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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结构是一种以科层制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管理主义”模式。在其中，高校占据主导地位，而学生则处于无权地位。然而，随着网络赋权的进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内的权力结构向分权化和平权化的方向发展，对高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权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应当在高校治理的整体框架内，积极吸纳学生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由单方性的信息灌输过程转化为合作性的价值引导过程。
关键词：大学生 参与 思想政治教育 治理 机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直至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有序的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治理”。在这种背景下，高校治理”也逐渐成为主导当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基本思路的显学。高校治理是“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其核心是权力的转移与重新分配。在高校内部多元权力重构的过程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内的权力结构也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现有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发生深刻影响。
一、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基本结构
“教育总是与权力相联系的，实际上，教育的理论（像任何哲学一样）是最终要与权力问题相连的意识形态。”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教育的含义，其作为一种施加于人的有意识的影响过程，诸种约束性力量必然客观存在于其中。这种教育本性以及教育过程的单面权力控制性，决定了教育必然具有、也必须具有某种权力性格。超越权力关系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中楼阁。“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权威，而且这一命题是可以直接成立的”。思想政治教育权力是教育权力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包括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专业权力在内的混合性权力，并直接受到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的规定与指引。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的规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专兼职队伍相结合、全校紧密配合、学生自我教育”。这一规定隐含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权的基本权力结构，即党委系统是政治权力的拥有者，行政系统是行政权力的拥有者，专兼职教育队伍是专业权力的拥有者，而学生只享有自我教育权。在实践中，这种权力结构表现为党委领导下的科层制组织结构。“科”是权力的专业化组织原则，即按照部门和学科所进行的职能划分；“层”是权力的等级化组织原则，即依据教育和管理权限所形成的层级结构。由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统一化、中心化、制度化和稳定化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管理主义”的结构形式。在上述管理主义的权力结构中，高校占据了主导性的权力地位，而学生的权力则相当弱小。从权力来源的角度分析，学生权力大致可以划分为 “职位性权力”与“个人性权力”。职位性权力包括法定性权力、对资源与奖惩的控制或对物理环境的潜在影响；而个人性权力是来自于个人专长或基于友谊和忠诚的潜在影响。与我国高校内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比，学生的职位性权力相当弱小，很难影响学校决策的过程和结果；而其个人性权力则缺乏进入高校内部正式权力结构的渠道，因而也难以发挥其影响力。这种分析与现实中的状况基本吻合。2007年进行的一项针对1000名大学生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有85.7%的受调查学生认为学生几乎没有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力。2014年针对三所研究性大学300名学生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有93.48%的学生只能偶尔或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学校管理。笔者于2015年针对四所高校360名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有高达96.3%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权完全由高校掌握。可以说，在我国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系中，学生处于较低的权力层级，且基本是作为被规训与管理的对象而存在的。
二、网络赋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的冲击
在“管理主义”的大学内部权力结构中，学生权力虽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但由于其缺少正式认可和制度渠道，因而具有非制度性、依附性和边缘性的显著特征。但是随着网络赋权进程的不断推进，学生在原有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的非制度性权力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随着Web2.0技术的兴起，互联网的“主动性”与“互动性”特征得到极大强化。用户不再仅仅是信息的“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创者”与“传者”，个性化的“个人门户”成为协助人们进行社会连接的纽带和润滑剂，“内容生产”和“关系连接”发生融合交互，信息沿着社交关系网络以“裂变式”的方式生产和传播。可以说，Web2.0使互联网由“以人和内容的关系”为中心媒介工具发展成为一种“以人和人的关系”为中心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并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这是一场由技术变革引发的深刻社会变革，而二者的交汇处则是权力关系的解构与重构过程：由少数权力中心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的组织体系，转变为由广大用户自下而上集体主导的组织体系，社会的层级结构正在向去中心化、扁平化、分权化和自组织的网络结构转化。Web2.0技术对对高校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Web2.0技术形成的“多对多”传播模式意味高校信息权力中心地位的解构。高校对传播路径和内容进行控制的难度大幅增加。例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一项针对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显示，16.2%的人曾经“翻墙”。其中，61.2%的人一年几次，18.3%的人几乎每个月都翻，14.5%的人几乎每周都翻，6.7%的人几乎每天都翻。在“翻墙”的人群中，浏览新闻者占64.3%，上境外社交网站者占46.0%，查询更全面的百科和历史知识者占44.9%，查找学术资料者占42. 