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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时间，会员企业发展到13600多名，会员企业总产值过万亿，帮助北京招商引资1600多亿，帮助福建省招商引资1500多亿。还有更多的数字和荣誉，记录了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一路走来的辉煌。
作为一个集经济性、民间性、统战性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如何通过人力资源制度建设加强会员企业的凝聚力，如何使商会平台资源普惠于广大会员群体呢？
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兼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罗元武为我们还原了其中的重要节点和实操经验。
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发展模式扫描：
当我们想从商会的人事角度，梳理一下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十年来的发展动力时，罗元武给我们提供了独到而超脱的答案。
罗元武现任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兼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也是创会初期的元老之一。就商会改选、后来的换届，以及总会与分会的关系处理等管理发展中的重大时刻，他帮我们还原了在京闽商群体持续探索民主办会之路的动人故事。
“我给会长承诺，我帮忙不添乱。”罗元武形象地解释自己的工作就是“鞍前马后。”所谓“鞍前”，该冲锋的时候冲锋；所谓“马后”，他开玩笑说，“当你们记者来的时候，我就要退在后面了！”
在总商会，罗元武属于“随叫随到型”的领导，也是大家的“开心钥匙”。如果秘书处的同事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难题，找他聊聊是不错的选择。
“有利于商会发展和维护会长名誉的一定要做。影响商会发展和毁坏会长名誉的坚决不能做。”
这是罗元武经常在秘书处强调的两个原则，他认为办商会不是做企业，是要为广大会员服务的，“商会会长的形象就是商会的形象。如果会长都没形象，这商会能好到哪儿去？”
“破门而出能飞天，冲门而进能翔海”，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曾如此妙解闽商精神。前一句是闽商群体“爱拼会赢”的注脚，而后一句则无疑是对闽商们开阔胸怀的推崇。
罗元武正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当你听说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有一万多名会员时，可能会为其规模而感叹；当你看到罗元武，这位来自福州的企业家跨越了地域色彩，尽其全力维护总商会和来自莆田的企业家总商会会长——陈春玖的战略意图时，则不能不为闽商群体的团结精神和总商会的凝聚力而振奋。
模糊地带的探索
1998年-2001年，北京市福建在京企业协会至少筹备了有四年时间。
当时，各地已出现了不少企业家自己组织的老乡会、联谊会，但是组建正式的协会，有关部门对成立社团还是比较谨慎的。
福建省地方政府对此持积极支持态度，不仅与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多次沟通，还派福建省工商联与北京市工商联开了几个碰头会。罗元武记得有一回在北京市工商联办公大楼里面开会时，还请了北京市公安局负责治安的领导来参加。
这期间，在上海有筹备协会经验的王聚仁调任福建省驻京办主任。他的加入推进了筹备工作进展。
筹备过程中，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搭建协会的领导班子。一方面，要考虑到当时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企业家对协会的认识也还停留在比较模糊的层面。
“当时大家都认为商会这个东西很虚，无非就是让我交点会费，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认识认识一些领导。”罗元武回忆说，当时更多协会是官办的，一些民间成立的协会还是停留在比较流行的老乡联谊会办会模式，大家普遍觉得商会起的作用不大。“所以做商会搭班子的时候，不好搭。”
最终经过多次协商，形成一个折衷方案：
挂靠北京经济信息委员会，请时任驻京办的一个副主任来当会长。
这样，上面有当地主管单位，会长也是国家公务员，企业家只是当会员。如此可以确保不出问题。
