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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2008年3月，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拉开序幕，调整变动15个机构，撤销4个正部级机构，组建5个新机构。本次机构改革涉及的范围之广、层次之深、力度之大，为历次之最。上行下效，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机构改革也紧锣密鼓地进行。截至2009年5月，全国已有30个省级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获中央批准，目前正在组织实施。全国范围的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正如火如荼地有序推进。
政府机构改革，中央酝酿谋划已久。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各界人士对政府机构改革呼声日高，用一句网络时尚语：“政府机构，纳税人喊你‘减肥’。”
透视官场 超胖超重超载
政府机构臃肿由来已久，成为官场痼疾。政府机构建设和职位叠床架屋，经常表现为重复建设，多头管理，人浮于事。一些地方政府职位太多，权力分散，办起事来相互扯皮，分散了当事人的精力，浪费了时间，群众很有意见。
机构重叠。山穷寺庙多。国家财政本来就紧张，地方财政也捉襟见肘，然而政府机构重三叠四，山头林立，一个个建筑气宇轩昂，富丽堂皇，“山”虽穷，“寺庙”却多而气派。机构之间相互“打架”，效率低下。据媒体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有219个“领导小组”和“委员会”，在机构精简中一下子就撤销了122个，达到56％。“寺庙”一多，苦了“香客”，要办事必须各个“寺庙”挨个儿“磕头烧香”。2009年2月24日，河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付志方做客人民网。在访谈中，付志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过去在河北省办理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手续，往往需要一年时间，甚至更长。办理房地产项目的立项手续要盖166个公章，涉及到94项收费。付志方的例子得到邢台市的佐证。邢台市在未改革前，市有关部门统计涉及房地产开发盖章166枚，其中行政审批与办理相关事项用章131枚，不属于行政审批的中介机构和关联企业盖章35枚。政府机构管理门户之多由此司见一斑。
官员扎堆，庙小方丈多。政府官员之多令人咋舌。县乡一级召开一般性会议，主席台上一坐就是几大排，似乎没有这么大排场就显示不出威严，似乎不坐主席台就体现不出身份。据报载，河南省郸城县不少县直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都是1正4副或5副，有的甚至多达十几个副职。郸城县公安局除了局长、政委、纪委书记各一人外，还配有5名副局长、4名副政委、4名专职党委委员，领导班子全部成员多达16人。郸城县“两办”干部更多。县委办公室除了配7名副主任外，还有6名主任科员、3名副主任科员，共17名官员；县政府办公室则有1名主任、9名副主任、8名主任科员、3名副主任科员，从“一把手”一直排到“二十一把手”。郸城县绝非特例，只是官场的一个缩影。有些单位领导人太多，一项工作两三个领导人分工，苦煞了办事员。庙小方丈多，领导人之间矛盾重重，明争暗斗，以至于少数领导干部为了争权发生流血惨案。有些领导干脆不上班，利用关系经商办工厂，拿的是纳税人的钱，干的是自己的活。
人员膨胀。粥少和尚多。现在当官还很讲排场，手下都有一大帮“侍卫”，前呼后拥，气派非凡。一个县官出行，不亚于过去皇帝出宫，前边警车开道，后边十多辆轿车随行，煞是威风。各个部门负责人也利用职权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安排亲朋，大凡“吃皇粮”的单位都被塞得人满为患。湖南省溆浦县87万人口，行政机构“兵多将广”，林业局13个党委成员中，有7个副局长、2个局长助理。官多兵也多，在职干部职工1118人。由于人员众多，基层林业站1／3人员上岗，1／3人员轮岗，1／3人员停薪留职。淑浦公安局、水利局、国土局、卫生局、交通局、建设局都有6个副局长，领导职位多，职工自然也不少。据统计，水利部门所有人员在3000人左右；农业局现有干部职工955人；交通局共有干部职工1868人……就连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也有160人。城管局执法人员就有74名。每当召开全县科级干部以上人员会议，礼堂里黑压压一片，人数在1500人左右。溆浦县财政局公布的统计报表显示，2007年全县地方财政收入1.7亿元，而全年工资性财政支出接近2.8亿元。溆浦成了一个样本，而全国其他县市政府机构人员膨胀现象也大同小异。
把脉病因 铁饭碗没端掉