3%。可见，在网络空间中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认知自由、自主、便捷的寻找、选择和接收相应的信息。这种由互联网赋予受教育者的“信息接近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高校的层级化信息传递结构，而且导致其“把关人”权力几乎完全丧失。其次，在互联网上，所谓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已经开始融合，互联网用户可以很容易的从一个消费者和观众转变为一个生产者，从而成为整个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新的网络环境和网络工具使受教育者可以自由便捷的生产和传播对相关“话语事件”的意义解释与价值评判，进而从单纯的“话语消费者”转化为“话语生产者”与“话语传播者。”这些话语“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规模大，更重要的是有关系护航，使其传播的信息具有一种天生的可靠性和‘不可不传播’性。”网络时空中话语权主体的泛化和网络思潮的散播已经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资源的分布。由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内的话语生产与话语传播从中心化单向度模式转化成为非中心化多向交互模式，高校“话语权中心”的垄断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破除。第三，虽然高校可以继续向受教育者传播主流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但由于高校已经无法在网络空间执行空间分割、时间编码、活动控制和层级监督等规训技术，因而其已无法确保传播的有效性。意识形态信息的“接收”已经不再意味着“接受”。受教育者可以摆脱高校规训化的灌输，自主的进行信息选择、重组、吸收和内化。这种在网络空间内进行的“自我教育”过程对高校在物理空间内进行的“规训教育”过程具有强烈的弱化、抵消和解构的作用。 总而言之，Web2.0时代的互联网突破了高校封闭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瓦解了高校的信息控制权，弱化了高校的話语中心地位，解构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规训过程，对高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权造成严重冲击。这种网络赋权过程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特征，即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由规定性关系向交互建构性关系转变。双方的主客体地位不再固定不变，而是处于不断流变或重构的状态，任何扰动因素都有可能打破原有主客体关系的平衡状态，使双方地位发生转化。“管理主义”权力结构下将学生视为被管理者和教育对象的“单边权威规训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基于“治理理论”构建参与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成为新的变革路径。
三、大学生参与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基本结构
在思想政治教育权力分化、转移与解构的背景下，面对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高校不再拥有知识和资源两方面的充足能力来独自解决一切问题，因而必须深刻反思自身的职能和角色，迅速回应内外部教育环境的变化，在大学治理的总体框架内，积极吸纳学生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将思想政治教育由单方性的信息灌输过程转化为合作性的价值引导过程。
1.身份：相互承认合作治理者的身份。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来源由“权力的权威”转向“知识（信息）的权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内立基于科层制组织框架和规训性制度体系的原有秩序与根源于互联网赋权的新权力结构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紧张关系，并进而集中表现为多元权力主体之间的身份认同冲突。因此，高校必须能够适应互联网时代其自身非中心化的角色转换，采取“回应性”的务实态度，厘清“学生权利”与“学生权力”的不同概念，认同、包容和接纳曾经处于权力边缘地带的受教育者的主体价值和主体角色，承认彼此相互拥有治理者的身份，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构建相互信任的情感关系。只有如此，高校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消除学生的漠视和对立情绪，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和热情，在教育权力参与和共享的基础上构建双方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2.途径：吸纳多元学生主体参与教育过程。参与不是被动卷入，而是主动分享权力。因此，“逐渐建立对话和交流的治理网络，以及为此需要形成的相互了解、信任和共同判断、观点以及共同提出建议，所有这些对于建立与其他行动者的合作伙伴关系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先决条件。”这就要求高校必须放弃或分享自己的部分权力，转而依靠自己的资源优势重新配置既有的关系，并通过信息交流、协商、谈判、达成共识等具体方式发展新的关系、联系和网络，不断增强相互信任与依赖，积极与多元化的学生主体建立各种合作关系，化解双方之间或隐或显的权力冲突，引导各类学生主体与其共同构建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和互动协调的实施机制，以期共同推动教育目标的实现。上述进程能否最终得以实现，在根本上有赖于双方之间基于相互信任的情感关系而进行的有效对话、商谈与沟通。虽然网络赋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众声喧哗”，但是上述情形并未带来主体间性再造所需的理性对话和深度讨论。这是因为互联网社交工具“多对多传播”的特性使其的更加有利于传播而不是参与，更加有利于张贴而不是讨论，更加有利于碎片化的观点而不是深度的交流。人们似乎更乐于通过互联网社交工具对他人说教而不是与他人展开对话。依托于这种不完全化交流而进行的参与式思想政治教育容易陷入肤浅化与不真实化的境地，从而失去其吸引力、感染力与引导力。因此，高校在引导学生参与和合作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开展深度对话、交流与商谈。无论这种深度交往的形式是什么，其要义都在于激发双方的心理互动和情感融入，增进相互的深度理解并建立充分信任，最终实现相互交换与共享资源的目标。
3.规制：构建相互尊重的规制机制。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既有正面意义又存在风险。它有可能引发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责任模糊化等严重问题。因此，“参与”依然需要一定的规制机制为其提供必要的制度和秩序框架，否则参与机制就可能陷入“失灵”的境地。但是传统的“控制型”规制机制显然已不适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的要求，因此高校必须构建以相互尊重为核心的“协商性”规制机制。这种规制的已经不再仅仅是通过对“越界者”进行管控和惩罚而确保“中心——边缘”结构中的正常秩序，而是通过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所开展的平等对话去“诊断”在落实思想政治教育责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并共同决定采取何种应对措施以保证教育责任的有效落实。高校在这一过程中的核心职责在于公正的维护合作所需的制度秩序，并引导、监督合作伙伴履行应负担的责任。当然，高校在此过程中必须保留一定的惩罚性机制，以便在学生主体采取突破底线的行为时，可以进行有效的进行干预。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管理模式[J].方法，1999（2）.