2001年9月，经北京市经委核准，北京市民政局审批注册，新成立的“北京市福建在京企业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成立仪式。罗元武看到当年商会成立时在人民大会堂拍摄的老照片，忽然有些兴奋，也有些感慨；想起当年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罗元武一边指出照片中人物的姓名和当时的职务，一边回忆说：我们缺少一个成熟商会作为榜样，一切都靠自已摸着石头过河，之所以在人民大会堂搞成立仪式，就是想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但没想到能发展成今天这么大规模。
改选，谁来当会长？
北京市福建在京企业协会运行两年后，首任会长因公调回福建去了。
此时会员们有了新的诉求：交了会费，协会就要为会员提供更多服务。大家一致的意见，借这个机会干脆让企业家来当会长。
当时，福建省9个地市在北京的企业家，不乏有实力雄厚的群体。可以说从不少地市中都能找到会长的候选人，但是到底谁当会长最合适？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罗元武属于福州商人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力主“陈春玖最合适”。
罗元武认为，一个商会的会长首先要具备几个条件：
第一、 要喜欢这个商会，对会务工作感兴趣。
第二、 光喜欢没用，他要有经验，懂得怎么做。陈春玖已当了几年北京莆田商会的会长，莆田商会就是成功的例子。
第三，他的企业在北京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
还有一点，陈春玖当时是莆田市的人大常委，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参政议政能力也很强。驻京办也是多次找我谈话，我当时就说了，我认为我不适合当会长。我极力推荐陈春玖当会长。协助会长我是没问题的。”罗元武记得当年陪同福建驻京办经济联络处的同志走访飘飘食品的董事长卓培新及中夏兴业董事长叶文喜等福建各地在京企业家代表时，他的建议也得到了大家认同。
“你与陈会长的交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罗元武回答说，要说到交情，应该说从协会筹备组开始的。对陈春玖的感情“是从协会的感情发展到个人的感情”。
2003年12月8日，在协会的基础上加挂成立了福建省工商联（总商会）北京分会（2005年8月更名为“北京福建企业商会”，2009年6月升格为“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从此进入了企业家办会的历程。 此次广泛集纳了福建9个地市在京企业家代表意见和建议的改选中，陈春玖众望所归，担任了首届商会会长，也是第一位企业家会长。
和“大商会”有关的几件大事
在陈春玖的第一个任期中，“建设大商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个战略性的决策，集中了福建省驻京办和陈春玖会长的共同愿景。
“既然是建设大商会，就要有具体的标准。”罗元武回忆说，当时提出了两个目标，一是企业家做好企业同时，为社会做点公益事业，所以成立了商会慈善基金管理委员会——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的前身；二是大商会要凝聚八闽大地九个地市在内的地区商会，缺一不可。
在建设大商会的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应运而生。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除了负责新增副会长以上职务会员的人事考察工作，还要把关各地市分会或行业分会的成立。
“这期间，并非所有的地区性分会都愿意加入到总商会来。为了成立地市分会，陈春玖会长带着我一家一家拜访了九个地市的驻京办。总商会秘书处也积极配合会长在省、市、地区驻京办的协调。”
说起打造大商会期间的日日夜夜与点点滴滴，罗元武说要感恩几方面的力量：
第一，是各地市闽商比较团结，大家齐心协力要建设一个共同的资源平台。
第二，尤其要感恩于王聚仁主任、王桂凤主任、孔繁圣主任等从省驻京办到各地市驻京办方方面面的鼎力支持。
如果没有他们多次开会协调和强调，这个大商会不是那么容易打造的。如果完全靠企业家自身，或许也能成功，但比较艰难，更不可能有现在的规模。”
大商会的整体框架建立起来之后，省级商会和各分会之间的关系问题逐渐出现：
第一个问题，总会与分会的利益。一些分会的秘书长提出当一个企业既参加分会又参加省级商会的时候，会出现多头交费的情况，加重了企业负担。同时，省级商会和下面的地区分会主要收入来源是会费，双方可能会出现“抢资源”的局面。
对于这个问题，省级商会明确了以副会长会员企业为核心，副会长以下的会费由各分会收。另外，当少数企业自愿直接加入省级商会时，省级商会在建议其到分会加入无果的情况下，可将其作为直属会员。并出台了具体的会费交纳规则：实行分会会长担任省商会常务副会长或副会长交纳团体会费制，各分会上报的理事、常务理事免交会费制。这样即减少了会员多头参会、多家交费问题，又保护了各分会发展核心利益。
