“目前，总商会的一些行业商会已经初具规模，但横向比较来看其中多数企业还是在产业链下游辛苦打拼。”
郑武认为，在国际经济形势前景不明，国内产业急需升级的情况下，这种传统的经营定位和发展模式应该及时得到调整。比如说，北京市木业商会已经做得很大，而前苏联的森林覆盖率比我们中国要好得多，借助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的时机，完全可以邀请一些企业家到俄罗斯去开发当地的木材资源。
未来，总商会将会邀请一些国际上的行业商会到中国来，也会组织总商会下属的行业商会到国外去，持续促进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相关行业的会员企业寻找更多商机与合作机会。同时，通过木业、医疗、水产等行业商会与国家相关的林业部、卫生部等主管部门广泛建立重直联系，不断提升总商会下属企业在本行业中的行业地位和话语权也是总商会未来工作布局中的重要内容。
此外，抓住海西经济区、城镇化战略等国家重大经济战略调整带来的商机，引导会员企业在为京、闽两地等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贡献更多力量、发挥行业示范作用，引导会员企业积极参政议政，为国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建言献策，也都是第三届商会领导班子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前两届商会我们完成了平台提升，现在是从外到内细胞里面的提升。我的使命就是协助我们陈会长把第三届商会发展好，争取把前面未完成的目标如商会大厦建起来，把我们的一些创新服务做得更好，使我们的总商会向品牌大商会不断靠近。”
谈到这些年在商总会的总体感爱时，郑武用一句话来表达他的心情：“我感到荣耀，也感到付出；感到辛苦，也感到喜悦。”
访问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郑武之前，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罗元武曾如此介绍他。
郑武的福州普通话腔调温婉而质朴，总让我想起同为福州籍的老朋友吴绪彬。随后了解到，吴先生出任北京福州商会秘书长，正由于郑武的主张。
“吴先生文化底蕴非常深，老北大毕业生，担任过广电出版社社长。”当时很多老乡担心吴先生年纪大了跑来跑去太辛苦，但郑武觉得商会初创，一定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智者来主持秘书处工作。随后，在福州商会盛情邀约之下，吴先生得以在商界发挥余热，成为异地商会秘书长们中的一面旗帜。
曾认为商会没意思
一位对商会工作如此珍重的企业家，谈到最初与商会的交情时却开口就说：“我是婉拒过商会的人，我曾认为商会是浪费时间。”
这令人意外的观点，正是郑武十年前的真实想法。
“第一届福建在京企业协会组建的时候我公司董事长当选为名誉会长，我常代表他出席会议和活动，但我本人没有加入协会。我们企业当时正处于发展期，我觉得企业做不好，什么都是空的。所以十年前协会组建时，我跟老大哥商量，我们公司出一个人就可以了，福建人在北京要给商会出力，但重点应该放在企业经营上。”
由于此前从金融系统下海，有跟政府部门等社会各界打交道的广泛经验，而且喜欢创新思考，郑武经常在会上就商会如何帮助会员，如何以商养会等核心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
让郑武从相对边缘状态的参与者，转为深度介入省级城市商会运营的统领者和筹办者，是在北京福州商会的组建过程中。
跟福州驻京办郭荣惠主任沟通时，郑武表态说“一个月要把商会成立起来”。
就这样接过一个攸关企业和本人荣誉重任，时间又紧急，郑武没有了退路。
一月之内，从讨论商会的规模和会员发展模式，到马不停蹄的筹备、运做，北京福州商会如期组建成功：商会会长由福建在京企业协会名誉会长来兼任，而郑武本人担任执行常务会长，负责整个商会的执行和运营。
商会举行成立大会那天，时任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中共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等领导应邀出席，就北京福州商会的成立与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趋势发表了指导性讲话，并对商会的成功筹建给予充分肯定。
“一家省级城市商会的筹办居然得到了全国工商联最高长官的认可，”郑武深受激励之余，也开始重新理解异地商会的功能和定位：
企业家办会，重点不是做好一个企业，而是服务好一群企业的问题。
从企业角度考虑，企业家有忙不完的事情，都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干嘛要把商会的事情放到我企业前面？
但是站在商会的角度，毕竟可以把在京优秀企业家以及在京闽籍党政工作人员团结起来，搭建一个企业与企业之间学习借鉴的平台。这样，不仅可以通过商会宣传各行各业在京闽商的经营理念和群体精神，也可以为企业家打造与政府及社会各界沟通、交流的平台。
正由企业和商会的管理有“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之别，这就给原本专注于企业经营的商会统领者们提出新的挑战。