[2]Gayle， Denis John， Tewarie， Bhoendradatt， White， A. Quinton， Jr.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Century University： Approaches to Effective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ASHEERIC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2003， Volume 30，Number 1.
[3]吉罗克斯.跨越边界—文化工作者与教育政治学（刘惠珍等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7.
[4]涂尔干.道德教育（陈光金等译）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22.
[5]Yukl， G.， & Michel， J. （2006）. Proactive influence tactics and leader-member exchange. In C. A. Schriesheim & L. Neider （Eds.）， Power and influence in organizations： Research in management （pp. 87-103）.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6]雷国华.高校学生权力保障机制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7]吕蒙.研究型大学学生权力保障机制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8]李春玲，（俄）科兹诺娃等著，青年与社会变迁：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63.
[9]鲁恂，彭涛.SNS对人际传播中行动过程的影响[J].新闻界，2008（6）.
[10]皮埃尔·卡蓝默著，高凌瀚译.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2005：164-165.
作者简介：赵剑鹏（1976—），男，山东泰安人，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高等教育法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资助《高校治理视域下的学生参与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15JDSZ3092）、长安大学2016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人文社科类）资助《大学生参与式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研究》（310811160652）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大学生 参与 思想政治教育 治理 机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直至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有序的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治理”。在这种背景下，高校治理”也逐渐成为主导当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基本思路的显学。高校治理是“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其核心是权力的转移与重新分配。在高校内部多元权力重构的过程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内的权力结构也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现有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发生深刻影响。
一、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基本结构
“教育总是与权力相联系的，实际上，教育的理论（像任何哲学一样）是最终要与权力问题相连的意识形态。”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教育的含义，其作为一种施加于人的有意识的影响过程，诸种约束性力量必然客观存在于其中。这种教育本性以及教育过程的单面权力控制性，决定了教育必然具有、也必须具有某种权力性格。超越权力关系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中楼阁。“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权威，而且这一命题是可以直接成立的”。思想政治教育权力是教育权力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包括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专业权力在内的混合性权力，并直接受到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的规定与指引。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的规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专兼职队伍相结合、全校紧密配合、学生自我教育”。这一规定隐含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权的基本权力结构，即党委系统是政治权力的拥有者，行政系统是行政权力的拥有者，专兼职教育队伍是专业权力的拥有者，而学生只享有自我教育权。在实践中，这种权力结构表现为党委领导下的科层制组织结构。“科”是权力的专业化组织原则，即按照部门和学科所进行的职能划分；“层”是权力的等级化组织原则，即依据教育和管理权限所形成的层级结构。由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统一化、中心化、制度化和稳定化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管理主义”的结构形式。在上述管理主义的权力结构中，高校占据了主导性的权力地位，而学生的权力则相当弱小。从权力来源的角度分析，学生权力大致可以划分为 “职位性权力”与“个人性权力”。职位性权力包括法定性权力、对资源与奖惩的控制或对物理环境的潜在影响；而个人性权力是来自于个人专长或基于友谊和忠诚的潜在影响。与我国高校内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比，学生的职位性权力相当弱小，很难影响学校决策的过程和结果；而其个人性权力则缺乏进入高校内部正式权力结构的渠道，因而也难以发挥其影响力。这种分析与现实中的状况基本吻合。2007年进行的一项针对1000名大学生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有85.7%的受调查学生认为学生几乎没有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力。2014年针对三所研究性大学300名学生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有93.48%的学生只能偶尔或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学校管理。笔者于2015年针对四所高校360名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有高达96.3%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权完全由高校掌握。可以说，在我国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系中，学生处于较低的权力层级，且基本是作为被规训与管理的对象而存在的。