政府机构人满为患已是不争的事实，据有关资料透露，2005年时，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而美国当今的官民比为1：30；我国古代康熙年间为1：91，盛唐时为1：500。)横比竖比，我国目前吃“皇粮”者占人口的比例之大之多，令人堪忧。一个国家的行政机关设计，不仅体现了政府和人民的意志，而且也反映了行政是否能够科学高效运作，甚至廉洁奉公。过去，一个县只有一个县官以及下属几十个不人流的官仆，司法、行政、治安、破案、农桑等什么事情都要管，而如今一个县养了不下数百倍与古代官衙相比的公务员，人浮于事的现象特别普遍，并且出于私利，他们往往在当前公权监督制度不力的情况下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无事生非，愈加助长了社会腐败之风，冗员庞杂的现象为何有禁不止，反而越发臃肿，其“肥胖症”很为吊诡。
能上不能下，机关满眼“乌纱幄”。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根深蒂固，一般干部在岗位上干了三五年，就等着提拔，只要没有大错，向上爬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有耐心，乌纱上总会插花翎。如此，一任书记提拔一批，几任之后，只见官员增加，不见官员减少，机关里尽是“乌纱帽”。更为奇怪的是，即使官员受到撤职处分，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又重新复出。2004年因安徽省“阜阳大头娃娃事件”被问责官员群体复出，轰动全国。此后，震惊全国的贵州“6·28瓮安事件”发生大半年后，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悄然复出，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2008年5月，因组织部分干部赴福建考察，即便是在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仍在武夷山等地赴宴、游玩而被免职的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局长，一年未到便异地复职，出任威海市工商局局长。辽宁省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因派警察进京拘传记者而免职，很快便换了身份出现在电视上。因“黑砖窑事件”被问责的山西省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和临汾市尧都区原区长段春霞也很快复出。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官员即使判刑坐牢，工资都照领不误。时任浙江省瑞安苇塍镇党委书记的蒋良荣，因受贿罪被判处三年徒刑，然而，判决生效后，蒋的公职没有被开除，坐牢期间以及出狱后，工资一直领了6年。官员一旦坐上公家交椅，这交椅便成了钢浇铁铸，难以撼动了。
能进不能出，万众争抢“铁饭碗”。在我国基层县市，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千军万马“吃财政”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要稍有能力的人，都千方百计挤入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以期成为“吃财政饭”的公家人。据有关媒体报道，中国公务员正以每年20％ 的速度增加。尽管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实行任期制，但在现实中，公务员无论干好干坏都能干一辈子，除非因违纪违法被清理或调任。于是，近年来为得到公务员的席位，全国高校毕业生蜂拥而来，报考公务员人数一年比一年多。2009年国家公务员报考人数已经突破104万，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8：1，个别职位的报考与录取比例更是达到了4000多比1。出现了报考公务员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现象，原因大都是冲着“铁饭碗”去的，收入稳定，一旦进入公务员序列，基本终身便躺在安乐椅上了。据人事部统计，自1996年至2003年8年间，共有19374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年均不到2500人。按全国500万公务员计算，年辞退率仅约0.05％。有专家指出，显然，与其他社会职业相比，这是一个严重缺乏流动性和新陈代谢程度十分不足的职业生态。
能官不能民，裙带尽吃“财政饭”。“财政饭”是唐僧肉，只要有权，均可分而食之，这是官员的特权。一些官员将自己的亲属安排进政府机关，既编织了关系网，又造成了政府机构的“浮肿”和“虚胖”。江西省奉新县308科级干部的家属，因企业改制等原因在不同行业下岗，县委、县政府集体拍板，让他们到县直事业单位上班，并由县财政发放工资，他们全部吃上了“财政饭”。如此安排，官官相护，机构哪有不膨胀之理!县委、县政府利用公权公开徇私，当官的利用权力私下运作更令人触目惊心。河南省沈丘县北杨集乡财政所原所长高国昌，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操作，先后让农民身份的妻子、4个正在上学的儿女、农民身份的妹妹和妹夫等十余人，都吃上了“财政饭”。而这些人没有上过一天班。其妻子大字不识一个，竟然成了国家干部，而且是1960年出生，参加工作则为1961年，也就是说1岁就参加了工作。更有一些地方，为了腾出位子，将“到年龄”的老领导干部转为非领导职务。这些人有多老呢?据调查，一般厅级干部58岁，处级干部50岁以上，科级干部40多岁便“转非”。这些50岁左右的“老干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且有着丰富的社会关系网，转为“非领导干部”后，工资级别不降，又名正言顺地从事“第二职业”。能官不能民的政策十分不公。