“你不带头，别人不参与；商会做不好，别人也不参与。所以我现在很能体会我们陈春玖会长，因为他早就有这些阅历。”对企业事务与商会工作之间的冲突，郑武深有感触：“以我本人的情况来讲，历经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只有参与了，你才知道其中的乐趣和艰辛。”
一个沉重的选择
北京福建在京企业协会第二届换届时，时任北京福州商会执行常务会长郑武不得不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当时，陈春玖会长、人力资源部主任罗元武，时任福建省驻京办王桂凤主任先后找郑武谈话，希望他出任省商会的秘书长。
“此时，从原来对商会不感兴趣到感兴趣，我就觉得做福州商会也是花这么长时间，做总商会也是做。而且福州是个小圈，省商会是个大圈。省商会平台更大，一个人把有限的时间投入进去，应该是给更大的平台服务。”
这个取与舍的过程其实并不容易，郑武回忆说：“福州商会第一届就要我当会长我没当，因为我觉得商会有一培育过程，应该请一位比我年龄更大、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要当省商会的秘书长，就不再当福州商会的会长。因为我们做企业的时间有限，你只有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才能把它干好，所以我当时就只能决心服务一家了。”
虽已打定主意要去总商会出任秘书长，但郑武还是请求王桂凤主任给自己一个周时间来考虑。
随后，郑武找到了福州商会秘书长和驻京办主任谈了自己的决定，并找福州方方面面进行了沟通。
由于北京福州商会成立比总商会晚，换届时间刚好差一年。郑武提出一个平稳过渡的方案：建议北京福州商会尽快进行改选，改选之前先由自己来兼任执行常务会长。
“行长可以做好银行，不等于可以做好房地产公司。我们企业家成立商会，是要企业家办会。把我推上来，说白了你来了就是要干好，干不好就被人家笑。当时我不去省商会，就是当第二届北京福州商会会长，当然也可以兼任，但你自己心里会不舒服，你不可能样样都干好”。
回顾当年参与组建福州商会、出任执行常务会长，到成功进行过渡和换届，然后出任省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经历，郑武认为自己的使命本身就很清楚：到省商会为更多会员服务。
与商会重叠的另一个十年
当我们梳理中国NGO组织的一支劲旅——中国异地商会的发展历程时，从一些异地商会中的骨干和精英对商会的态度逐步转变，以及与商会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个人与企业传奇里，往往会有一些特别的感触：
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一个持续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过程，那些一味激进的企业把这种整合过程理解为无限的“猎取”甚至于单纯的“竞争”。
但是，有远见的企业家选择将企业目标建立在某个地区各个社会阶层的共同发展愿景上。 郑武就是这样一位企业家。
如果说商场本身是一个竞争惨烈的“战场”，他选择了在”热兵器”大行其道的时代从寸土必争的陈营中走开。他扛着自己的剑与盾，找一处怎么看都不像“兵家必争之地”的山头或者旷野呆下来，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就这样坚守着自己的目标和计划，不为乱云涌动的时尚与潮流所动。
很多年过去后，人们忽然发现：原本无人光顾的山头和旷野，居然成了一个行业、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正在提倡的新生事物。
曾经率先成为北京市税收亿元村的通州区杨庄村，就是这样一处被郑武在十多年前选中的“根据地”：
华西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的漫长故事，吴仁宝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带领村民开始编织；
杨庄村成为与华西村同受关注的“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示范基地，郑武以纯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仅用了十多年时间。
自2001年-2012年，郑武领导的中泽农控股公司通过其子公司北京顺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杨庄村陆续投资100多亿元，先后实施了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核心的城中村改造、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以农村产业升级运营为核心的农村城市化建设等三个历史阶段的三大战略任务。
如今的杨庄村，已实现了村民有住房、有产业、有社保、有就业的“四有”目标，并成为国家对农民和农村政策持续调整过程中的主要典型之一：
