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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在我国黔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成功进行传教。究其原因是由于传教士针对当地经济文化落后、政治地位低下的少数民族采取了包括提供庇护、医疗卫生在内等传教策略。因此本文将重点对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方式进行分析。
关键词：传教方式 伯格理 党居仁 庇护 医疗
两次鸦片战争后，无论是天主教传教士还是基督教传教士，其传教特权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障。在华传教时不仅拥有自由传教的权利，而且还得到“超国民地位”待遇。同时期的黔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不仅受到本族群和其他族群恶霸的欺负，还因为风俗与汉人的不同，被视为蛮夷，受到官府的欺压。地位低下，备受欺凌。加之，少数民族地处偏远，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因此黔西北少数民族在传教士看来，不仅是现实上可以拯救，而且灵魂上亟待拯救。两者的地位与需求交叉。于是，传教士提供各种有助于扶助少数民族的传教方式就成为当地少数民族皈依基督教的主要方式。
一、提供庇护、治病救人吸引非教徒入教
1.提供庇护方式。案例1：新教内地会能够进入毕节地区。就是因为党居仁为迁移到安顺地区的黔西北少数民族提供庇护。“1902 年， 拦龙桥苗族张雅各、张约翰、潘罗得、杨西门等人打猎路过普定县的等堆， 恰逢党居仁在等堆传教 ”，党居仁看见这群打扮与安顺苗民不同的苗民时感到惊异，并劝他们入教，表示入教不会受欺负。但这群苗民当时没有接受，于是党居仁表示以后有困难可以找他。恰巧几天后，这几位苗民在山中捕得一头野猪，被恶霸夺走。于是这几位苗民便去找党居仁寻求帮助。“党居仁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到县衙门，找县官评理，官府慑于洋人的势力，只好野猪判给了苗民。”这些之前受尽土目、恶霸欺负，无地可种，只能以狩猎为生的苗民得到一位素不相识的洋人的帮助非常感动。将他的事迹传回威宁兴隆厂的亲朋好友。当地人纷纷前往安顺请党居仁前来传教。案例2：威宁苗民前往云南昭通听伯格理传教，但引起昭通城士绅恐慌，威宁官府欺压。伯格理利用传教特权与威宁官府沟通，使得官府出告示，不得伤害苗民。“凡骚扰苗民及传教士者，概严惩不贷。”
2.提供医疗卫生帮助。以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传教权在华传教，虽然能起到吸引部分苦難民众寻求庇护的心理，但是以权压人终究不符合基督教仁爱、平等的宗旨而且还授人以柄。于是，基督教开辟以悬壶济世的方式引得当地人皈依就成为一个传教法宝。天主教由于进入中国较早，也最先展开以医学传教方式。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天主教贵阳教区已建立医馆56个，已有记载的为46个，其中就包含黔西北地区的大方县，“龙里、镇远、贞丰、大定（今大方）…”。
新教方面，内地会的党居仁开始就是以向苗民赠药并开设医馆获得苗民的信任。而新教中在黔西北开辟“海外天国”的当属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伯格理。伯格理在石门坎地区开设医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循道公会传教士伯格理在石门坎建教堂时，开设药房，由懂得医药知识的牧师为教徒治病。后发展为诊所，主要由伯格理之妻海孝贞负责。”
二、文化帮扶提升少数民族教徒知识文化水平
1.提供基础教育帮扶。目前没有天主教在黔西北进行教育帮扶的资料。但是天主教的同宗基督教则在黔西北留下了大量可歌可泣的事迹。循道公会的伯格理在威宁石门坎创建了著名的石门坎光华小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循道公会传教士伯格理在威宁县（石门坎）（今属石门乡）传教之初，就根据该会‘哪里有教堂，那里就有学校’的宗旨，开始筹建学校，并以‘读书识字不会被别族欺侮’等道理动员苗族信众参与办学。”到清末民初光华小学规模有所扩大。“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募集到大笔捐款和得到循道公会的津贴后，学校又增建了教学楼、宿舍、礼堂、游泳池和运动场等。”在伯格理的影响下，威宁县共有16个苗族乡建立光华小学分校。在彝族地区建立21个崇德学校分校。为石门坎地区少数民族基础教育打下基础，使该地区走出多名大学生。
基督教内地会同样在黔西北地区带来近代基础教育。“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安顺的的英国传教士党居仁派遣杨锡光（苗族）到今纳雍县姑开发珠寨修建教堂并办学校。”除此之外，内地会还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威宁建内地会两级学校；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赫章结构乡建内地会明德小学。
2.帮助创立民族语言文字。为黔西北少数民族文字的创立作出卓越贡献的主要是新教传教士。要使新入教教徒彻底从心里皈依，不仅要从口头宣教，而且要使教徒学会读圣经。当时循道公会扎根的威宁县石门坎大花苗还处于十分原始落后的阶段，以结绳刻木叙述本民族文化，而且不是汉字，文盲众多。为促进基督教的传播，也为改变落后的文化面貌。伯格理在熟悉苗语后，“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同汉、苗信徒钟焕然、李司提反、杨雅各、张约翰、王道元等…创造出一套可供推广的苗文。”老苗文就此诞生。“这是一种拼音文字，以苗族滇东北次方言发音为基础，把一些拉丁字母和苗族服饰中的一些花纹符号相融合作为声母，韵母基本上采用拉丁字母，一个声母和一个韵母相拼为一个音节，一个字的笔划最多不超过五笔。”这一套表音文字好记好学，对苗族扫盲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到20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石门坎大花苗基本扫除文盲。受伯格理创立老苗文启发，深感老彝文被彝族祭司垄断解释，不宜与向大众解经之苦，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文道成联合彝族教徒用注音文字创造彝文。