相对于省级商会与各分会的利益平衡，第二个问题则比较棘手：一些分会感觉作为“北京福建企业商会XX分会”的名称不好听。因此，在开大会的时候，都不愿挂省级商会的名称，这样省商会的人去参会时往往会很尴尬。
如果长此以往，“大商会”的形象和影响力将很难拓展。
有一次，陈文育执行副秘书长来找罗元武沟通，提出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罗元武反问道。
“我们向工商联学习，把北京福建企业商会升格为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各分会统一命名为“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XX商会。这样不就好了吗？”，陈文育胸有成竹。
罗元武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两人当即去找了北京市民政局沟通并获得批复。就这样，加一个“总”字，总会、分会、以及社团管理部门，各方皆大欢喜。
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如今成为北京市异地商会中唯一的省级总商会。
在建设大商会有关的几件大事中，罗元武为“北京闽商投资担保公司”没有做到足够的规模感到遗憾。北京闽商投资担保公司是在2006年为解决会员企业融资难问题而成立的。当时，这个担保公司吸纳了二三十个会员股东，注册资金达2.1亿元。“在当时的政策背景下这个担保公司做起来比较难，所以不是特别的有规模和影响力。但至少说明我们思路是超前的，符合当时的市场需求。”罗元武回忆说：“如果这个担保公司也发展得非常好，为我们在京闽商做出很多帮助的话，我们的大商会就可以说是好上加好了。”
为“换届”进行的人选推荐
“商会办得好与坏，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
罗元武认为在异地商会这样的松散型民间社团组织中，小有小的难处，大有大的问题，这其中寻找稳妥的商会领导人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的发展历程中，商会领导班子分布多年来坚持了一种基于各地区代表性的“平衡原则”。
比如，第一届没有设立秘书长职务。第二届为了平衡各地市的关系及常务副会长和副会长的比例，陈春玖会长连任，增设了秘书长职位，由来自福州的企业家郑武来担任，而总商会的监事长职位则由来自泉州的吴华强来担任。
但是，第三届商会领导班子换届就没有如此简单了。
因为此时的总商会会员人数已过万，成为一个各副其实的“大商会”。如果此时草率换届，可能会导致继续推进“大商会”的总体工作出现大问题。
对此，在第三届换届时，罗元武跟陈春玖会长，还有驻京办的领导多次探讨过领导班子的问题。当时大家提出一个换届的原则和基准：珍惜荣誉，平稳过渡，展望未来。
但是，罗元武认为“平稳过渡”有个时间问题，也应有过渡期间的制度与人选安排。
“过渡是一个词，怎么过渡法？过渡不好，班子会散。这就有学问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罗元武向陈春玖会长以及驻京办的领导提出了这个问题。
最后，换届领导小组经过开会讨论决定：为了商会领导班子稳定，一届四年，大家都连任。两年以后产生一个执行会长，把执行会长作为下一届会长候选人重点培养。
这样，总共两年的过渡时间就够了，也就是第三年选举产生一个执行会长作为第四届的会长人选。这样，执行会长可以在全面主持工作前对总商会的情况有熟悉的过程。
秘书处一招呼，我就来了！
“秘书处一叫我：罗总！考察……我马上就过来了。我不能耽误人家的发展，我如果不抓紧，候选人的名单上就没有他的名额，可能就得到下一批了。有时到快开会了我就突击考察，还要写一个人力资源委员会的考察报告。有时集中跑几天，北京城到处跑……”
作为考察总商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等职务会员人选的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这是罗元武的日常工作状态，他履行这份职责的底线就是：我不能给商会和会长掉链子，不能光说不练，要脚踏实地的实干。
罗元武珍视与商会领导班子、与秘书处工作人员多年相处下来的那份浓得化不开的情谊。他认为自己就适合干这个人事工作，陈春玖就是适合当会长，吴华强适合当监事长，他做监事长没有人会不放心，而郑武最有执行力和创新力，是秘书长理想的人选，秘书处在郑武的带领下都全力执行会长和会长办公会的精神，使商会的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个好的执行副秘书长非常关键，他是公务员出身，文笔好，又热爱商会工作，服从好几级领导，对谁都客客气气的。”罗元武还特别提到执行副秘书长陈文育及秘书处对商会的贡献，“还有和商会共同成长的三个部长：刘媛媛、潘建明、苏春芳对商会的事务全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全身心为商会的每一位会员服务。”
