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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在招聘员工时，一直想招到个协和医科大的毕业生，就是那种本科就考上协和、连读八年以上、一出来就拥有博士学位的。在我看来，协和就是中国医学院的圣殿，其学生值得培养，其医生值得尊重，其医院值得信赖。
在北京工作生活这么多年，和协和的缘份当然还是从看病开始的。当时我被公司派去法国常驻，回国期间，因为疑似鼻炎或者过敏而通过同事叶女士找到其在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父亲叶世泰主任。那次看病时，叶老先生温文尔雅，慢声细语，但是判断果断。他告诉我，鼻中隔弯曲及鼻夹肥大是个常见现象，很多人都有，手术治疗可以改善，但是也有负面作用。他也让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螨虫这种和人类长期相伴的动物。
这次看病让我知道这种毛病不容易治愈，也应该找到过敏源。过敏源则可能千变万化，从春天的花粉、雾霾、尘土到伴生的螨虫——也就是那种长期蛰伏在被褥床垫和沙发地毯中、个头不到1毫米以至于肉眼基本看不到的微型害虫。螨虫与我们朝夕相处，有几十种之多，最常见的是尘螨，权威资料上说90%以上的人天天被螨虫感染。螨虫的尸体、分泌物和排泄物都是可以致病的过敏源，也就是说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毛病，只是反应程度不同而已。
至于雾霾和尘土则不可小觑。现在许多朋友久居海外，短暂回国几周都感到不适应，或者过敏或者感冒，见面时一把鼻涕一把泪，吃饭时纸巾全程不离手。但是他们一旦回到其长期生活的北美或者西欧状况就自然好了，不治而愈。相比之下，早已身处严重污染中的我们倒没事，已经比较适应了。
给我瞧病的叶老先生出身于江苏一个富裕的大家庭，从小到大一直都接受良好教育。大学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那是新中国建立前的一所西方教会学校，有“东方哈佛”的美誉，创下过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曾经培育过林语堂、邹韬奋、宋子文和贝聿铭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解散。叶老先生在退休前已经是国内变态反应学科的泰斗级人物，和我们备受尊敬的领导、同样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中信公司创始人、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熟识。所以我也能借着和叶女士同事这层关系，因一个很多人都有的小病去看大师级的医生，占用了叶先生医治疑难病症患者的保贵时间。
叶先生的劝诱让我想起来西方医生的做法，就是告诉你真相，而不是只挑好的说，这点符合教会学校的理念。法国的天主教会医院、美国的那些基督教医院始终秉承治病救人的精神，即使患者没钱，他们也会告诉你真相。
几年后我又一次接触协和医院。那年因为胸闷，回国后去老家哈尔滨市，顺便找了个熟悉的医院和熟悉的医生查了托普勒。之后这个医生告诉我左心室偏大，得追加检查看究竟是功能性的还是气质性的。这个结论令我不安，因为心脏是人身体的发动机，无论何种病变都会产生严重后果。
回京后请叶女士麻烦叶老先生介绍了个协和的著名医生，是位中年女医生，一脸干练。由于介绍人德高望重，我也就享受了一般患者没能享受的待遇。她让我躺在那里，自己一面不停地移动着鼠标查看我貌似左心室偏大位置的托普勒图像，一面给我科普，讲解心脏构造和左右心室的差别，还不停地说：“大什么大？！大什么大？！”她不仅直接否定了哈尔滨医生的结论，直言我心脏没有问题，还指导我掌握了不少医学常识。