“开胸验肺” 腐败原是真凶
机构庞大臃肿，既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又给政府的运行造成诸多弊端。因此，对于臃肿的行政机构进行“开胸验肺”，查出其真正病因，从而好对症下药，已显得迫在眉睫。
人浮于事，职责不明。机构臃肿，官员成堆，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人浮于事，官员职责不明，造成该做的事没人做，不该做的事经常做，有好处的事抢着做，默默无闻的事没人做，出风头的事争着做。海南省文昌市锦山镇一根电线杆被卡车撞断，悬在街头，摇摇欲坠，险象环生，但一连十多天无人过问。居民们无奈，便打印了一则“寻局长启事”，张贴在被撞断的水泥电线杆上。无独有偶，湖北省大冶市一些路段“黑的”泛滥，横行街头，撞毁花坛，多年无人管理。市民们也印发了“寻官启事”，到处张贴。政府机构这么多，政府官员这么多，可是人民的事情却无人过问。
权力滥用，谋取私利。要说官员们个个游手好闲，不问政事，这似乎委屈了众多官员。有些官员其实也很忙，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八面伸手，广辟财源。他们的工作很有创意，也很有魄力。山东省高青县质监局对部分商户以巨额行政处罚相要挟，强迫商户签订《服务协议》，并收取500～1000元的服务费。只要商户缴纳了服务费，即使偷偷卖一些劣质商品，执法人员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行政执法部门乱收费，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一是改善干部职工的福利，二是发放超编人员的工资。河南省审计厅厅长史宁安在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2008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说，审计厅对全省排污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进行了审计调查。审计出现的主要问题有，未按照规定征缴排污费1.99亿元，挤占挪用排污费1.37亿元。由于环保人员超编严重，超编人员经费没有来源，只能“以费养人”。如平顶山市所属的叶县、湛河区等6个县(区)环保部门，自收自支人员606人，占现有人员的79.2％，挤占环保专项资金1084.9万元。平顶山环保部门仅是沧海一粟，全国超编多少人?没有人统计过。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曾称，“官多为患”是一大弊端——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作风官僚，民心背离。政府部门冗员众多，减少了能够用于公共事业的资金数量，降低了民众所能享受的福利水平。而且，由于冗员众多，必须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资金，这就势必要加重民众的经济负担，消弭部分民间资金用于投资与消费所能发挥的效用。伴随多收费、乱收费现象，必然损伤法律尊严、侵犯民众权益、影响政府形象、疏远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距离。近年来多次发生的轰动全国的群体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冗员众多、群众负担过重有关。江苏省扬州市委书记季建业就严肃地批评了机关人员膨胀的现象：“在市级机关100多个部门中，有50个部门办了76种刊物，内部人手不够，还借用外来人员。目前，扬州机关部门借用人员高达数千，财政为此一年要花费2亿多元。”这种“闲着媳妇请保姆”的现象，怎能不和公众离心离德!这样的政府机构到底还能为百姓办多少实事?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呼唤精简 从瘦身到健身
政府机构重叠，人员膨胀，是一个老生常谈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1983年进行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核心，精简了机构，选拔了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1994年开展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实行了政企分开，大幅度精简了机构和人员，推行了公务员制度；1999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完成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在全国陆续展开，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精简机构和人员，转变机关作风；2003年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体现了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达到机构、编制、领导职数“三个不突破”。