作为一个集经济性、民间性、统战性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如何通过人力资源制度建设加强会员企业的凝聚力，如何使商会平台资源普惠于广大会员群体呢？
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兼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罗元武为我们还原了其中的重要节点和实操经验。
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发展模式扫描：
当我们想从商会的人事角度，梳理一下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十年来的发展动力时，罗元武给我们提供了独到而超脱的答案。
罗元武现任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兼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也是创会初期的元老之一。就商会改选、后来的换届，以及总会与分会的关系处理等管理发展中的重大时刻，他帮我们还原了在京闽商群体持续探索民主办会之路的动人故事。
“我给会长承诺，我帮忙不添乱。”罗元武形象地解释自己的工作就是“鞍前马后。”所谓“鞍前”，该冲锋的时候冲锋；所谓“马后”，他开玩笑说，“当你们记者来的时候，我就要退在后面了！”
在总商会，罗元武属于“随叫随到型”的领导，也是大家的“开心钥匙”。如果秘书处的同事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难题，找他聊聊是不错的选择。
“有利于商会发展和维护会长名誉的一定要做。影响商会发展和毁坏会长名誉的坚决不能做。”
这是罗元武经常在秘书处强调的两个原则，他认为办商会不是做企业，是要为广大会员服务的，“商会会长的形象就是商会的形象。如果会长都没形象，这商会能好到哪儿去？”
“破门而出能飞天，冲门而进能翔海”，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曾如此妙解闽商精神。前一句是闽商群体“爱拼会赢”的注脚，而后一句则无疑是对闽商们开阔胸怀的推崇。
罗元武正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当你听说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有一万多名会员时，可能会为其规模而感叹；当你看到罗元武，这位来自福州的企业家跨越了地域色彩，尽其全力维护总商会和来自莆田的企业家总商会会长——陈春玖的战略意图时，则不能不为闽商群体的团结精神和总商会的凝聚力而振奋。
模糊地带的探索
1998年-2001年，北京市福建在京企业协会至少筹备了有四年时间。
当时，各地已出现了不少企业家自己组织的老乡会、联谊会，但是组建正式的协会，有关部门对成立社团还是比较谨慎的。
福建省地方政府对此持积极支持态度，不仅与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多次沟通，还派福建省工商联与北京市工商联开了几个碰头会。罗元武记得有一回在北京市工商联办公大楼里面开会时，还请了北京市公安局负责治安的领导来参加。
这期间，在上海有筹备协会经验的王聚仁调任福建省驻京办主任。他的加入推进了筹备工作进展。
筹备过程中，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搭建协会的领导班子。一方面，要考虑到当时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企业家对协会的认识也还停留在比较模糊的层面。
“当时大家都认为商会这个东西很虚，无非就是让我交点会费，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认识认识一些领导。”罗元武回忆说，当时更多协会是官办的，一些民间成立的协会还是停留在比较流行的老乡联谊会办会模式，大家普遍觉得商会起的作用不大。“所以做商会搭班子的时候，不好搭。”
最终经过多次协商，形成一个折衷方案：
挂靠北京经济信息委员会，请时任驻京办的一个副主任来当会长。
这样，上面有当地主管单位，会长也是国家公务员，企业家只是当会员。如此可以确保不出问题。
2001年9月，经北京市经委核准，北京市民政局审批注册，新成立的“北京市福建在京企业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成立仪式。罗元武看到当年商会成立时在人民大会堂拍摄的老照片，忽然有些兴奋，也有些感慨；想起当年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罗元武一边指出照片中人物的姓名和当时的职务，一边回忆说：我们缺少一个成熟商会作为榜样，一切都靠自已摸着石头过河，之所以在人民大会堂搞成立仪式，就是想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但没想到能发展成今天这么大规模。
