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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的很多大师，不仅是学术上的典范，更是做人的楷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际之道，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很值得后人学习。借鉴他们人际交往的成功经验，定能为我们的交际增添光彩。
梁启超：宽 容 大 度
1926年3月8日，因患尿血症，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经检查，医生发现他的右肾中有一个黑点，诊断为恶性肿瘤。割除右肾解剖以后，果然看到其中有一个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没有癌变。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因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社会舆论大哗，包括陈西滢、徐志摩等都嘲讽西医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可这时的梁启超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谈了他的看法：“右肾是否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出院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他的宽容，言之凿凿，情之切切，确实让后人满怀敬意。
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宽容别人，大多数人可能做得到，但是，在涉及到人生、生命、使命等重大事情上，还能宽厚待人，就绝不是一般人能轻而易举做得出的。梁启超莫名其妙地被医生做错了手术，可自己竟然不计较，还为医生辩护，如此宽容大度，彰显了大师的非凡人格。在动辄就讨说法、打官司、要赔偿的物欲横流的今天，大师的做法是否能给我们一些深入的思考？
闻一多：热 心 助 人
“七七事变”发生后，闻一多与华罗庚一起随“西南联大”搬迁到了昆明。当时，日本飞机经常对昆明城区进行轰炸，为了安全起见，闻一多全家移居到昆明北郊的陈家营，华罗庚全家移到了离城较近的黄土坡。不久后的一天，华罗庚租住的房子遭到敌机的空袭被炸毁，正当华罗庚为怎么安身而发愁的时候，闻一多听说后，主动找到华罗庚，真诚地邀请华罗庚与他家同住。闻一多家人口很多，他的住处也不宽敞，一开始，华罗庚谢绝了闻一多的好意。但闻一多多次诚恳地劝说，再加上华罗庚实在也无法可想，华罗庚一家就搬了过来。这样，闻家八口人和华家六口人挤在狭小的空间内，当中用布帘隔开，开始了两家人隔帘而居的简陋而其乐融融的生活。后来，华罗庚特地写了一首七言小诗“挂布”，真实记录了他们两家那段日子的生活：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小诗既通俗又风趣，是两个家庭共患难的真实写照，那种真挚的情谊、豁达的态度跃然纸上，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国家遭遇的苦难，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坚强决心。
自己已经非常困难，但是看到比自己更困难的同事，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种雪中送炭的热心助人的品质，尤其难能可贵。我们在交际场上，不少人也有助人的热情，但往往热衷于“锦上添花”，真正主动帮助别人的人还是太少，特别是自己也处于困境的时候。在这一点上，闻一多先生无疑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竺可桢：不 计 前 嫌
1936年，曾被称为“浙大保姆”的竺可桢在浙江大学任校长时，极有才气的教授费巩对竺可桢非常不满，在开教务会时，当面对他进行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没有睚眦必较，只是微笑不语。不久，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其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浙江大学因为战争而西迁，很有侠气却又脾气暴躁的物理学家束星北却把这些责任算在校长竺可桢的头上。于是，他一路上跟在竺可桢的后面，数说他的种种不是。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的这种作风，也只是一笑而过。后来，尽管和束星北私交不深，他却力派众议，将他评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身处职场，作为上司，你有没有对抱怨、嘲讽甚至侮辱自己的人付之一笑？你有没有容人的胸怀和气度？你有没有在下属对你不尊重后还能不计前嫌唯才是举？如果能做得好，你一定能赢得下属的尊重，你的工作一定会一帆风顺，你的业绩也一定不停地攀升。
季羡林：勇 担 责 任
1999年，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丛书”一套，收入了一百多位作家的作品，每人一集，季羡林先生名列主编。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出版社和编辑的人却把好事办砸了：很多作者或遗属不知情，构成了侵权。于是，二十多位作家诉诸法律。这样，作为主编的季羡林首先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说：“一些作家对吉林摄影出版社的侵权行为诉诸法律，既是维护自身权益，也是就这一典型案件提请以法律武器对著作权领域日益猖獗的违法活动予以有利打击。我对此完全支持。这一立场不因为丛书标明由我主编而有所改变。”接着，他就“主编”一事做了说明。他强调，“名”只是被别人拿去“挂”的，至于操作过程、幕后事宜，一概不知。虽然如此，他还是没有推卸责任，他郑重说明：1.因我挂名主编，使出版社遂行其对读者的广告作用和对读者的蒙蔽作用，我愿承担我应承担的责任。2.任何人以我担任主编为名，甚至借口对我的“保护”，以开脱侵权者的法律责任，则是不对的，完全不符合法治精神，也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在我们的交际场上，很多人在面对名利、诱惑时趋之若鹜，在需要承担责任时就逃之夭夭，这样往往导致人际关系紧张，出现不和谐的局面。其实，在日常交际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扛起来，不推诿、不逃避，以人格的魅力去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理解。
