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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最后使我下决心的就是这句话
1994年11月，我带八佰伴世界明星队打完最后一场比赛，中国排协打电话给我，要我从香港拐一下北京再回美国，说有事情商量。到北京的当天晚上，袁伟民（前国家女排主教练，编者注）找我谈了女排的情况，我们确实都不忍心看着中国女排落到世界第八而一蹶不振。
袁伟民说，女排最缺乏的是一种精神，是教练的凝聚力，要用一种人格的力量来调动运动员，而时间又特别紧迫，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只有一年半时间，不允许再慢慢启动了。他对我有信心，希望我考虑，能否回来执教。我也知道，袁伟民教练一般是不求人的。1995年初，中国排协召开全国教练会议，决定更换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大家也提了人选，又一次想到了我。于是，排球协会一个电传接一个电传地发到我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球类司司长也给我发来电传，有一句话打动了我：“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确实，最后使我下决心的就是这句话。
当时有美国朋友劝我：你在国家队那么多年，干得那么苦，压力太大，而且，你家庭情况不好，孩子那么小，你怎么能回去呢？再说，你还有那么多的合同，这样大的牺牲值得吗？这些利弊得失，我自己全都想到了。回国、执教，这个动作确实非同小可，也许，会又一次改变我的生活和命运。
执教工作困难之多，也可想而知。但我更清楚，女排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很特殊的位置，女排打球已经超越了排球、超越了体育本身。虽然，我离开国家队那么多年了，但大家还是想着我，尤其在女排最困难的时候，要把这副担子交给我，这是一种信任和托付。
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想着想着，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大大的疑问：郎平，你胆子够大的，回去接这样一支队伍，你哪来的勇气？但我绝不盲目、绝不冲动，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我的执教想法，有一个基本精神：坚定信念，卧薪尝胆。
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又在考虑训练计划，下飞机时，我有点晕晕乎乎的，头也没梳，稍微理了理。走到机舱门口，我只看到机场上有那么多人，有扛着摄像机的，有端着照相机的，有举灯的，灯都打得特别亮，我还回头看，心想，肯定有什么贵宾坐在这架飞机上。没等我想明白，这些人黑压压一片全冲我来了。好，我还迷迷糊糊呢，十几个话筒伸了过来，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我都不知道听谁的好，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前拥后挤的，远远地，我只看了我妈和我爸一眼，他们就被人群挤没了，我也被两个警卫“架”到警卫室，海关都没过，只好走“后门”了。
说实话，一下飞机，就被这样一大团腾腾的热气包围着，我心里又添了把火，让我更有了摩拳擦掌的激情和冲动。我知道，把女排带上去，这是干一件挺大的事啊，会给大家带来激情和活力。当然，到底能干到哪一步，我没数，我也在心里画问号。
观众来看我们打球。除了看输赢，更想看到一种要球不要命的状态，看得振奋，看得来劲，给人家鼓舞
真的干上了，我有时会感到自己单薄，毕竟是个女人，女教练，在一大群男教练中，比较孤独，很多事情要靠我一个人来撑。
我对每个队员都交了底，我说，我既然回来了，把自己的后路都断了，大家就得树立在世界大赛中拿奖牌的目标，就得有这个雄心壮志，向世界的最高峰冲击，还要把亚洲的冠军夺回来。我这个人就有一个特点，要么不干，要干一定得干出个样子。你们都要想通了，如果你们觉得跟着郎导干，吃不了那份苦，你们告诉我，我不勉强，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别浪费我的感情，也别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还给她们摆明一个道理：体育的本质讲的就是这样一种向极限挑战的精神，观众来看我们打球，除了看输赢，更想看到一种要球不要命的状态，看得振奋，看得来劲，给人家鼓舞。但这种输球不输人的精神，靠平时每一天的训练，平时怎么样，比赛就是什么样，这是基本功，是物质基础啊，不是过年吃饺子，可以蒙人家一回。