目前正在推进的是第五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前四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回头看一下，机构越来越庞大，官员越来越臃肿，走入了“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因此，人们热切希望第五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能够真正改出个样儿来。
据中央编办主任王东明介绍，新一轮地方政府改革有三大环节：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社分开；二是探索大部门体制改革，调整优化组织结构；三是推进省管县改革。此次改革虽然没有提出进一步精简机构的要求，但考虑到目前多数地方的实际机构数大都超过了中央规定的限额，因此，严格落实机构限额规定实际上就是要精简，新一轮地方政府改革不仅要完成“瘦身”，还要实现“健身”。
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要进一步精简和规范政府现有的行政职能，并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创新管理机制，切实改进行政监管和工作方式。首先要加快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过程。对以往分别由各业务部门研究提出的行政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和修改，在适应市场发育过程中，以法律规范来不断克服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问题。其次，进一步加大政府行政职能的清理力度。做好相关职能的调整理顺工作，该取消的取消，该下放的下放，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的角色转变。三是进一步理顺职能关系。需要避免上下级之间、党政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四是按照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的需求变化，调整政府职能配置、人员编制及部门设置。对部门实行归并和裁减，真正达到合并机构、精简人员的目的。
(责编：山林)
请您断案
开栏语：《请您断案》是《蓝盾》杂志2010年新推出的一档与读者互动的栏目。该栏目每期刊登一个案例，每个读者都可参与，并将答案于当期月底前(以邮戳为准)寄到蓝盾杂志社(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41号中乒国际公寓4-4首层邮编：300211)。我们将以抽奖方式，在每期答案正确的投稿中抽取50名幸运读者，奖励《蓝盾》杂志一本及礼品一份。参与者一定要详细注明自己的通信地址及联系电话。
政府机构改革，中央酝酿谋划已久。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各界人士对政府机构改革呼声日高，用一句网络时尚语：“政府机构，纳税人喊你‘减肥’。”
透视官场 超胖超重超载
政府机构臃肿由来已久，成为官场痼疾。政府机构建设和职位叠床架屋，经常表现为重复建设，多头管理，人浮于事。一些地方政府职位太多，权力分散，办起事来相互扯皮，分散了当事人的精力，浪费了时间，群众很有意见。
机构重叠。山穷寺庙多。国家财政本来就紧张，地方财政也捉襟见肘，然而政府机构重三叠四，山头林立，一个个建筑气宇轩昂，富丽堂皇，“山”虽穷，“寺庙”却多而气派。机构之间相互“打架”，效率低下。据媒体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有219个“领导小组”和“委员会”，在机构精简中一下子就撤销了122个，达到56％。“寺庙”一多，苦了“香客”，要办事必须各个“寺庙”挨个儿“磕头烧香”。2009年2月24日，河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付志方做客人民网。在访谈中，付志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过去在河北省办理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手续，往往需要一年时间，甚至更长。办理房地产项目的立项手续要盖166个公章，涉及到94项收费。付志方的例子得到邢台市的佐证。邢台市在未改革前，市有关部门统计涉及房地产开发盖章166枚，其中行政审批与办理相关事项用章131枚，不属于行政审批的中介机构和关联企业盖章35枚。政府机构管理门户之多由此司见一斑。
