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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里正热播着《历史的天空》,虽经作家徐贵祥的改造,但他霍邱的籍贯和那些相同、相近的地名使我执着地相信,电视里演的正是我的家乡六安的故事。六安,应该读lù’ān。因为元朝设过六安州,所以至今还有不少老年人把到六安去说成“到六安州去”,在《历史的天空》小说和电视剧里是把它谐音为“洛安州”的。
六安是一座古城。教育家、书法家胡苏明先生解放前担任安徽省立六安中学校长期间,曾为学校写过一首校歌——《省立六安中学校歌》,歌中唱到“六中,六中,六城之北淠河东,渔歌晚唱,双塔排空,桃花满眼笑东风。皋陶故国,九江旧封……”歌词中的“皋陶故国”说的是六安曾为皋陶封地的历史,所以六安又被称为“皋城”。皋陶的墓在六安城东,那是一个圆形的土冢,不大起眼,若不是清同治年任安徽布政使的吴坤修手书的“古皋陶墓”的墓碑,恐怕谁也不会想到这里安眠的竟是中国司法鼻祖、“上古四圣”之一的皋陶。“双塔排空”描绘的是一北一南屹立于城内的两座古塔,那是古城的标志和象征,不过,我们当地人更习惯把它们称为南门锥子、北门锥子。北门锥子在北外街东侧旧多宝庵庙内,又叫多宝庵塔,为平面六角形楼阁式造型大砖结构的空心塔,据说被日军炮火所毁,九级现存七级。我的母校六安师范学校就在北门锥子的旁边,她的前身就是蜚声省内外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是由著名政治活动家朱蕴山先生创办的。今天翻开安徽教育史,“三农”这颗皖西教育明珠依然熠熠生辉。
学校之义首在文化的栖息与传播。“三农”的创办给皖西学子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文化劲风。这股文化之风首先表现在新思想的学习与传播。“三农”努力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大力提倡白话文,积极传播新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朱蕴山先生通过旅外同乡和芜湖科学图书社购进了不少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新潮》《独秀文存》《唯物论基础知识》等。他还在校内成立了“读书会”,组织师生学习进步书刊。文化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民众的觉醒,许多有志青年走出皖西,探索救国之路,寻求强国之道。有统计表明,皖西共有30 多万优秀儿女为新中国的诞生英勇捐躯,走出了洪学智、皮定均等108 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金寨、六安成为全国闻名的将军县。这些都与上世纪初“三农”等学校对新思想、进步文化的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欢快明朗的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在那个时期由金寨县佛堂坳小学教师、共产党员罗银青创作的,经陈觉民(王明的妹妹)在模范小学教唱,后来在苏区和红军战士中传唱开来,至今仍为民众所喜爱。
“三农”的新文化鲜明地表现在课程设置和教育教学活动上。“三农”是一所四年学制的中等专业学校,在当时读书致仕耀祖的旧风依然甚炽的社会现实之下,“三农”却开设了农、蚕、林等“上不得台面”的科目,这对民众的读书观念冲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三农”可以说是皖西职业教育的滥觞。教学上,“三农”主张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为了使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得到实践,学校租赁了农林实验场100多亩,每周有8节劳作课,学生们在实验场上边学边做,边做边学。看到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真正化作了活生生的实践,学生们欢喜异常。
“三农”的文化新风还表现在学校决策方式和师生关系上。1918年开办不久,“三农”就成立了教职工联合会和学生自治会,学校决定重大问题时,都要征求这两个组织的意见,校内一切大事均由学生和教师代表参加议定。比之老北大学校事务皆决于教授会议的办学风范,“三农”还多了一重对学生意见的尊重。学校提倡教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师长的新风。教师以身作则,处处为学生表率,教师出门不坐轿,与学生同吃同住。这份行为世范的自律与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今天想来亦让人敬意顿生。