道理说透了，我就从头开始抓。在柳州集训，我的第一堂训练课，就是从准备活动的每一个动作做起，就像小学生从学拼音、学生字开始。有个别队员，连扣调整球的要领都讲不出，你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啊，连一些基本功的问题都没搞清楚。这时离奥运会只有一年时间了。
进军奥运会之前，世界强队是这样排列的：古巴队、巴西队、俄罗斯队、美国队。那时，国际排协的杂志，还有美国的一些排球杂志，没有一个专家、没有一个记者的分析，是把中国队放进“四强”的。当时，国家体委给我的目标也比较客观，只要能够打入半决赛进前四名，但亚特兰大奥运会我们超额完成任务，进入了决赛。
摘取了1996年奥运会亚军的成绩，这对我的执教工作便意味着“大功告成”。回国前，我曾向国家体委递交过一份书面报告，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时间：干到奥运会，力争进四强。
“没那么严重吧！”我这个“铁榔头”，自有一锤定音的主见
目标实现，我的工作期限也到了。美国的报刊便有消息披露，说美国女排有意聘请我担当主教练，还有欧洲的意大利队也想引进我这个“世界最佳教练员”。
无论是美国国家队的聘请还是意大利俱乐部队的邀请，都不是无稽之谈：我有女儿在美国，也有球迷在意大利。
而我回国执教的待遇确实不能与美国、意大利相比。我在回国之初，一些报纸就我的工资问题，写了一些文章，有消息说我每月拿500元人民币，也有传说是5000美元。对于这样的“消息”、“传说”，我一概不作解释。怎么解释好呢？如果想挣钱、为待遇，何必回国？1994年，我在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做教练，年薪20万美元。我能把同样的数字作为条件报给体委、报给排协吗？
奥运会后，好多圈内人劝我见好就收，成绩已经确定，能力已经显示，全世界都承认了，“世界最佳教练员”的荣誉也有了，何况，我身体那么差。有朋友规劝我说得更彻底：“中国女排拿了世界冠军，你郎平倒在球场上，把你自己全部牺牲进去，我们大家都不愿看到这个结果！”我还是笑笑：“没那么严重吧！”我这个“铁榔头”，自有一锤定音的主见。
经过深思熟虑，我考虑到当时中国女排刚刚好转，形势不稳定，决定留下。
（摘编自《激情岁月：郎平自传》，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1994年11月，我带八佰伴世界明星队打完最后一场比赛，中国排协打电话给我，要我从香港拐一下北京再回美国，说有事情商量。到北京的当天晚上，袁伟民（前国家女排主教练，编者注）找我谈了女排的情况，我们确实都不忍心看着中国女排落到世界第八而一蹶不振。
袁伟民说，女排最缺乏的是一种精神，是教练的凝聚力，要用一种人格的力量来调动运动员，而时间又特别紧迫，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只有一年半时间，不允许再慢慢启动了。他对我有信心，希望我考虑，能否回来执教。我也知道，袁伟民教练一般是不求人的。1995年初，中国排协召开全国教练会议，决定更换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大家也提了人选，又一次想到了我。于是，排球协会一个电传接一个电传地发到我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球类司司长也给我发来电传，有一句话打动了我：“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确实，最后使我下决心的就是这句话。
当时有美国朋友劝我：你在国家队那么多年，干得那么苦，压力太大，而且，你家庭情况不好，孩子那么小，你怎么能回去呢？再说，你还有那么多的合同，这样大的牺牲值得吗？这些利弊得失，我自己全都想到了。回国、执教，这个动作确实非同小可，也许，会又一次改变我的生活和命运。
执教工作困难之多，也可想而知。但我更清楚，女排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很特殊的位置，女排打球已经超越了排球、超越了体育本身。虽然，我离开国家队那么多年了，但大家还是想着我，尤其在女排最困难的时候，要把这副担子交给我，这是一种信任和托付。
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想着想着，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大大的疑问：郎平，你胆子够大的，回去接这样一支队伍，你哪来的勇气？但我绝不盲目、绝不冲动，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我的执教想法，有一个基本精神：坚定信念，卧薪尝胆。