三、和平的传教方式的影响
无论是提供庇护、医疗卫生，还是修建学校、帮助创立文字，都是有别于以枪炮为后盾的和平传教方式。剔除传教士主观的传教目的。这些传教方式客观上都对当地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带来了一定进步。首先，传教士提供的庇护方式使得当地少数民族地位有所提高。曾经备受士绅、土目恶霸欺凌的少数民族得到官府的重视。例如苗族同胞到昭通见传教士，得到官府颁布法令的保护，凡骚扰苗民及传教士者，概严惩不贷；恶霸夺取的苗民猎物在传教士斡旋之下归原主。其次，传教士帮助修建学校和医馆使得当地少民的教育状况和卫生条件得到改善。比如石门坎地区学校、卫生院等的修建不仅文盲基本被扫除，培养出大量大学生，甚至高学历的博士研究生，而且使瘴疠之地得到改善最后，传教士帮助创立文字不仅有利于打破土目和祭司阶层对文化的垄断，而且使得文字在当地少数族群中得到普及。有利于少数民族社会生态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1]《黔西北地区基督教内地会传播史略》，吴道军，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06期.
[2]《黔西北地区基督教内地会传播史略》，吴道军，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06期.
[3]《贵州省志·宗教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3页.
[4]《贵州省志·宗教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7页.
[5]《贵州省志·宗教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5页.
[6]《贵州省志·宗教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0页.
[7]《贵州省志·宗教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2页.
[8]《贵州省志·宗教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9页.
[9]《基督教新教文化对黔西北苗族社会的影响》，王曼，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作者介绍：杨晓霞（1986—）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史。职称：讲师。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6ZC051）.
关键词：传教方式 伯格理 党居仁 庇护 医疗
两次鸦片战争后，无论是天主教传教士还是基督教传教士，其传教特权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障。在华传教时不仅拥有自由传教的权利，而且还得到“超国民地位”待遇。同时期的黔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不仅受到本族群和其他族群恶霸的欺负，还因为风俗与汉人的不同，被视为蛮夷，受到官府的欺压。地位低下，备受欺凌。加之，少数民族地处偏远，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因此黔西北少数民族在传教士看来，不仅是现实上可以拯救，而且灵魂上亟待拯救。两者的地位与需求交叉。于是，传教士提供各种有助于扶助少数民族的传教方式就成为当地少数民族皈依基督教的主要方式。
一、提供庇护、治病救人吸引非教徒入教
1.提供庇护方式。案例1：新教内地会能够进入毕节地区。就是因为党居仁为迁移到安顺地区的黔西北少数民族提供庇护。“1902 年， 拦龙桥苗族张雅各、张约翰、潘罗得、杨西门等人打猎路过普定县的等堆， 恰逢党居仁在等堆传教 ”，党居仁看见这群打扮与安顺苗民不同的苗民时感到惊异，并劝他们入教，表示入教不会受欺负。但这群苗民当时没有接受，于是党居仁表示以后有困难可以找他。恰巧几天后，这几位苗民在山中捕得一头野猪，被恶霸夺走。于是这几位苗民便去找党居仁寻求帮助。“党居仁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到县衙门，找县官评理，官府慑于洋人的势力，只好野猪判给了苗民。”这些之前受尽土目、恶霸欺负，无地可种，只能以狩猎为生的苗民得到一位素不相识的洋人的帮助非常感动。将他的事迹传回威宁兴隆厂的亲朋好友。当地人纷纷前往安顺请党居仁前来传教。案例2：威宁苗民前往云南昭通听伯格理传教，但引起昭通城士绅恐慌，威宁官府欺压。伯格理利用传教特权与威宁官府沟通，使得官府出告示，不得伤害苗民。“凡骚扰苗民及传教士者，概严惩不贷。”
2.提供医疗卫生帮助。以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传教权在华传教，虽然能起到吸引部分苦難民众寻求庇护的心理，但是以权压人终究不符合基督教仁爱、平等的宗旨而且还授人以柄。于是，基督教开辟以悬壶济世的方式引得当地人皈依就成为一个传教法宝。天主教由于进入中国较早，也最先展开以医学传教方式。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天主教贵阳教区已建立医馆56个，已有记载的为46个，其中就包含黔西北地区的大方县，“龙里、镇远、贞丰、大定（今大方）…”。