“三农”的招生是开放的,招收高小毕业生和同等学历的私塾生,“公办”“民办”平等,是真正的教育公平。因为是省立学校,实行公费就读,所以,家庭困难的学生都很愿意报考“三农”。在中国共产党上的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王明(陈绍禹)就是因为家庭困难才报考了“三农”,在“三农”打开了视野,才走出了大别山的。由于学生踊跃报考,教师尽心执教,短短几年,“三农”就成了当时安徽省内著名的新型学校。
在处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上,“三农”是主张积极融于社会,反对死读书的。“五四”运动以后,“三农”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读书会等各种进步社团,办起了平民夜校,还深入社会,组织了六安农会,号召农民争取自己的权益。“三农”的办学实践可比之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的教育思想,颇有些儒家经世致用之味的。1920年秋天,学校组织了爱国剧社,公演话剧(当时人们称之为文明戏)《不平鸣》《新家庭》等。这些剧目均由“三农”师生们自编自导自演,开创了六安上演现代戏的先河。一次,爱国剧社演出《新家庭》,六安城里一个开烟行的老板和商会会长带着一伙暴徒前来捣乱,声称剧情有伤风化,要学生们停演。演员刘淠西、桂伯炎、王小琼等质问为什么不让演,学生会会长翟其善(革命烈士,事迹陈列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向台下高喊:“观众朋友们,会长不让我们演戏,你们答应不答应?”观众齐声吼道:“谁不让演就打烂谁的狗头!”烟店老板和商会会长看众怒难犯,夹着尾巴溜走了。
“三农”师生积极响应五四爱国运动,在古城六安集会演说,声讨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宣传抵制日货,禁止日货买卖。1922年2月,“三农”师生联络六安旅省人士,发起“驱骆运动”,将学阀、政客六安知事骆通驱逐出六安。“三农”师生还成功地迫使新任县知事范梅厢撤换了教育会、劝学所、师范所的头目,任命了高可鸣、桂月峰、王炳炎等进步人士分任六安教育会、劝学所、师范所的负责人。“三农”开门办学,敢于担当,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展现了知识分子厚重而坚忍的社会责任感。
有人这样定义名校:名流掌学,名师执教,名人辈出。用这个标准来评价,“三农”是名副其实的名校。先说名流掌学。“三农”创办人朱蕴山是我国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老同盟会会员,民革创建人之一,曾与徐锡麟一起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建国后,曾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五届人大副委员长。在延聘教师上,朱先生坚持选聘那些知识渊博、品行高洁之人为“三农”的教师。他积极与皖西教育界有识之士进行联络,聘任在安徽公学任教的进步人士沈子修为校长,聘请留学日本的同盟会员桂月峰为学监,钱杏邨为国文教员。朱先生为“三农”求贤若渴,曾留下一段佳话:后来任“三农”学监的桂月峰先生家住金家寨西乡,当时六安到金家寨尚无公路。朱先生不辞劳苦,冒着炎热酷暑,徒步跋涉两天来到桂家。桂、朱两先生曾一道参加过反袁斗争,对创办“三农”,两人不谋而合。桂先生是欣然应聘,朱先生是乐而赠诗——“五年不见鬓先斑,忧国情怀火一团。闭门但闻勤课读,出门从不理衙官。家贫心苦能常乐,道梗时危岂畏艰,皖山淮水荆棘满,愿君从此种芝兰。”此番佳话使人不禁想起蔡元培先生为延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而坐在陈住的旅店门口等候的旧事来。
“三农”校长教育家沈子修先生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有着丰富的教学和治校经验,在安徽教育界享有较高的声望沈先生主张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奉行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在“三农”时,沈先生拓地70余亩为农、林场,极力推行民主治校,成立学生会组织。沈先生生活十分俭朴,但对有困难的教师或学生则慷慨相助,并将自己的财物典当、变卖,捐献给学校。建国后曾担任过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安徽省副主任委员。