官员扎堆，庙小方丈多。政府官员之多令人咋舌。县乡一级召开一般性会议，主席台上一坐就是几大排，似乎没有这么大排场就显示不出威严，似乎不坐主席台就体现不出身份。据报载，河南省郸城县不少县直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都是1正4副或5副，有的甚至多达十几个副职。郸城县公安局除了局长、政委、纪委书记各一人外，还配有5名副局长、4名副政委、4名专职党委委员，领导班子全部成员多达16人。郸城县“两办”干部更多。县委办公室除了配7名副主任外，还有6名主任科员、3名副主任科员，共17名官员；县政府办公室则有1名主任、9名副主任、8名主任科员、3名副主任科员，从“一把手”一直排到“二十一把手”。郸城县绝非特例，只是官场的一个缩影。有些单位领导人太多，一项工作两三个领导人分工，苦煞了办事员。庙小方丈多，领导人之间矛盾重重，明争暗斗，以至于少数领导干部为了争权发生流血惨案。有些领导干脆不上班，利用关系经商办工厂，拿的是纳税人的钱，干的是自己的活。
人员膨胀。粥少和尚多。现在当官还很讲排场，手下都有一大帮“侍卫”，前呼后拥，气派非凡。一个县官出行，不亚于过去皇帝出宫，前边警车开道，后边十多辆轿车随行，煞是威风。各个部门负责人也利用职权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安排亲朋，大凡“吃皇粮”的单位都被塞得人满为患。湖南省溆浦县87万人口，行政机构“兵多将广”，林业局13个党委成员中，有7个副局长、2个局长助理。官多兵也多，在职干部职工1118人。由于人员众多，基层林业站1／3人员上岗，1／3人员轮岗，1／3人员停薪留职。淑浦公安局、水利局、国土局、卫生局、交通局、建设局都有6个副局长，领导职位多，职工自然也不少。据统计，水利部门所有人员在3000人左右；农业局现有干部职工955人；交通局共有干部职工1868人……就连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也有160人。城管局执法人员就有74名。每当召开全县科级干部以上人员会议，礼堂里黑压压一片，人数在1500人左右。溆浦县财政局公布的统计报表显示，2007年全县地方财政收入1.7亿元，而全年工资性财政支出接近2.8亿元。溆浦成了一个样本，而全国其他县市政府机构人员膨胀现象也大同小异。
把脉病因 铁饭碗没端掉
政府机构人满为患已是不争的事实，据有关资料透露，2005年时，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而美国当今的官民比为1：30；我国古代康熙年间为1：91，盛唐时为1：500。)横比竖比，我国目前吃“皇粮”者占人口的比例之大之多，令人堪忧。一个国家的行政机关设计，不仅体现了政府和人民的意志，而且也反映了行政是否能够科学高效运作，甚至廉洁奉公。过去，一个县只有一个县官以及下属几十个不人流的官仆，司法、行政、治安、破案、农桑等什么事情都要管，而如今一个县养了不下数百倍与古代官衙相比的公务员，人浮于事的现象特别普遍，并且出于私利，他们往往在当前公权监督制度不力的情况下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无事生非，愈加助长了社会腐败之风，冗员庞杂的现象为何有禁不止，反而越发臃肿，其“肥胖症”很为吊诡。
能上不能下，机关满眼“乌纱幄”。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根深蒂固，一般干部在岗位上干了三五年，就等着提拔，只要没有大错，向上爬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有耐心，乌纱上总会插花翎。如此，一任书记提拔一批，几任之后，只见官员增加，不见官员减少，机关里尽是“乌纱帽”。更为奇怪的是，即使官员受到撤职处分，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又重新复出。2004年因安徽省“阜阳大头娃娃事件”被问责官员群体复出，轰动全国。此后，震惊全国的贵州“6·28瓮安事件”发生大半年后，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悄然复出，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2008年5月，因组织部分干部赴福建考察，即便是在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仍在武夷山等地赴宴、游玩而被免职的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局长，一年未到便异地复职，出任威海市工商局局长。辽宁省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因派警察进京拘传记者而免职，很快便换了身份出现在电视上。因“黑砖窑事件”被问责的山西省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和临汾市尧都区原区长段春霞也很快复出。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官员即使判刑坐牢，工资都照领不误。时任浙江省瑞安苇塍镇党委书记的蒋良荣，因受贿罪被判处三年徒刑，然而，判决生效后，蒋的公职没有被开除，坐牢期间以及出狱后，工资一直领了6年。官员一旦坐上公家交椅，这交椅便成了钢浇铁铸，难以撼动了。
