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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认为，“今古咫尺间”可算是我的一个史观，是我对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一个看法。我写的文章分两类，一是学术著述，二是文史随笔。前者只有零星成绩，随笔则写了不少。我的随笔，常常援古证今，今古杂糅，大都贯穿着一个思路：视古今为一脉，把今古综合来看。
我观察到，古人与今人，古事与今事，其实似远而实近，它们之间有太多的相像，有时简直就是一个样。今人是古人的延伸，有时也像是古人的影子。现代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其实都是生活在历史当中的j或是身上带着历史的基因和残物，或是干脆就延续着旧的历史，或是在扬弃旧史的基础上创造新史。古月照今尘，今月照古人，今古确在咫尺之间。
我形成“今古咫尺间”这个思路，与先哲的启发大有关系，特别是因受了鲁迅的影响。先生著文，经常援古证今，借古喻今，而且常古人、今人一并论及，有时干脆就说“我们古今人”如何如何。我感觉，在鲁迅心目中，古今的距离是非常之近的。
鲁迅曾说过这样两段话：
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
现在官厅拷问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遗下的方法，或则是古今英雄，所见略同。(《伪自由书·电的利弊》)
在鲁迅看来，“我们古今人”相似或相同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民国就像是宋末明末，酷刑更是古今一脉相传，真仿佛今古就在咫尺之间。
鲁迅谈古，为的是解决现世问题，他说：“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戏剧看客动辄“替古人担忧”，鲁迅则是“替今人担忧”，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担忧。我追摹先生，写历史随笔时，心里也总是装着一个“今”字。因今而思古，谈古为论今。
不仅是鲁迅，我观察，从古以来的许多大学者，都总是把古今融在一起观察和思考。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光为资治而写通鉴，陈寅恪以写《柳如是别传》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垣以写《通鉴胡注表微》传播抗日思想……他们的“发思古之幽情”，都离不开解决当世问题。他们学问大，但都不做死学问，他们的学问与天下兴亡大有关联。我是历史系毕业的，，读过不少史书，也熟悉中国有名的史学家的事迹，我推崇两司马和二陈这样的把天下兴亡装在心里的史学家，我觉得这才是对中华民族有大用的史学家。我写历史随笔，常常想到这些伟大史家。他们的学问，是高山，我只能仰视，但他们关注天下兴亡的情怀，论说天下利病的眼光和方法，我可以学习。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鲁迅引古书，说古事，把游荡在现世的古老幽灵捉出来给人们看，其立意是为挖掉封建老根，为改造愚弱的国民性，为使我们民族的思想园地成为一片净土。我觉得，鲁迅的这种立意和法子，今天还用得着，因为，封建遗毒还在。
关于清除封建遗毒问题，邓小平有不少论述。他说：“搞终身制，老当第一书记，谁敢提意见。中国封建主义很厉害，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要把人推向反面。”又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终身制。”(《邓小平年谱》)例证是极多的，举不胜举。庐山会议后，一个爱搞个人独裁的河南某县第一书记说：“马列主义必须加两分秦始皇才能治县……某些人对第一书记制度不满意也不中。”一个县委委员又发挥说：“只有马列主义与秦始皇手段相结合，才能实行合理独裁。”当我在一份杂志上看到这条史料后，脑中油然现出几个字“县级秦始皇?。到了十年动乱时期，封建遗毒就更是大发作了。
封建的东西，在我国，韧性是极强的，剪不断，理还乱，纠结一团，至今不绝。马克思曾感叹，“中国真是活的化石”。这话是说清代的中国不长进。话说得有点尖锐，但对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进步的艰难性，认识封建主义那一套的顽固性，确有启发意义。鲁迅所说的“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实际与马克思的观察大体相同。这就需要韧性的战斗。我写随笔，常常想起鲁迅挖封建老根的韧性，以及他的战法。