之后我知道，在医生操作托普勒仪器观测心脏影像时，从不同角度切入就会有不同的直径，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尺寸，毕竟心脏不是圆的，所以从远距离切入和近距离切入当然结论不同。而心脏大小也就是毫米间的差距，大得超过1毫米就可能是病变。同样的仪器，操作者熟练程度不同、技术好坏不同、经验不同，都会导致结论不同。这是问题之一。其他造成医疗差距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国内一流三甲医院进口的设备都是新的，调试规范，维修也规范，参数自然规范，误差不大。而一些地方医院，为了提升地位勉强进口自己不熟悉的设备，却不重视人员培训和设备的定期维护，硬件虽然有了，软件却跟不上。有的医院甚至直接进口二手设备，那样造成的误差以及由此产生的误诊率更大。
协和不仅有国内一流设备，其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也认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协和医生讲究认真。
第三次去协和则具戏剧性。那次因为胃肠不适，特意请同事在网上预约了协和医院肛肠科一个有名的中年女医生。这次不认不识，我按照规定时间到场，看到她几乎七八分钟一个、连续诊断了二十几个病人。我心想一定不能浪费这几分钟时间，于是像在面试前备考一样事先想好如何主诉病情，将症状归纳，尽量少说废话。进门后我小心翼翼陈述病情，但还没说几句，女医生就打断我说：“不要说以前的，就说现在怎么回事。”讲话中途被打断，原来背的台词不能说，我只好重新组织思路，结果再度被她打断。她情绪激动，夸张地放下手中正在记录的笔，教训我说：“挑关键的说，没看到我都接待那么多病人了吗？！”
几次被抢白、已恼羞成怒的我于是不再恭谦，爱面子的毛病又犯了，这时候的我可以不顾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求人的地位，会脱口直言反击的。那时我已经气到胸口，不管不顾了。我沉下脸挺直身体严厉对她说：“别以为只是自己忙，知道我工作比你还忙吗？知道我知识比你还多吗？我已经等候三个小时啦！你至少说话得客气些吧！”
可能求她看病的人中没人敢这样直言犯上，这名小个子女医生愣在那里，知道碰上了个厉害的患者，也猜不出啥背景，想发作又不敢，沉思了十几秒钟后气得一把将已经写了好几行的病历撕掉，长出了一口气，闭嘴不再理睬我，目视前方，坐在那里呆了半晌。
我见势当然知道见好就收，也赶紧住嘴，目光变得温和，又说了几句恭维话，绅士风度重现。毕竟她是名医，网上很难预约到，我其实也不想意气行事，白白浪费一次机会。她居然也很配合，缓过劲来之后，和颜悦色重新听我主诉，并再度认真记下病情，又写了大半页。之后她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反复告诉我不用再预约胃镜肠镜，免得遭不必要的罪，吃点药先试试，可能就好转了。之后我吃她开的药果然好转。
这样，我的病历本上就缺了一页。对我说来，尊严更为重要，病可以不看，药可以不吃，尊严不能没有！
不过我得承认，那个女医生一上午不间断看几十个病人，面对形形色色患者和五花八门的主诉，正常人都会吃不消，难免情绪激动恶语伤人，所以能忍则忍。要知道，在中国的医院、尤其是那些三甲医院当医生，真的不容易。假如不能忍受，就像我这样，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你得做好连病都看不成的准备。
为什么北方的患者都喜欢协和？为什么中南地区的患者都喜欢湘雅医院？为什么西南地区的患者喜欢华西医院？一个有悠久的历史、有信仰、有教会背景、在乎自己信誉的医院是有医德的。时至今日，这里的医生尽管也难以抵抗现代社会中的诱惑，尽管他们也收取红包，但是他们有荣誉感，有使命感，救死扶伤的观念根植在他们的脑海中。所以，患者们宁愿千里迢迢从各地赶来重复医疗确诊病情，即便排几天队、缴纳几千几万甚至更多的医疗费用都在所不惜。如果各地医院都秉承这种理念，如果各地医生都具有这种精神，还会出现那么多医患冲突吗？
真相、认真、讲理，是我对协和的三个印象。患者来医院看病，想知道真相，想见到态度认真、摆事实讲道理的医生。医生讲理，即便被冒犯，被教训，他们依然秉承医德，从患者角度而不是从自己私心来判断，这就难得了。所以我一直想招聘个协和医科大毕业的博士。