2004年，杨庄村被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学习读本》统筹城乡发展、列为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典型案例；
2006年，在中共中央党校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训的首批400多位全国党校领导、高级讲师一行分别到华西村和杨庄村考察，并深入研讨杨庄村新农村建设经验；
2010年，杨庄村被列入北京市50个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重点单位，成为通州区首个纳税亿元村。
2013年十八大前后，杨庄村的发展模式更成为“城镇化战略”的样板，引起福建省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在该省选定符合条件的地市复制“杨庄模式”。
那么，这样一位擅长于给影响深远的宏观政策提供“试点和模式”的企业家，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十年来的发展模式和成果又有哪些独到观察呢？
郑武首先从总商会发展的大环境与顶层设计谈起。
总商会的主要经验
“我们国家历史上出现了十大商帮，都有自己的会馆和组织。无非是说，由于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体制导致民间商会组织发展一度中断，在新的历史时期商会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其发展和运营的规律，才成为大家共同探索的课题。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在北京走过的十年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就改革开放以来异地商会在全国各地萌芽、发展和壮大的历程，郑武认为首先要感谢这些年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和政府对非公经济的支持政策。因为，“商会代表了一个企业家群体，每个企业、每个人的命运都跟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借助国家的发展，商会也在发展。”
作为商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政策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细节中：
一是我们国家对统战工作，对工商联的日益重视。
二是多年来国家对非公经济的持续推动和鼓励。
恰恰是在这些重要转过期，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顺应了大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明确了商会发展的战略定位，主动与全国工商联、包括统战部门以及社会上各种非公经济组织进行对接，找到了商会发展的着眼点和机会点。
而在商会日常管理与运行中，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始终围绕会员需求展开各个层面的创新服务。这其中，第二届商会领导班子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第一届创造的基础和平台上，进一步夯实了各种组织机构的功能和服务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创新和延伸了商会附加值。
“商会说大了是个组织，说小了就是一个平台。它所承载的功能和社会责任跟作为个体的企业是不一样的。”
郑武认为，商会必须围绕一个企业家群体来提供基础服务并承担各种社会责任，所以商会需要比企业更具战略高度的顶层设计，更富有前瞻性的发展规划。在这方面，总商会十年来快速发展的主要经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重建章立制，不断夯实商会发展基础。
第二届商会领导班子把建章立制放在第一位，根据商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和修订各方面的制度与规范。
“这方面我们是下了大力气的，可以说第二届我们商会最大努力就是建章立制。”郑武介绍说，“因为我们要打造品牌商会，这需要长期的经营和积累。只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和规范，才能保障商会发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第二、树立了中长期发展目标，并按年度计划落实阶段性目标。
第二届提出打造大商会的总体目标。每次年会都要在总结上一年度的基础上拿出新的发展的目标。
“我们商会每年有年度总结，第二年有目标和计划。上一年没有完成的部分工作目标，转到第二年继续执行和落实。这样我们每一年度的工作计划都完成得很好。”郑武介绍说：对于一些比较远大的阶段性目标，比如我们一直想建一个闽商大厦，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原因，一直没有完成。但我们会顺应国情和商会自身的发展条件，继续去执行它。”