桐城派姚鼐提出，著文要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曾国藩加了一个经济(经邦济世的古今知识)，成为四位一体。这大意是说，写文章要有思想，材料要准确，文字要美，还要有经世的心胸和内容。这几条，我很是认可，觉得可以作为著文的守则、衡文的标准。我写随笔，心里就常悬着这几条要求。
义理，当然是须首重的，思想第一。有思想的随笔最可贵。我主持报纸的理论版多年，虽未写出理论著作，但学到了一点理论知识，这对提高随笔的思想性有一点用处。我多少懂一点考据，这对使用的材料更准确有帮助。洪迈说，他写《容斋随笔》，是“意之所之，随即纪录”。我却并不那么随意，我用的材料，都是要尽力查考准确的。把文字做美，实在是不容易，古文底子要好，还要有才气。像鲁迅、孙犁、黄裳那样的杂文随笔，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出的。何满子、钱伯城、王春瑜、李零诸先生的随笔文字，也是天下不易得。我受他们文字魅力的吸引和激励，生模仿的念头，但总是学不像，常废然而叹。
写有思想性的随笔，必要有经世的心胸。曾国藩“经世致用”的观念，对成就他的文学名声和谋国事功起了很大作用，对后世的志士仁人也有很大影响。自谓“独服曾文正”的青年毛泽东，其文章具有强烈的经世性，大抵就与从曾国藩到梁启超的文章风格的影响有关系。鲁迅的以笔为刀也与曾氏的经世主张相通。《曾国藩家书》虽是平常家信，却溢满经世的心思，思想性、知识性兼具，实际也是一篇篇的随笔。我是个报人，职业使我天然地关心世事时势，天然地具有为文经世的本色。这成了我好写随笔且重视随笔的思想性的一个原因，也是一个动力。
收在《今古咫尺间》里的文章，内容驳杂，勉强分了四类，每类里还是驳杂。随笔古来属于杂学。杂而不专，向来老儒睥睨，讥为齐东野语。但也有学人高看杂学随笔，说是上承诸子私乘，随心言说，汪洋恣肆，其实不得了。浙东史学有一个传统，不尊正宗官史为圣物，而是尚博览，颇看重野史杂记。周氏兄弟好杂览，喜杂学，重野史，便与此乡邦学术风气的熏染有关。这都让我对杂学随笔产生了敬意，也成了我写随笔的一个动力。
其实，我原本也有喜杂览的癖好，特别是喜读有关社会万象的杂书。我对古今社会的许多现象有强烈的追问谜底的兴趣，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影响了我们民族和国家命运当然也包括我个人命运的一切事情感兴趣，我总想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为什么会那样。这就要去读杂七杂八的书，思考各式各样的问题，读了，想了，便有些心得，便写出了这些随笔。
这本书里所收入的文章，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写的，时间跨度达二十多年。它是我这二十多年来精神轨迹的一点记录，同时也记下了一点时代风云。虽是敝帚，亦自珍之。
我观察到，古人与今人，古事与今事，其实似远而实近，它们之间有太多的相像，有时简直就是一个样。今人是古人的延伸，有时也像是古人的影子。现代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其实都是生活在历史当中的j或是身上带着历史的基因和残物，或是干脆就延续着旧的历史，或是在扬弃旧史的基础上创造新史。古月照今尘，今月照古人，今古确在咫尺之间。
我形成“今古咫尺间”这个思路，与先哲的启发大有关系，特别是因受了鲁迅的影响。先生著文，经常援古证今，借古喻今，而且常古人、今人一并论及，有时干脆就说“我们古今人”如何如何。我感觉，在鲁迅心目中，古今的距离是非常之近的。
鲁迅曾说过这样两段话：
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
现在官厅拷问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遗下的方法，或则是古今英雄，所见略同。(《伪自由书·电的利弊》)
在鲁迅看来，“我们古今人”相似或相同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民国就像是宋末明末，酷刑更是古今一脉相传，真仿佛今古就在咫尺之间。
鲁迅谈古，为的是解决现世问题，他说：“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戏剧看客动辄“替古人担忧”，鲁迅则是“替今人担忧”，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担忧。我追摹先生，写历史随笔时，心里也总是装着一个“今”字。因今而思古，谈古为论今。