再说名师执教。由于朱蕴山先生的苦心选聘,“三农”教师多系教坛名流,或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如国文教员钱杏邨(即现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作家阿英)、总务主任兼农林业管理学教员江伯良、英文教员苏章云、数学教员晏荣伯、经济学教员李晴峰、体育教员沈硕亭、村政建设教员乐天宇等等。
学监(教导主任)桂月峰,曾留学日本,1918年应朱蕴山之约到六安筹办“三农”。桂先生将家中租田押金全部捐赠“三农”,作为建设基金。“三农”创办人之一的教育家刘希平,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国民政府拟委其为安徽司法筹备处处长、高等检查厅厅长,但他坚辞不就。他矢志教育,和朱蕴山、沈子修一起在六安筹办“三农”。后来,刘希平为创办南京新民中学,典当家产,连日用衣物也变卖殆尽,终因积劳成疾溘然辞世。
以上仅举其大要者。从学生来看,“三农”从1918开办,到1930年停办,虽然时间只有11年(1926年停办一年),但却为皖西培养了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国家建设人才,其中很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党、政、军高级干部。仅大别山革命历史陈列馆陈列的革命烈士,就有数十位“三农”师生,如一门四烈士的桂月峰先生和他的三个儿子:桂伯炎、桂尊农、桂尊林,诸佛庵兵变的领导者刘淠西等。
“三农”的前身是清代的赓飏书院,由清代抗英名将刘耀椿捐俸银1600两修建而成。“三农”的后继者就是我的母校六安师范学校。与六安师范学校一墙之隔的就是六安市第一中学,六安一中的前身是安徽省立六安中学,而省立六安中学的前身也是赓飏书院。一墙隔两校,而两校又同宗同源,实为趣话佳事。城北多旧事,事事关学校。
在“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风云变幻之际,朱蕴山先生和他的同道者们在“三农”演绎的城北旧事,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和救国梦想,昭示了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教育理想和人格魅力。当思绪飘转家乡,我仿佛看到自己站立在母校的小桥上,吟哦着胡苏明先生写的《省立六安中学校歌》:“……溯回往迹,三教武功,承前启后在吾躬。宏开校宇,翼德振风,弦歌讲诵,乐也融融,士十隹器识学惟通。……人文蔚起,嘉木荫浓,教育建国尽厥功。”
(作者单位:江苏江阴市英桥国际学校)
责任编辑李淳
六安是一座古城。教育家、书法家胡苏明先生解放前担任安徽省立六安中学校长期间,曾为学校写过一首校歌——《省立六安中学校歌》,歌中唱到“六中,六中,六城之北淠河东,渔歌晚唱,双塔排空,桃花满眼笑东风。皋陶故国,九江旧封……”歌词中的“皋陶故国”说的是六安曾为皋陶封地的历史,所以六安又被称为“皋城”。皋陶的墓在六安城东,那是一个圆形的土冢,不大起眼,若不是清同治年任安徽布政使的吴坤修手书的“古皋陶墓”的墓碑,恐怕谁也不会想到这里安眠的竟是中国司法鼻祖、“上古四圣”之一的皋陶。“双塔排空”描绘的是一北一南屹立于城内的两座古塔,那是古城的标志和象征,不过,我们当地人更习惯把它们称为南门锥子、北门锥子。北门锥子在北外街东侧旧多宝庵庙内,又叫多宝庵塔,为平面六角形楼阁式造型大砖结构的空心塔,据说被日军炮火所毁,九级现存七级。我的母校六安师范学校就在北门锥子的旁边,她的前身就是蜚声省内外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是由著名政治活动家朱蕴山先生创办的。今天翻开安徽教育史,“三农”这颗皖西教育明珠依然熠熠生辉。
学校之义首在文化的栖息与传播。“三农”的创办给皖西学子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文化劲风。这股文化之风首先表现在新思想的学习与传播。“三农”努力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大力提倡白话文,积极传播新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朱蕴山先生通过旅外同乡和芜湖科学图书社购进了不少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新潮》《独秀文存》《唯物论基础知识》等。他还在校内成立了“读书会”,组织师生学习进步书刊。文化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民众的觉醒,许多有志青年走出皖西,探索救国之路,寻求强国之道。有统计表明,皖西共有30 多万优秀儿女为新中国的诞生英勇捐躯,走出了洪学智、皮定均等108 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金寨、六安成为全国闻名的将军县。这些都与上世纪初“三农”等学校对新思想、进步文化的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欢快明朗的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在那个时期由金寨县佛堂坳小学教师、共产党员罗银青创作的,经陈觉民(王明的妹妹)在模范小学教唱,后来在苏区和红军战士中传唱开来,至今仍为民众所喜爱。