二、网络赋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的冲击
在“管理主义”的大学内部权力结构中，学生权力虽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但由于其缺少正式认可和制度渠道，因而具有非制度性、依附性和边缘性的显著特征。但是随着网络赋权进程的不断推进，学生在原有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的非制度性权力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随着Web2.0技术的兴起，互联网的“主动性”与“互动性”特征得到极大强化。用户不再仅仅是信息的“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创者”与“传者”，个性化的“个人门户”成为协助人们进行社会连接的纽带和润滑剂，“内容生产”和“关系连接”发生融合交互，信息沿着社交关系网络以“裂变式”的方式生产和传播。可以说，Web2.0使互联网由“以人和内容的关系”为中心媒介工具发展成为一种“以人和人的关系”为中心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并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这是一场由技术变革引发的深刻社会变革，而二者的交汇处则是权力关系的解构与重构过程：由少数权力中心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的组织体系，转变为由广大用户自下而上集体主导的组织体系，社会的层级结构正在向去中心化、扁平化、分权化和自组织的网络结构转化。Web2.0技术对对高校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Web2.0技术形成的“多对多”传播模式意味高校信息权力中心地位的解构。高校对传播路径和内容进行控制的难度大幅增加。例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一项针对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显示，16.2%的人曾经“翻墙”。其中，61.2%的人一年几次，18.3%的人几乎每个月都翻，14.5%的人几乎每周都翻，6.7%的人几乎每天都翻。在“翻墙”的人群中，浏览新闻者占64.3%，上境外社交网站者占46.0%，查询更全面的百科和历史知识者占44.9%，查找学术资料者占42. 3%。可见，在网络空间中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认知自由、自主、便捷的寻找、选择和接收相应的信息。这种由互联网赋予受教育者的“信息接近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高校的层级化信息传递结构，而且导致其“把关人”权力几乎完全丧失。其次，在互联网上，所谓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已经开始融合，互联网用户可以很容易的从一个消费者和观众转变为一个生产者，从而成为整个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新的网络环境和网络工具使受教育者可以自由便捷的生产和传播对相关“话语事件”的意义解释与价值评判，进而从单纯的“话语消费者”转化为“话语生产者”与“话语传播者。”这些话语“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规模大，更重要的是有关系护航，使其传播的信息具有一种天生的可靠性和‘不可不传播’性。”网络时空中话语权主体的泛化和网络思潮的散播已经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资源的分布。由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内的话语生产与话语传播从中心化单向度模式转化成为非中心化多向交互模式，高校“话语权中心”的垄断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破除。第三，虽然高校可以继续向受教育者传播主流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但由于高校已经无法在网络空间执行空间分割、时间编码、活动控制和层级监督等规训技术，因而其已无法确保传播的有效性。意识形态信息的“接收”已经不再意味着“接受”。受教育者可以摆脱高校规训化的灌输，自主的进行信息选择、重组、吸收和内化。这种在网络空间内进行的“自我教育”过程对高校在物理空间内进行的“规训教育”过程具有强烈的弱化、抵消和解构的作用。 总而言之，Web2.0时代的互联网突破了高校封闭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瓦解了高校的信息控制权，弱化了高校的話语中心地位，解构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规训过程，对高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权造成严重冲击。这种网络赋权过程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特征，即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由规定性关系向交互建构性关系转变。双方的主客体地位不再固定不变，而是处于不断流变或重构的状态，任何扰动因素都有可能打破原有主客体关系的平衡状态，使双方地位发生转化。“管理主义”权力结构下将学生视为被管理者和教育对象的“单边权威规训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基于“治理理论”构建参与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成为新的变革路径。
三、大学生参与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基本结构
在思想政治教育权力分化、转移与解构的背景下，面对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高校不再拥有知识和资源两方面的充足能力来独自解决一切问题，因而必须深刻反思自身的职能和角色，迅速回应内外部教育环境的变化，在大学治理的总体框架内，积极吸纳学生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将思想政治教育由单方性的信息灌输过程转化为合作性的价值引导过程。