不仅是鲁迅，我观察，从古以来的许多大学者，都总是把古今融在一起观察和思考。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光为资治而写通鉴，陈寅恪以写《柳如是别传》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垣以写《通鉴胡注表微》传播抗日思想……他们的“发思古之幽情”，都离不开解决当世问题。他们学问大，但都不做死学问，他们的学问与天下兴亡大有关联。我是历史系毕业的，，读过不少史书，也熟悉中国有名的史学家的事迹，我推崇两司马和二陈这样的把天下兴亡装在心里的史学家，我觉得这才是对中华民族有大用的史学家。我写历史随笔，常常想到这些伟大史家。他们的学问，是高山，我只能仰视，但他们关注天下兴亡的情怀，论说天下利病的眼光和方法，我可以学习。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鲁迅引古书，说古事，把游荡在现世的古老幽灵捉出来给人们看，其立意是为挖掉封建老根，为改造愚弱的国民性，为使我们民族的思想园地成为一片净土。我觉得，鲁迅的这种立意和法子，今天还用得着，因为，封建遗毒还在。
关于清除封建遗毒问题，邓小平有不少论述。他说：“搞终身制，老当第一书记，谁敢提意见。中国封建主义很厉害，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要把人推向反面。”又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终身制。”(《邓小平年谱》)例证是极多的，举不胜举。庐山会议后，一个爱搞个人独裁的河南某县第一书记说：“马列主义必须加两分秦始皇才能治县……某些人对第一书记制度不满意也不中。”一个县委委员又发挥说：“只有马列主义与秦始皇手段相结合，才能实行合理独裁。”当我在一份杂志上看到这条史料后，脑中油然现出几个字“县级秦始皇?。到了十年动乱时期，封建遗毒就更是大发作了。
封建的东西，在我国，韧性是极强的，剪不断，理还乱，纠结一团，至今不绝。马克思曾感叹，“中国真是活的化石”。这话是说清代的中国不长进。话说得有点尖锐，但对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进步的艰难性，认识封建主义那一套的顽固性，确有启发意义。鲁迅所说的“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实际与马克思的观察大体相同。这就需要韧性的战斗。我写随笔，常常想起鲁迅挖封建老根的韧性，以及他的战法。
桐城派姚鼐提出，著文要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曾国藩加了一个经济(经邦济世的古今知识)，成为四位一体。这大意是说，写文章要有思想，材料要准确，文字要美，还要有经世的心胸和内容。这几条，我很是认可，觉得可以作为著文的守则、衡文的标准。我写随笔，心里就常悬着这几条要求。
义理，当然是须首重的，思想第一。有思想的随笔最可贵。我主持报纸的理论版多年，虽未写出理论著作，但学到了一点理论知识，这对提高随笔的思想性有一点用处。我多少懂一点考据，这对使用的材料更准确有帮助。洪迈说，他写《容斋随笔》，是“意之所之，随即纪录”。我却并不那么随意，我用的材料，都是要尽力查考准确的。把文字做美，实在是不容易，古文底子要好，还要有才气。像鲁迅、孙犁、黄裳那样的杂文随笔，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出的。何满子、钱伯城、王春瑜、李零诸先生的随笔文字，也是天下不易得。我受他们文字魅力的吸引和激励，生模仿的念头，但总是学不像，常废然而叹。
写有思想性的随笔，必要有经世的心胸。曾国藩“经世致用”的观念，对成就他的文学名声和谋国事功起了很大作用，对后世的志士仁人也有很大影响。自谓“独服曾文正”的青年毛泽东，其文章具有强烈的经世性，大抵就与从曾国藩到梁启超的文章风格的影响有关系。鲁迅的以笔为刀也与曾氏的经世主张相通。《曾国藩家书》虽是平常家信，却溢满经世的心思，思想性、知识性兼具，实际也是一篇篇的随笔。我是个报人，职业使我天然地关心世事时势，天然地具有为文经世的本色。这成了我好写随笔且重视随笔的思想性的一个原因，也是一个动力。
收在《今古咫尺间》里的文章，内容驳杂，勉强分了四类，每类里还是驳杂。随笔古来属于杂学。杂而不专，向来老儒睥睨，讥为齐东野语。但也有学人高看杂学随笔，说是上承诸子私乘，随心言说，汪洋恣肆，其实不得了。浙东史学有一个传统，不尊正宗官史为圣物，而是尚博览，颇看重野史杂记。周氏兄弟好杂览，喜杂学，重野史，便与此乡邦学术风气的熏染有关。这都让我对杂学随笔产生了敬意，也成了我写随笔的一个动力。
其实，我原本也有喜杂览的癖好，特别是喜读有关社会万象的杂书。我对古今社会的许多现象有强烈的追问谜底的兴趣，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影响了我们民族和国家命运当然也包括我个人命运的一切事情感兴趣，我总想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为什么会那样。这就要去读杂七杂八的书，思考各式各样的问题，读了，想了，便有些心得，便写出了这些随笔。
这本书里所收入的文章，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写的，时间跨度达二十多年。它是我这二十多年来精神轨迹的一点记录，同时也记下了一点时代风云。虽是敝帚，亦自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