“三农”的新文化鲜明地表现在课程设置和教育教学活动上。“三农”是一所四年学制的中等专业学校,在当时读书致仕耀祖的旧风依然甚炽的社会现实之下,“三农”却开设了农、蚕、林等“上不得台面”的科目,这对民众的读书观念冲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三农”可以说是皖西职业教育的滥觞。教学上,“三农”主张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为了使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得到实践,学校租赁了农林实验场100多亩,每周有8节劳作课,学生们在实验场上边学边做,边做边学。看到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真正化作了活生生的实践,学生们欢喜异常。
“三农”的文化新风还表现在学校决策方式和师生关系上。1918年开办不久,“三农”就成立了教职工联合会和学生自治会,学校决定重大问题时,都要征求这两个组织的意见,校内一切大事均由学生和教师代表参加议定。比之老北大学校事务皆决于教授会议的办学风范,“三农”还多了一重对学生意见的尊重。学校提倡教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师长的新风。教师以身作则,处处为学生表率,教师出门不坐轿,与学生同吃同住。这份行为世范的自律与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今天想来亦让人敬意顿生。
“三农”的招生是开放的,招收高小毕业生和同等学历的私塾生,“公办”“民办”平等,是真正的教育公平。因为是省立学校,实行公费就读,所以,家庭困难的学生都很愿意报考“三农”。在中国共产党上的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王明(陈绍禹)就是因为家庭困难才报考了“三农”,在“三农”打开了视野,才走出了大别山的。由于学生踊跃报考,教师尽心执教,短短几年,“三农”就成了当时安徽省内著名的新型学校。
在处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上,“三农”是主张积极融于社会,反对死读书的。“五四”运动以后,“三农”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读书会等各种进步社团,办起了平民夜校,还深入社会,组织了六安农会,号召农民争取自己的权益。“三农”的办学实践可比之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的教育思想,颇有些儒家经世致用之味的。1920年秋天,学校组织了爱国剧社,公演话剧(当时人们称之为文明戏)《不平鸣》《新家庭》等。这些剧目均由“三农”师生们自编自导自演,开创了六安上演现代戏的先河。一次,爱国剧社演出《新家庭》,六安城里一个开烟行的老板和商会会长带着一伙暴徒前来捣乱,声称剧情有伤风化,要学生们停演。演员刘淠西、桂伯炎、王小琼等质问为什么不让演,学生会会长翟其善(革命烈士,事迹陈列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向台下高喊:“观众朋友们,会长不让我们演戏,你们答应不答应?”观众齐声吼道:“谁不让演就打烂谁的狗头!”烟店老板和商会会长看众怒难犯,夹着尾巴溜走了。
“三农”师生积极响应五四爱国运动,在古城六安集会演说,声讨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宣传抵制日货,禁止日货买卖。1922年2月,“三农”师生联络六安旅省人士,发起“驱骆运动”,将学阀、政客六安知事骆通驱逐出六安。“三农”师生还成功地迫使新任县知事范梅厢撤换了教育会、劝学所、师范所的头目,任命了高可鸣、桂月峰、王炳炎等进步人士分任六安教育会、劝学所、师范所的负责人。“三农”开门办学,敢于担当,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展现了知识分子厚重而坚忍的社会责任感。