第三、建立了一个专业的执行团队。
“商会没有目标，形同虚设，有了目标完不成，也是空谈。我们做的非常好，而且执行的也很好。”郑武认为，“率先建立了一个专业的执行团队”这是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非常宝贵的一条经验。
重要资质与社会评价
“作为一个异地商会，从规模上来衡量可以发现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已经足够大；如果按商会的经济性、统战性和民间性来衡量，则可以发现总商会在做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强的几个维度。”
就十年来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取得到主要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在同行业中的社会地位来看，郑武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总商会的组织地位得到充分认可。
北京市工商联组首次对在京异地商会的评选活动中，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荣获AAAAA级商会，同时还被认定为北京市社会组织示范基地。
“北京是个政治中心，如果一个社会组织纲领不明确，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对于政府和社会而言都可能构成一种不稳定因素。”，郑武认为，在此背景下，政府对一个社会组织的资质认定负有一定责任，北京福建总商会能够在众多异地商会中脱颖而出，其组织地位连获本领域的两大资质认定，既体现了商会的宗旨与发展目标符合政府与社会需求，也可以说商会的贡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二、 总商会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充分认可。
随着非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吸纳非公经济体中的优秀人才，如何有效教育和团结非公经济体中的流动党员成为一个阶段性课题。
北京市福建企业总商会率先建立了党总支，并迅速升格为包括了三十多个党支部和600多名党员的党委建制。这一大举措，不仅为流动党员接受党的教育，落实党的政策提供了便利，而且为党在非公经济体中发展党员的模式和路径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从而引起了从朝阳区、北京市党政部门到中组部的高度重视和肯定，成为全国非公党建方面的典型。
这一政治地位的获得，既为党在非公经济体中开展党建与统战工作提供了有效的平台，也为商会会员发挥自身在行业中的经验积极参政、议政构建了畅通的管道。
三、 总商会的经济地位得到了充分认可。
随着中国非公经济深入发展，商会影响力持续扩大，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的经济地位和公信力也得到了金融机构的充分认可。
十年来，总商会与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获得银行授信580亿，接近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授信额度（五六百亿）。总商会与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也带动了各分会为会员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积极性，目前总会与分会共获得1200亿银行授信。其中，通过总商会直接为会员企业协调联保联贷16亿，总会及各分会共完成联保联贷等融资额为100多亿。
此外，总商会近年来分别为福建和北京两地招商引资1500多亿和1200多亿，在京、闽等区域合作中充分发挥了其资本动员能力和企业家中的号召力。
“无论是帮助两地政府招商引资，还是在为企业协调银行贷款的过程中，总商会及各分会在在开创新模式的时候，也做到了良好的风险管控，维护了商会及会员企业整体信誉。”
郑武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总商会把握了以下几个原则：
商会融资服务中心为会员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不收取任何服务费；
商会只负责搭建金融服务平台，帮助会员企业与银行之间进行必要的协调与沟通，但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担保。因为“商会的荣誉和成绩归于全体会员，这是一个底线。”
商会与银行合作中，收取银行服务费，这几年总额为几十万，消化了一部分秘书处的运行成本；
四、 总商会的公益地位得到了充分认可。
在2009年福建救灾期间，总商会成功及时争取到唯一一家唯一异地商会的公募基金会——北京京华公益基金会。经过两年的运行，已成为在京各种公益机构中的领先者之一。这一方面反映了总商会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资金募集能力得到了社会公认，同时也说明了总商会对基金会的管理能力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信任和肯定。