能进不能出，万众争抢“铁饭碗”。在我国基层县市，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千军万马“吃财政”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要稍有能力的人，都千方百计挤入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以期成为“吃财政饭”的公家人。据有关媒体报道，中国公务员正以每年20％ 的速度增加。尽管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实行任期制，但在现实中，公务员无论干好干坏都能干一辈子，除非因违纪违法被清理或调任。于是，近年来为得到公务员的席位，全国高校毕业生蜂拥而来，报考公务员人数一年比一年多。2009年国家公务员报考人数已经突破104万，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8：1，个别职位的报考与录取比例更是达到了4000多比1。出现了报考公务员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现象，原因大都是冲着“铁饭碗”去的，收入稳定，一旦进入公务员序列，基本终身便躺在安乐椅上了。据人事部统计，自1996年至2003年8年间，共有19374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年均不到2500人。按全国500万公务员计算，年辞退率仅约0.05％。有专家指出，显然，与其他社会职业相比，这是一个严重缺乏流动性和新陈代谢程度十分不足的职业生态。
能官不能民，裙带尽吃“财政饭”。“财政饭”是唐僧肉，只要有权，均可分而食之，这是官员的特权。一些官员将自己的亲属安排进政府机关，既编织了关系网，又造成了政府机构的“浮肿”和“虚胖”。江西省奉新县308科级干部的家属，因企业改制等原因在不同行业下岗，县委、县政府集体拍板，让他们到县直事业单位上班，并由县财政发放工资，他们全部吃上了“财政饭”。如此安排，官官相护，机构哪有不膨胀之理!县委、县政府利用公权公开徇私，当官的利用权力私下运作更令人触目惊心。河南省沈丘县北杨集乡财政所原所长高国昌，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操作，先后让农民身份的妻子、4个正在上学的儿女、农民身份的妹妹和妹夫等十余人，都吃上了“财政饭”。而这些人没有上过一天班。其妻子大字不识一个，竟然成了国家干部，而且是1960年出生，参加工作则为1961年，也就是说1岁就参加了工作。更有一些地方，为了腾出位子，将“到年龄”的老领导干部转为非领导职务。这些人有多老呢?据调查，一般厅级干部58岁，处级干部50岁以上，科级干部40多岁便“转非”。这些50岁左右的“老干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且有着丰富的社会关系网，转为“非领导干部”后，工资级别不降，又名正言顺地从事“第二职业”。能官不能民的政策十分不公。
“开胸验肺” 腐败原是真凶
机构庞大臃肿，既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又给政府的运行造成诸多弊端。因此，对于臃肿的行政机构进行“开胸验肺”，查出其真正病因，从而好对症下药，已显得迫在眉睫。
人浮于事，职责不明。机构臃肿，官员成堆，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人浮于事，官员职责不明，造成该做的事没人做，不该做的事经常做，有好处的事抢着做，默默无闻的事没人做，出风头的事争着做。海南省文昌市锦山镇一根电线杆被卡车撞断，悬在街头，摇摇欲坠，险象环生，但一连十多天无人过问。居民们无奈，便打印了一则“寻局长启事”，张贴在被撞断的水泥电线杆上。无独有偶，湖北省大冶市一些路段“黑的”泛滥，横行街头，撞毁花坛，多年无人管理。市民们也印发了“寻官启事”，到处张贴。政府机构这么多，政府官员这么多，可是人民的事情却无人过问。
权力滥用，谋取私利。要说官员们个个游手好闲，不问政事，这似乎委屈了众多官员。有些官员其实也很忙，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八面伸手，广辟财源。他们的工作很有创意，也很有魄力。山东省高青县质监局对部分商户以巨额行政处罚相要挟，强迫商户签订《服务协议》，并收取500～1000元的服务费。只要商户缴纳了服务费，即使偷偷卖一些劣质商品，执法人员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行政执法部门乱收费，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一是改善干部职工的福利，二是发放超编人员的工资。河南省审计厅厅长史宁安在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2008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说，审计厅对全省排污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进行了审计调查。审计出现的主要问题有，未按照规定征缴排污费1.99亿元，挤占挪用排污费1.37亿元。由于环保人员超编严重，超编人员经费没有来源，只能“以费养人”。如平顶山市所属的叶县、湛河区等6个县(区)环保部门，自收自支人员606人，占现有人员的79.2％，挤占环保专项资金1084.9万元。平顶山环保部门仅是沧海一粟，全国超编多少人?没有人统计过。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曾称，“官多为患”是一大弊端——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作风官僚，民心背离。