改选，谁来当会长？
北京市福建在京企业协会运行两年后，首任会长因公调回福建去了。
此时会员们有了新的诉求：交了会费，协会就要为会员提供更多服务。大家一致的意见，借这个机会干脆让企业家来当会长。
当时，福建省9个地市在北京的企业家，不乏有实力雄厚的群体。可以说从不少地市中都能找到会长的候选人，但是到底谁当会长最合适？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罗元武属于福州商人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力主“陈春玖最合适”。
罗元武认为，一个商会的会长首先要具备几个条件：
第一、 要喜欢这个商会，对会务工作感兴趣。
第二、 光喜欢没用，他要有经验，懂得怎么做。陈春玖已当了几年北京莆田商会的会长，莆田商会就是成功的例子。
第三，他的企业在北京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
还有一点，陈春玖当时是莆田市的人大常委，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参政议政能力也很强。驻京办也是多次找我谈话，我当时就说了，我认为我不适合当会长。我极力推荐陈春玖当会长。协助会长我是没问题的。”罗元武记得当年陪同福建驻京办经济联络处的同志走访飘飘食品的董事长卓培新及中夏兴业董事长叶文喜等福建各地在京企业家代表时，他的建议也得到了大家认同。
“你与陈会长的交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罗元武回答说，要说到交情，应该说从协会筹备组开始的。对陈春玖的感情“是从协会的感情发展到个人的感情”。
2003年12月8日，在协会的基础上加挂成立了福建省工商联（总商会）北京分会（2005年8月更名为“北京福建企业商会”，2009年6月升格为“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从此进入了企业家办会的历程。 此次广泛集纳了福建9个地市在京企业家代表意见和建议的改选中，陈春玖众望所归，担任了首届商会会长，也是第一位企业家会长。
和“大商会”有关的几件大事
在陈春玖的第一个任期中，“建设大商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个战略性的决策，集中了福建省驻京办和陈春玖会长的共同愿景。
“既然是建设大商会，就要有具体的标准。”罗元武回忆说，当时提出了两个目标，一是企业家做好企业同时，为社会做点公益事业，所以成立了商会慈善基金管理委员会——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的前身；二是大商会要凝聚八闽大地九个地市在内的地区商会，缺一不可。
在建设大商会的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应运而生。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除了负责新增副会长以上职务会员的人事考察工作，还要把关各地市分会或行业分会的成立。
“这期间，并非所有的地区性分会都愿意加入到总商会来。为了成立地市分会，陈春玖会长带着我一家一家拜访了九个地市的驻京办。总商会秘书处也积极配合会长在省、市、地区驻京办的协调。”
说起打造大商会期间的日日夜夜与点点滴滴，罗元武说要感恩几方面的力量：
第一，是各地市闽商比较团结，大家齐心协力要建设一个共同的资源平台。
第二，尤其要感恩于王聚仁主任、王桂凤主任、孔繁圣主任等从省驻京办到各地市驻京办方方面面的鼎力支持。
如果没有他们多次开会协调和强调，这个大商会不是那么容易打造的。如果完全靠企业家自身，或许也能成功，但比较艰难，更不可能有现在的规模。”
大商会的整体框架建立起来之后，省级商会和各分会之间的关系问题逐渐出现：
第一个问题，总会与分会的利益。一些分会的秘书长提出当一个企业既参加分会又参加省级商会的时候，会出现多头交费的情况，加重了企业负担。同时，省级商会和下面的地区分会主要收入来源是会费，双方可能会出现“抢资源”的局面。
对于这个问题，省级商会明确了以副会长会员企业为核心，副会长以下的会费由各分会收。另外，当少数企业自愿直接加入省级商会时，省级商会在建议其到分会加入无果的情况下，可将其作为直属会员。并出台了具体的会费交纳规则：实行分会会长担任省商会常务副会长或副会长交纳团体会费制，各分会上报的理事、常务理事免交会费制。这样即减少了会员多头参会、多家交费问题，又保护了各分会发展核心利益。
相对于省级商会与各分会的利益平衡，第二个问题则比较棘手：一些分会感觉作为“北京福建企业商会XX分会”的名称不好听。因此，在开大会的时候，都不愿挂省级商会的名称，这样省商会的人去参会时往往会很尴尬。