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又在考虑训练计划，下飞机时，我有点晕晕乎乎的，头也没梳，稍微理了理。走到机舱门口，我只看到机场上有那么多人，有扛着摄像机的，有端着照相机的，有举灯的，灯都打得特别亮，我还回头看，心想，肯定有什么贵宾坐在这架飞机上。没等我想明白，这些人黑压压一片全冲我来了。好，我还迷迷糊糊呢，十几个话筒伸了过来，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我都不知道听谁的好，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前拥后挤的，远远地，我只看了我妈和我爸一眼，他们就被人群挤没了，我也被两个警卫“架”到警卫室，海关都没过，只好走“后门”了。
说实话，一下飞机，就被这样一大团腾腾的热气包围着，我心里又添了把火，让我更有了摩拳擦掌的激情和冲动。我知道，把女排带上去，这是干一件挺大的事啊，会给大家带来激情和活力。当然，到底能干到哪一步，我没数，我也在心里画问号。
观众来看我们打球。除了看输赢，更想看到一种要球不要命的状态，看得振奋，看得来劲，给人家鼓舞
真的干上了，我有时会感到自己单薄，毕竟是个女人，女教练，在一大群男教练中，比较孤独，很多事情要靠我一个人来撑。
我对每个队员都交了底，我说，我既然回来了，把自己的后路都断了，大家就得树立在世界大赛中拿奖牌的目标，就得有这个雄心壮志，向世界的最高峰冲击，还要把亚洲的冠军夺回来。我这个人就有一个特点，要么不干，要干一定得干出个样子。你们都要想通了，如果你们觉得跟着郎导干，吃不了那份苦，你们告诉我，我不勉强，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别浪费我的感情，也别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还给她们摆明一个道理：体育的本质讲的就是这样一种向极限挑战的精神，观众来看我们打球，除了看输赢，更想看到一种要球不要命的状态，看得振奋，看得来劲，给人家鼓舞。但这种输球不输人的精神，靠平时每一天的训练，平时怎么样，比赛就是什么样，这是基本功，是物质基础啊，不是过年吃饺子，可以蒙人家一回。
道理说透了，我就从头开始抓。在柳州集训，我的第一堂训练课，就是从准备活动的每一个动作做起，就像小学生从学拼音、学生字开始。有个别队员，连扣调整球的要领都讲不出，你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啊，连一些基本功的问题都没搞清楚。这时离奥运会只有一年时间了。
进军奥运会之前，世界强队是这样排列的：古巴队、巴西队、俄罗斯队、美国队。那时，国际排协的杂志，还有美国的一些排球杂志，没有一个专家、没有一个记者的分析，是把中国队放进“四强”的。当时，国家体委给我的目标也比较客观，只要能够打入半决赛进前四名，但亚特兰大奥运会我们超额完成任务，进入了决赛。
摘取了1996年奥运会亚军的成绩，这对我的执教工作便意味着“大功告成”。回国前，我曾向国家体委递交过一份书面报告，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时间：干到奥运会，力争进四强。
“没那么严重吧！”我这个“铁榔头”，自有一锤定音的主见
目标实现，我的工作期限也到了。美国的报刊便有消息披露，说美国女排有意聘请我担当主教练，还有欧洲的意大利队也想引进我这个“世界最佳教练员”。
无论是美国国家队的聘请还是意大利俱乐部队的邀请，都不是无稽之谈：我有女儿在美国，也有球迷在意大利。
而我回国执教的待遇确实不能与美国、意大利相比。我在回国之初，一些报纸就我的工资问题，写了一些文章，有消息说我每月拿500元人民币，也有传说是5000美元。对于这样的“消息”、“传说”，我一概不作解释。怎么解释好呢？如果想挣钱、为待遇，何必回国？1994年，我在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做教练，年薪20万美元。我能把同样的数字作为条件报给体委、报给排协吗？
奥运会后，好多圈内人劝我见好就收，成绩已经确定，能力已经显示，全世界都承认了，“世界最佳教练员”的荣誉也有了，何况，我身体那么差。有朋友规劝我说得更彻底：“中国女排拿了世界冠军，你郎平倒在球场上，把你自己全部牺牲进去，我们大家都不愿看到这个结果！”我还是笑笑：“没那么严重吧！”我这个“铁榔头”，自有一锤定音的主见。
经过深思熟虑，我考虑到当时中国女排刚刚好转，形势不稳定，决定留下。
（摘编自《激情岁月：郎平自传》，东方出版中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