梁启超：宽 容 大 度
1926年3月8日，因患尿血症，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经检查，医生发现他的右肾中有一个黑点，诊断为恶性肿瘤。割除右肾解剖以后，果然看到其中有一个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没有癌变。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因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社会舆论大哗，包括陈西滢、徐志摩等都嘲讽西医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可这时的梁启超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谈了他的看法：“右肾是否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出院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他的宽容，言之凿凿，情之切切，确实让后人满怀敬意。
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宽容别人，大多数人可能做得到，但是，在涉及到人生、生命、使命等重大事情上，还能宽厚待人，就绝不是一般人能轻而易举做得出的。梁启超莫名其妙地被医生做错了手术，可自己竟然不计较，还为医生辩护，如此宽容大度，彰显了大师的非凡人格。在动辄就讨说法、打官司、要赔偿的物欲横流的今天，大师的做法是否能给我们一些深入的思考？
闻一多：热 心 助 人
“七七事变”发生后，闻一多与华罗庚一起随“西南联大”搬迁到了昆明。当时，日本飞机经常对昆明城区进行轰炸，为了安全起见，闻一多全家移居到昆明北郊的陈家营，华罗庚全家移到了离城较近的黄土坡。不久后的一天，华罗庚租住的房子遭到敌机的空袭被炸毁，正当华罗庚为怎么安身而发愁的时候，闻一多听说后，主动找到华罗庚，真诚地邀请华罗庚与他家同住。闻一多家人口很多，他的住处也不宽敞，一开始，华罗庚谢绝了闻一多的好意。但闻一多多次诚恳地劝说，再加上华罗庚实在也无法可想，华罗庚一家就搬了过来。这样，闻家八口人和华家六口人挤在狭小的空间内，当中用布帘隔开，开始了两家人隔帘而居的简陋而其乐融融的生活。后来，华罗庚特地写了一首七言小诗“挂布”，真实记录了他们两家那段日子的生活：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小诗既通俗又风趣，是两个家庭共患难的真实写照，那种真挚的情谊、豁达的态度跃然纸上，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国家遭遇的苦难，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坚强决心。
自己已经非常困难，但是看到比自己更困难的同事，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种雪中送炭的热心助人的品质，尤其难能可贵。我们在交际场上，不少人也有助人的热情，但往往热衷于“锦上添花”，真正主动帮助别人的人还是太少，特别是自己也处于困境的时候。在这一点上，闻一多先生无疑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竺可桢：不 计 前 嫌
1936年，曾被称为“浙大保姆”的竺可桢在浙江大学任校长时，极有才气的教授费巩对竺可桢非常不满，在开教务会时，当面对他进行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没有睚眦必较，只是微笑不语。不久，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其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浙江大学因为战争而西迁，很有侠气却又脾气暴躁的物理学家束星北却把这些责任算在校长竺可桢的头上。于是，他一路上跟在竺可桢的后面，数说他的种种不是。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的这种作风，也只是一笑而过。后来，尽管和束星北私交不深，他却力派众议，将他评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身处职场，作为上司，你有没有对抱怨、嘲讽甚至侮辱自己的人付之一笑？你有没有容人的胸怀和气度？你有没有在下属对你不尊重后还能不计前嫌唯才是举？如果能做得好，你一定能赢得下属的尊重，你的工作一定会一帆风顺，你的业绩也一定不停地攀升。
季羡林：勇 担 责 任
1999年，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丛书”一套，收入了一百多位作家的作品，每人一集，季羡林先生名列主编。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出版社和编辑的人却把好事办砸了：很多作者或遗属不知情，构成了侵权。于是，二十多位作家诉诸法律。这样，作为主编的季羡林首先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说：“一些作家对吉林摄影出版社的侵权行为诉诸法律，既是维护自身权益，也是就这一典型案件提请以法律武器对著作权领域日益猖獗的违法活动予以有利打击。我对此完全支持。这一立场不因为丛书标明由我主编而有所改变。”接着，他就“主编”一事做了说明。他强调，“名”只是被别人拿去“挂”的，至于操作过程、幕后事宜，一概不知。虽然如此，他还是没有推卸责任，他郑重说明：1.因我挂名主编，使出版社遂行其对读者的广告作用和对读者的蒙蔽作用，我愿承担我应承担的责任。2.任何人以我担任主编为名，甚至借口对我的“保护”，以开脱侵权者的法律责任，则是不对的，完全不符合法治精神，也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在我们的交际场上，很多人在面对名利、诱惑时趋之若鹜，在需要承担责任时就逃之夭夭，这样往往导致人际关系紧张，出现不和谐的局面。其实，在日常交际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扛起来，不推诿、不逃避，以人格的魅力去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