新教方面，内地会的党居仁开始就是以向苗民赠药并开设医馆获得苗民的信任。而新教中在黔西北开辟“海外天国”的当属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伯格理。伯格理在石门坎地区开设医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循道公会传教士伯格理在石门坎建教堂时，开设药房，由懂得医药知识的牧师为教徒治病。后发展为诊所，主要由伯格理之妻海孝贞负责。”
二、文化帮扶提升少数民族教徒知识文化水平
1.提供基础教育帮扶。目前没有天主教在黔西北进行教育帮扶的资料。但是天主教的同宗基督教则在黔西北留下了大量可歌可泣的事迹。循道公会的伯格理在威宁石门坎创建了著名的石门坎光华小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循道公会传教士伯格理在威宁县（石门坎）（今属石门乡）传教之初，就根据该会‘哪里有教堂，那里就有学校’的宗旨，开始筹建学校，并以‘读书识字不会被别族欺侮’等道理动员苗族信众参与办学。”到清末民初光华小学规模有所扩大。“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募集到大笔捐款和得到循道公会的津贴后，学校又增建了教学楼、宿舍、礼堂、游泳池和运动场等。”在伯格理的影响下，威宁县共有16个苗族乡建立光华小学分校。在彝族地区建立21个崇德学校分校。为石门坎地区少数民族基础教育打下基础，使该地区走出多名大学生。
基督教内地会同样在黔西北地区带来近代基础教育。“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安顺的的英国传教士党居仁派遣杨锡光（苗族）到今纳雍县姑开发珠寨修建教堂并办学校。”除此之外，内地会还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威宁建内地会两级学校；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赫章结构乡建内地会明德小学。
2.帮助创立民族语言文字。为黔西北少数民族文字的创立作出卓越贡献的主要是新教传教士。要使新入教教徒彻底从心里皈依，不仅要从口头宣教，而且要使教徒学会读圣经。当时循道公会扎根的威宁县石门坎大花苗还处于十分原始落后的阶段，以结绳刻木叙述本民族文化，而且不是汉字，文盲众多。为促进基督教的传播，也为改变落后的文化面貌。伯格理在熟悉苗语后，“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同汉、苗信徒钟焕然、李司提反、杨雅各、张约翰、王道元等…创造出一套可供推广的苗文。”老苗文就此诞生。“这是一种拼音文字，以苗族滇东北次方言发音为基础，把一些拉丁字母和苗族服饰中的一些花纹符号相融合作为声母，韵母基本上采用拉丁字母，一个声母和一个韵母相拼为一个音节，一个字的笔划最多不超过五笔。”这一套表音文字好记好学，对苗族扫盲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到20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石门坎大花苗基本扫除文盲。受伯格理创立老苗文启发，深感老彝文被彝族祭司垄断解释，不宜与向大众解经之苦，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文道成联合彝族教徒用注音文字创造彝文。
三、和平的传教方式的影响
无论是提供庇护、医疗卫生，还是修建学校、帮助创立文字，都是有别于以枪炮为后盾的和平传教方式。剔除传教士主观的传教目的。这些传教方式客观上都对当地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带来了一定进步。首先，传教士提供的庇护方式使得当地少数民族地位有所提高。曾经备受士绅、土目恶霸欺凌的少数民族得到官府的重视。例如苗族同胞到昭通见传教士，得到官府颁布法令的保护，凡骚扰苗民及传教士者，概严惩不贷；恶霸夺取的苗民猎物在传教士斡旋之下归原主。其次，传教士帮助修建学校和医馆使得当地少民的教育状况和卫生条件得到改善。比如石门坎地区学校、卫生院等的修建不仅文盲基本被扫除，培养出大量大学生，甚至高学历的博士研究生，而且使瘴疠之地得到改善最后，传教士帮助创立文字不仅有利于打破土目和祭司阶层对文化的垄断，而且使得文字在当地少数族群中得到普及。有利于少数民族社会生态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1]《黔西北地区基督教内地会传播史略》，吴道军，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06期.
[2]《黔西北地区基督教内地会传播史略》，吴道军，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06期.
[3]《贵州省志·宗教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3页.
[4]《贵州省志·宗教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7页.
[5]《贵州省志·宗教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5页.
[6]《贵州省志·宗教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0页.
[7]《贵州省志·宗教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2页.
[8]《贵州省志·宗教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9页.
[9]《基督教新教文化对黔西北苗族社会的影响》，王曼，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作者介绍：杨晓霞（1986—）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史。职称：讲师。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6ZC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