政府部门冗员众多，减少了能够用于公共事业的资金数量，降低了民众所能享受的福利水平。而且，由于冗员众多，必须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资金，这就势必要加重民众的经济负担，消弭部分民间资金用于投资与消费所能发挥的效用。伴随多收费、乱收费现象，必然损伤法律尊严、侵犯民众权益、影响政府形象、疏远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距离。近年来多次发生的轰动全国的群体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冗员众多、群众负担过重有关。江苏省扬州市委书记季建业就严肃地批评了机关人员膨胀的现象：“在市级机关100多个部门中，有50个部门办了76种刊物，内部人手不够，还借用外来人员。目前，扬州机关部门借用人员高达数千，财政为此一年要花费2亿多元。”这种“闲着媳妇请保姆”的现象，怎能不和公众离心离德!这样的政府机构到底还能为百姓办多少实事?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呼唤精简 从瘦身到健身
政府机构重叠，人员膨胀，是一个老生常谈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1983年进行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核心，精简了机构，选拔了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1994年开展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实行了政企分开，大幅度精简了机构和人员，推行了公务员制度；1999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完成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在全国陆续展开，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精简机构和人员，转变机关作风；2003年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体现了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达到机构、编制、领导职数“三个不突破”。目前正在推进的是第五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前四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回头看一下，机构越来越庞大，官员越来越臃肿，走入了“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因此，人们热切希望第五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能够真正改出个样儿来。
据中央编办主任王东明介绍，新一轮地方政府改革有三大环节：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社分开；二是探索大部门体制改革，调整优化组织结构；三是推进省管县改革。此次改革虽然没有提出进一步精简机构的要求，但考虑到目前多数地方的实际机构数大都超过了中央规定的限额，因此，严格落实机构限额规定实际上就是要精简，新一轮地方政府改革不仅要完成“瘦身”，还要实现“健身”。
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要进一步精简和规范政府现有的行政职能，并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创新管理机制，切实改进行政监管和工作方式。首先要加快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过程。对以往分别由各业务部门研究提出的行政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和修改，在适应市场发育过程中，以法律规范来不断克服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问题。其次，进一步加大政府行政职能的清理力度。做好相关职能的调整理顺工作，该取消的取消，该下放的下放，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的角色转变。三是进一步理顺职能关系。需要避免上下级之间、党政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四是按照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的需求变化，调整政府职能配置、人员编制及部门设置。对部门实行归并和裁减，真正达到合并机构、精简人员的目的。
(责编：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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