商会品质与品牌提升
“北京福建总商会在第二届完成了战略性扩张和平台提升，第三届商会领导班子将着重于商会发展品质与品牌的提升。”
郑武认为在商会品质提升与品牌形象建设中，继续做强、做大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以及与国际同行之间开展密切的战略合作，是时候提上议事日程了。
由于同时身兼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理事长职务，他花了一些时间介绍近年来基金会的运作理念。
基金会成立之初，就按照“公正、公开、透明”这条基金会管理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确定了“集中一到两年时间，先服务于商会会员，再服务于全社会”的发展思路。目前，基金会已经与总商会内部的三十多家会员单位签订了公益事业战略合作服务协议，先后募集4000多万公益资金。第三届商会领导班子计划在此基础上，争取募集公益资金达到一个亿，从而逐步转入社会化服务阶段。
在快速募集资金，壮大基金规模同时，京华公益基金会还在短短的两年中完成了以下几方面的创新公益产品：
一、推出面向重大疾病的“微公益”产品。
京华公益基金会率先在淘宝网上开通支付宝，为社会公众创造在家里和办公室就可以量力而行、随时随地参与公益活动的即时网络捐献平台，从而使新公益的精神和运作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二、创造性推出“时间基金”的公益服务模式。
京华公益基金会动员企业家捐献时间，把创业经验分享给大学生，然后由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动员大学生捐献出一定的时间，到边远山区支教，再把支教期间的经验和体会分享给更多大学生。
通过“时间基金”的成功运作，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把公益活动由传统的“施与”和“受助”关系，转化为捐赠者和受益者亲密互动、彼此分享、协同发展的项目合作与精神交流，使所有公益事业参与者和受助者在共同分享生命尊严、大爱精神同时，不断发扬持续奋斗的信念和梦想。
三、注资500万，成立斜弱视专项基金。
这是在京华公益基金会平台上的第一支专项基金，下一步京华公益基金会计划进一步挖掘和提升商会内部的各种特色资源，与五十多家分支机构合作成立更多的专项基金。同时，与民政部以及社会上的相关基金积极沟通，建立广泛的战略合作探索更专业、高效的发展模式。
“基金会和商会完全不一样，容不得半点出错，更需要稳健发展，更需要坚守基金会的规则：公正，公开，透明。”
郑武说，京华公益基金会将立足总商会这个大平台，结合中国的国情，不断完善和规范基金会的管理制度，继续推出更多的创新公益产品，使之成为展示闽商群体公益精神，拓展总商会品牌形象的窗口之一。
如果说，公益事业的创新发展是总商会由经济层面向精神层面的持续挺进，立足于国内外的大区域合作与跨行业交流则属于总商会由一家“区域性大商会”，向一家开放性的“国际化大商会”华丽转身的过程。
“目前，总商会的一些行业商会已经初具规模，但横向比较来看其中多数企业还是在产业链下游辛苦打拼。”
郑武认为，在国际经济形势前景不明，国内产业急需升级的情况下，这种传统的经营定位和发展模式应该及时得到调整。比如说，北京市木业商会已经做得很大，而前苏联的森林覆盖率比我们中国要好得多，借助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的时机，完全可以邀请一些企业家到俄罗斯去开发当地的木材资源。
未来，总商会将会邀请一些国际上的行业商会到中国来，也会组织总商会下属的行业商会到国外去，持续促进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相关行业的会员企业寻找更多商机与合作机会。同时，通过木业、医疗、水产等行业商会与国家相关的林业部、卫生部等主管部门广泛建立重直联系，不断提升总商会下属企业在本行业中的行业地位和话语权也是总商会未来工作布局中的重要内容。
此外，抓住海西经济区、城镇化战略等国家重大经济战略调整带来的商机，引导会员企业在为京、闽两地等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贡献更多力量、发挥行业示范作用，引导会员企业积极参政议政，为国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建言献策，也都是第三届商会领导班子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前两届商会我们完成了平台提升，现在是从外到内细胞里面的提升。我的使命就是协助我们陈会长把第三届商会发展好，争取把前面未完成的目标如商会大厦建起来，把我们的一些创新服务做得更好，使我们的总商会向品牌大商会不断靠近。”
谈到这些年在商总会的总体感爱时，郑武用一句话来表达他的心情：“我感到荣耀，也感到付出；感到辛苦，也感到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