（作者为北京大学兼职教授，欢迎读者与其交流。邮箱：erche2000@sina.com）
要紧的是告诉真相
在北京工作生活这么多年，和协和的缘份当然还是从看病开始的。当时我被公司派去法国常驻，回国期间，因为疑似鼻炎或者过敏而通过同事叶女士找到其在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父亲叶世泰主任。那次看病时，叶老先生温文尔雅，慢声细语，但是判断果断。他告诉我，鼻中隔弯曲及鼻夹肥大是个常见现象，很多人都有，手术治疗可以改善，但是也有负面作用。他也让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螨虫这种和人类长期相伴的动物。
这次看病让我知道这种毛病不容易治愈，也应该找到过敏源。过敏源则可能千变万化，从春天的花粉、雾霾、尘土到伴生的螨虫——也就是那种长期蛰伏在被褥床垫和沙发地毯中、个头不到1毫米以至于肉眼基本看不到的微型害虫。螨虫与我们朝夕相处，有几十种之多，最常见的是尘螨，权威资料上说90%以上的人天天被螨虫感染。螨虫的尸体、分泌物和排泄物都是可以致病的过敏源，也就是说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毛病，只是反应程度不同而已。
至于雾霾和尘土则不可小觑。现在许多朋友久居海外，短暂回国几周都感到不适应，或者过敏或者感冒，见面时一把鼻涕一把泪，吃饭时纸巾全程不离手。但是他们一旦回到其长期生活的北美或者西欧状况就自然好了，不治而愈。相比之下，早已身处严重污染中的我们倒没事，已经比较适应了。
给我瞧病的叶老先生出身于江苏一个富裕的大家庭，从小到大一直都接受良好教育。大学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那是新中国建立前的一所西方教会学校，有“东方哈佛”的美誉，创下过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曾经培育过林语堂、邹韬奋、宋子文和贝聿铭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解散。叶老先生在退休前已经是国内变态反应学科的泰斗级人物，和我们备受尊敬的领导、同样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中信公司创始人、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熟识。所以我也能借着和叶女士同事这层关系，因一个很多人都有的小病去看大师级的医生，占用了叶先生医治疑难病症患者的保贵时间。
叶先生的劝诱让我想起来西方医生的做法，就是告诉你真相，而不是只挑好的说，这点符合教会学校的理念。法国的天主教会医院、美国的那些基督教医院始终秉承治病救人的精神，即使患者没钱，他们也会告诉你真相。
可贵的是态度认真
几年后我又一次接触协和医院。那年因为胸闷，回国后去老家哈尔滨市，顺便找了个熟悉的医院和熟悉的医生查了托普勒。之后这个医生告诉我左心室偏大，得追加检查看究竟是功能性的还是气质性的。这个结论令我不安，因为心脏是人身体的发动机，无论何种病变都会产生严重后果。
回京后请叶女士麻烦叶老先生介绍了个协和的著名医生，是位中年女医生，一脸干练。由于介绍人德高望重，我也就享受了一般患者没能享受的待遇。她让我躺在那里，自己一面不停地移动着鼠标查看我貌似左心室偏大位置的托普勒图像，一面给我科普，讲解心脏构造和左右心室的差别，还不停地说：“大什么大？！大什么大？！”她不仅直接否定了哈尔滨医生的结论，直言我心脏没有问题，还指导我掌握了不少医学常识。
之后我知道，在医生操作托普勒仪器观测心脏影像时，从不同角度切入就会有不同的直径，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尺寸，毕竟心脏不是圆的，所以从远距离切入和近距离切入当然结论不同。而心脏大小也就是毫米间的差距，大得超过1毫米就可能是病变。同样的仪器，操作者熟练程度不同、技术好坏不同、经验不同，都会导致结论不同。这是问题之一。其他造成医疗差距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国内一流三甲医院进口的设备都是新的，调试规范，维修也规范，参数自然规范，误差不大。而一些地方医院，为了提升地位勉强进口自己不熟悉的设备，却不重视人员培训和设备的定期维护，硬件虽然有了，软件却跟不上。有的医院甚至直接进口二手设备，那样造成的误差以及由此产生的误诊率更大。