如果长此以往，“大商会”的形象和影响力将很难拓展。
有一次，陈文育执行副秘书长来找罗元武沟通，提出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罗元武反问道。
“我们向工商联学习，把北京福建企业商会升格为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各分会统一命名为“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XX商会。这样不就好了吗？”，陈文育胸有成竹。
罗元武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两人当即去找了北京市民政局沟通并获得批复。就这样，加一个“总”字，总会、分会、以及社团管理部门，各方皆大欢喜。
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如今成为北京市异地商会中唯一的省级总商会。
在建设大商会有关的几件大事中，罗元武为“北京闽商投资担保公司”没有做到足够的规模感到遗憾。北京闽商投资担保公司是在2006年为解决会员企业融资难问题而成立的。当时，这个担保公司吸纳了二三十个会员股东，注册资金达2.1亿元。“在当时的政策背景下这个担保公司做起来比较难，所以不是特别的有规模和影响力。但至少说明我们思路是超前的，符合当时的市场需求。”罗元武回忆说：“如果这个担保公司也发展得非常好，为我们在京闽商做出很多帮助的话，我们的大商会就可以说是好上加好了。”
为“换届”进行的人选推荐
“商会办得好与坏，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
罗元武认为在异地商会这样的松散型民间社团组织中，小有小的难处，大有大的问题，这其中寻找稳妥的商会领导人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的发展历程中，商会领导班子分布多年来坚持了一种基于各地区代表性的“平衡原则”。
比如，第一届没有设立秘书长职务。第二届为了平衡各地市的关系及常务副会长和副会长的比例，陈春玖会长连任，增设了秘书长职位，由来自福州的企业家郑武来担任，而总商会的监事长职位则由来自泉州的吴华强来担任。
但是，第三届商会领导班子换届就没有如此简单了。
因为此时的总商会会员人数已过万，成为一个各副其实的“大商会”。如果此时草率换届，可能会导致继续推进“大商会”的总体工作出现大问题。
对此，在第三届换届时，罗元武跟陈春玖会长，还有驻京办的领导多次探讨过领导班子的问题。当时大家提出一个换届的原则和基准：珍惜荣誉，平稳过渡，展望未来。
但是，罗元武认为“平稳过渡”有个时间问题，也应有过渡期间的制度与人选安排。
“过渡是一个词，怎么过渡法？过渡不好，班子会散。这就有学问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罗元武向陈春玖会长以及驻京办的领导提出了这个问题。
最后，换届领导小组经过开会讨论决定：为了商会领导班子稳定，一届四年，大家都连任。两年以后产生一个执行会长，把执行会长作为下一届会长候选人重点培养。
这样，总共两年的过渡时间就够了，也就是第三年选举产生一个执行会长作为第四届的会长人选。这样，执行会长可以在全面主持工作前对总商会的情况有熟悉的过程。
秘书处一招呼，我就来了！
“秘书处一叫我：罗总！考察……我马上就过来了。我不能耽误人家的发展，我如果不抓紧，候选人的名单上就没有他的名额，可能就得到下一批了。有时到快开会了我就突击考察，还要写一个人力资源委员会的考察报告。有时集中跑几天，北京城到处跑……”
作为考察总商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等职务会员人选的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这是罗元武的日常工作状态，他履行这份职责的底线就是：我不能给商会和会长掉链子，不能光说不练，要脚踏实地的实干。
罗元武珍视与商会领导班子、与秘书处工作人员多年相处下来的那份浓得化不开的情谊。他认为自己就适合干这个人事工作，陈春玖就是适合当会长，吴华强适合当监事长，他做监事长没有人会不放心，而郑武最有执行力和创新力，是秘书长理想的人选，秘书处在郑武的带领下都全力执行会长和会长办公会的精神，使商会的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个好的执行副秘书长非常关键，他是公务员出身，文笔好，又热爱商会工作，服从好几级领导，对谁都客客气气的。”罗元武还特别提到执行副秘书长陈文育及秘书处对商会的贡献，“还有和商会共同成长的三个部长：刘媛媛、潘建明、苏春芳对商会的事务全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全身心为商会的每一位会员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