1.身份：相互承认合作治理者的身份。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来源由“权力的权威”转向“知识（信息）的权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内立基于科层制组织框架和规训性制度体系的原有秩序与根源于互联网赋权的新权力结构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紧张关系，并进而集中表现为多元权力主体之间的身份认同冲突。因此，高校必须能够适应互联网时代其自身非中心化的角色转换，采取“回应性”的务实态度，厘清“学生权利”与“学生权力”的不同概念，认同、包容和接纳曾经处于权力边缘地带的受教育者的主体价值和主体角色，承认彼此相互拥有治理者的身份，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构建相互信任的情感关系。只有如此，高校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消除学生的漠视和对立情绪，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和热情，在教育权力参与和共享的基础上构建双方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2.途径：吸纳多元学生主体参与教育过程。参与不是被动卷入，而是主动分享权力。因此，“逐渐建立对话和交流的治理网络，以及为此需要形成的相互了解、信任和共同判断、观点以及共同提出建议，所有这些对于建立与其他行动者的合作伙伴关系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先决条件。”这就要求高校必须放弃或分享自己的部分权力，转而依靠自己的资源优势重新配置既有的关系，并通过信息交流、协商、谈判、达成共识等具体方式发展新的关系、联系和网络，不断增强相互信任与依赖，积极与多元化的学生主体建立各种合作关系，化解双方之间或隐或显的权力冲突，引导各类学生主体与其共同构建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和互动协调的实施机制，以期共同推动教育目标的实现。上述进程能否最终得以实现，在根本上有赖于双方之间基于相互信任的情感关系而进行的有效对话、商谈与沟通。虽然网络赋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众声喧哗”，但是上述情形并未带来主体间性再造所需的理性对话和深度讨论。这是因为互联网社交工具“多对多传播”的特性使其的更加有利于传播而不是参与，更加有利于张贴而不是讨论，更加有利于碎片化的观点而不是深度的交流。人们似乎更乐于通过互联网社交工具对他人说教而不是与他人展开对话。依托于这种不完全化交流而进行的参与式思想政治教育容易陷入肤浅化与不真实化的境地，从而失去其吸引力、感染力与引导力。因此，高校在引导学生参与和合作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开展深度对话、交流与商谈。无论这种深度交往的形式是什么，其要义都在于激发双方的心理互动和情感融入，增进相互的深度理解并建立充分信任，最终实现相互交换与共享资源的目标。
3.规制：构建相互尊重的规制机制。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既有正面意义又存在风险。它有可能引发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责任模糊化等严重问题。因此，“参与”依然需要一定的规制机制为其提供必要的制度和秩序框架，否则参与机制就可能陷入“失灵”的境地。但是传统的“控制型”规制机制显然已不适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的要求，因此高校必须构建以相互尊重为核心的“协商性”规制机制。这种规制的已经不再仅仅是通过对“越界者”进行管控和惩罚而确保“中心——边缘”结构中的正常秩序，而是通过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所开展的平等对话去“诊断”在落实思想政治教育责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并共同决定采取何种应对措施以保证教育责任的有效落实。高校在这一过程中的核心职责在于公正的维护合作所需的制度秩序，并引导、监督合作伙伴履行应负担的责任。当然，高校在此过程中必须保留一定的惩罚性机制，以便在学生主体采取突破底线的行为时，可以进行有效的进行干预。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管理模式[J].方法，1999（2）.
[2]Gayle， Denis John， Tewarie， Bhoendradatt， White， A. Quinton， Jr.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Century University： Approaches to Effective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ASHEERIC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2003， Volume 30，Number 1.
[3]吉罗克斯.跨越边界—文化工作者与教育政治学（刘惠珍等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7.
[4]涂尔干.道德教育（陈光金等译）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22.
[5]Yukl， G.， & Michel， J. （2006）. Proactive influence tactics and leader-member exchange. In C. A. Schriesheim & L. Neider （Eds.）， Power and influence in organizations： Research in management （pp. 87-103）.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6]雷国华.高校学生权力保障机制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7]吕蒙.研究型大学学生权力保障机制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8]李春玲，（俄）科兹诺娃等著，青年与社会变迁：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63.
[9]鲁恂，彭涛.SNS对人际传播中行动过程的影响[J].新闻界，2008（6）.
[10]皮埃尔·卡蓝默著，高凌瀚译.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2005：164-165.
作者简介：赵剑鹏（1976—），男，山东泰安人，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高等教育法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资助《高校治理视域下的学生参与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15JDSZ3092）、长安大学2016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人文社科类）资助《大学生参与式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研究》（31081116065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