协和不仅有国内一流设备，其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也认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协和医生讲究认真。
难得的是明事理
第三次去协和则具戏剧性。那次因为胃肠不适，特意请同事在网上预约了协和医院肛肠科一个有名的中年女医生。这次不认不识，我按照规定时间到场，看到她几乎七八分钟一个、连续诊断了二十几个病人。我心想一定不能浪费这几分钟时间，于是像在面试前备考一样事先想好如何主诉病情，将症状归纳，尽量少说废话。进门后我小心翼翼陈述病情，但还没说几句，女医生就打断我说：“不要说以前的，就说现在怎么回事。”讲话中途被打断，原来背的台词不能说，我只好重新组织思路，结果再度被她打断。她情绪激动，夸张地放下手中正在记录的笔，教训我说：“挑关键的说，没看到我都接待那么多病人了吗？！”
几次被抢白、已恼羞成怒的我于是不再恭谦，爱面子的毛病又犯了，这时候的我可以不顾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求人的地位，会脱口直言反击的。那时我已经气到胸口，不管不顾了。我沉下脸挺直身体严厉对她说：“别以为只是自己忙，知道我工作比你还忙吗？知道我知识比你还多吗？我已经等候三个小时啦！你至少说话得客气些吧！”
可能求她看病的人中没人敢这样直言犯上，这名小个子女医生愣在那里，知道碰上了个厉害的患者，也猜不出啥背景，想发作又不敢，沉思了十几秒钟后气得一把将已经写了好几行的病历撕掉，长出了一口气，闭嘴不再理睬我，目视前方，坐在那里呆了半晌。
我见势当然知道见好就收，也赶紧住嘴，目光变得温和，又说了几句恭维话，绅士风度重现。毕竟她是名医，网上很难预约到，我其实也不想意气行事，白白浪费一次机会。她居然也很配合，缓过劲来之后，和颜悦色重新听我主诉，并再度认真记下病情，又写了大半页。之后她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反复告诉我不用再预约胃镜肠镜，免得遭不必要的罪，吃点药先试试，可能就好转了。之后我吃她开的药果然好转。
这样，我的病历本上就缺了一页。对我说来，尊严更为重要，病可以不看，药可以不吃，尊严不能没有！
不过我得承认，那个女医生一上午不间断看几十个病人，面对形形色色患者和五花八门的主诉，正常人都会吃不消，难免情绪激动恶语伤人，所以能忍则忍。要知道，在中国的医院、尤其是那些三甲医院当医生，真的不容易。假如不能忍受，就像我这样，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你得做好连病都看不成的准备。
为什么北方的患者都喜欢协和？为什么中南地区的患者都喜欢湘雅医院？为什么西南地区的患者喜欢华西医院？一个有悠久的历史、有信仰、有教会背景、在乎自己信誉的医院是有医德的。时至今日，这里的医生尽管也难以抵抗现代社会中的诱惑，尽管他们也收取红包，但是他们有荣誉感，有使命感，救死扶伤的观念根植在他们的脑海中。所以，患者们宁愿千里迢迢从各地赶来重复医疗确诊病情，即便排几天队、缴纳几千几万甚至更多的医疗费用都在所不惜。如果各地医院都秉承这种理念，如果各地医生都具有这种精神，还会出现那么多医患冲突吗？
真相、认真、讲理，是我对协和的三个印象。患者来医院看病，想知道真相，想见到态度认真、摆事实讲道理的医生。医生讲理，即便被冒犯，被教训，他们依然秉承医德，从患者角度而不是从自己私心来判断，这就难得了。所以我一直想招聘个协和医科大毕业的博士。
（作者为北京大学兼职教授，欢迎读者与其交流。邮箱：erche2000@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