有人这样定义名校:名流掌学,名师执教,名人辈出。用这个标准来评价,“三农”是名副其实的名校。先说名流掌学。“三农”创办人朱蕴山是我国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老同盟会会员,民革创建人之一,曾与徐锡麟一起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建国后,曾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五届人大副委员长。在延聘教师上,朱先生坚持选聘那些知识渊博、品行高洁之人为“三农”的教师。他积极与皖西教育界有识之士进行联络,聘任在安徽公学任教的进步人士沈子修为校长,聘请留学日本的同盟会员桂月峰为学监,钱杏邨为国文教员。朱先生为“三农”求贤若渴,曾留下一段佳话:后来任“三农”学监的桂月峰先生家住金家寨西乡,当时六安到金家寨尚无公路。朱先生不辞劳苦,冒着炎热酷暑,徒步跋涉两天来到桂家。桂、朱两先生曾一道参加过反袁斗争,对创办“三农”,两人不谋而合。桂先生是欣然应聘,朱先生是乐而赠诗——“五年不见鬓先斑,忧国情怀火一团。闭门但闻勤课读,出门从不理衙官。家贫心苦能常乐,道梗时危岂畏艰,皖山淮水荆棘满,愿君从此种芝兰。”此番佳话使人不禁想起蔡元培先生为延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而坐在陈住的旅店门口等候的旧事来。
“三农”校长教育家沈子修先生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有着丰富的教学和治校经验,在安徽教育界享有较高的声望沈先生主张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奉行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在“三农”时,沈先生拓地70余亩为农、林场,极力推行民主治校,成立学生会组织。沈先生生活十分俭朴,但对有困难的教师或学生则慷慨相助,并将自己的财物典当、变卖,捐献给学校。建国后曾担任过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安徽省副主任委员。
再说名师执教。由于朱蕴山先生的苦心选聘,“三农”教师多系教坛名流,或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如国文教员钱杏邨(即现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作家阿英)、总务主任兼农林业管理学教员江伯良、英文教员苏章云、数学教员晏荣伯、经济学教员李晴峰、体育教员沈硕亭、村政建设教员乐天宇等等。
学监(教导主任)桂月峰,曾留学日本,1918年应朱蕴山之约到六安筹办“三农”。桂先生将家中租田押金全部捐赠“三农”,作为建设基金。“三农”创办人之一的教育家刘希平,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国民政府拟委其为安徽司法筹备处处长、高等检查厅厅长,但他坚辞不就。他矢志教育,和朱蕴山、沈子修一起在六安筹办“三农”。后来,刘希平为创办南京新民中学,典当家产,连日用衣物也变卖殆尽,终因积劳成疾溘然辞世。
以上仅举其大要者。从学生来看,“三农”从1918开办,到1930年停办,虽然时间只有11年(1926年停办一年),但却为皖西培养了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国家建设人才,其中很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党、政、军高级干部。仅大别山革命历史陈列馆陈列的革命烈士,就有数十位“三农”师生,如一门四烈士的桂月峰先生和他的三个儿子:桂伯炎、桂尊农、桂尊林,诸佛庵兵变的领导者刘淠西等。
“三农”的前身是清代的赓飏书院,由清代抗英名将刘耀椿捐俸银1600两修建而成。“三农”的后继者就是我的母校六安师范学校。与六安师范学校一墙之隔的就是六安市第一中学,六安一中的前身是安徽省立六安中学,而省立六安中学的前身也是赓飏书院。一墙隔两校,而两校又同宗同源,实为趣话佳事。城北多旧事,事事关学校。
在“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风云变幻之际,朱蕴山先生和他的同道者们在“三农”演绎的城北旧事,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和救国梦想,昭示了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教育理想和人格魅力。当思绪飘转家乡,我仿佛看到自己站立在母校的小桥上,吟哦着胡苏明先生写的《省立六安中学校歌》:“……溯回往迹,三教武功,承前启后在吾躬。宏开校宇,翼德振风,弦歌讲诵,乐也融融,士十隹器识学惟通。……人文蔚起,嘉木荫浓,教育建国尽厥功。”
(作者单位:江苏江阴市英桥国际学校)
责任编辑李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