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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连载”作为报纸副刊的特殊产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相当一批文学作品问世的特定形式。以往对《阿Q正传》的研究多关注作品的译介与文化负载方面，本文试从现代文学与现代传媒的关系着眼，探索《阿Q正传》与报纸副刊“连载”体式之间的双向互动。
【关键词】：报载体；篇章结构；语言艺术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传播媒介的兴盛，涌现了一批热衷出版，与现代传媒互动共生的知识分子作家群体。鲁迅的创作生涯始终与报刊媒体息息相关，考察《阿Q正传》与报纸副刊的关系，能为研究现代文学与现代媒介的雙向关系提供新的参照。
一、颠覆传统叙事模式——连环式结构
小说一经报刊的连载，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实施某种特定的“改造”。这种“改造”使《阿Q正传》呈现一种松散的连环式结构，缺少贯穿全文的情节和统一的结构，而以主人公阿Q对事件进行贯穿“拼凑”。
中國传统小说基本是以时间为线索，取纵向结构组织文本，重视故事在历时性上的延伸和铺展。而《阿Q正传》突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和体式特征，不再把事件于时间上的完整性视为叙述的必要，而是重视事件在不同空间的展开，将各个空间的横截面串联起来连续成篇。这种片段化、空间化叙事的形成正是《阿Q正传》最初在《晨报副镌》上分章连载所带来的体式上的特殊性。
为了适应这种连载形式，发行小说时在篇章结构上必定会有所设计，在新章节伊始需对上一期的故事有大致的说明；与此同时，一篇小说虽是以一条主线贯之，但每个章节又是一个大体独立的小故事，此番布局设置，不仅能够唤起上一章故事中所埋设的对于旧读者的阅读记忆，也能让新的受众群体同样把握住整部小说的脉络。《阿Q正传》全文共九个章节，用以缀连全篇的主线是阿Q这个人物。如第二章“优胜记略写”写到有一次阿Q赌钱幸运地赢了一回，却莫名其妙地卷入赌客的打斗中，不仅挨了拳脚连赌资也无处“寻根柢”了，于是就自己打自己，“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1]这是一种自卑的心理补偿，虽然倚靠这种方式能产生暂时的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获取片刻的安宁，但最终却使他精神麻木，陷入更深的虚妄之中。
在“续优胜记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等章节中亦显示出其自成一体的文本体式，又或多或少牵扯出与前一章节的联系。报刊与文学的合作，迎合了“五四”时期社会转型期中读者的文化消费与作家的启蒙推广的双重需求，报载体式对《阿Q正传》的篇章结构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二、浸染时代文化内涵——国民性批判
《阿Q正传》既连载在《晨报副刊》上，其价值内涵必然会受到刊物的文化追求、编辑的文化立场以及受众的阅读反馈的影响。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未庄”为故事背景，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受旧社会压迫而精神扭曲变形的文学形象，用近乎漫画的夸张的手法，将精神胜利法的荒谬性揭露无疑，阿Q正是在封建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才有如野草一般畸形生长，从而暴露出旧社会的弊病与国民的劣根性，向世人传递振聋发聩的亟待疗救之音。
《晨报副刊》在孙伏园执掌时期，坚持“五四”启蒙指向，昭示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为启蒙者们开凿了一个可以利用文艺创作传播科学思想、开启民智、传承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公共舆论话语空间。正是基于《晨报副刊》一贯坚持思想启蒙与推广新文学运动的办刊追求与文化定位，它成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预留的一块思想文化场域，甚至超越了《晨报》的历史影响，才使得孙伏园向毕生以“揭示国民精神的病苦，以引起疗救地注意”为己任的鲁迅，催生出以揭露“国民性”为内核的《阿Q正传》。
《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的“开心话”一栏，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写的愈发深刻，于是从第二章起《阿 Q 正传》便移到“新文艺”栏目里。《阿Q正传》是鲁迅对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系统的大清算，剑指“精神胜利法”。《阿Q正传》确实挖出了中国人的劣根，刨了这丑恶思想的“祖坟”。对现代国民的灵魂进行拷问，它似有一种内在“约束力”，迫使读者、笔下的人物，连同作家一起来审视国民性的卑劣，遭受种种精神苦刑，在灵与肉的挣扎中发生精神的质的变化，从而觉醒与旧礼制反抗。
连载小说从阅读接受的角度看，分章阅读使读者在一种轻松闲适的氛围中品评故事情节，进行反馈，这比一气呵成地阅读完一部小说更有趣味。而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也会影响《阿Q正传》的价值内涵。鲁迅先生创造《阿Q正传》的目的就是通过阿Q挖掘出国民愚昧落后的原因，叫醒国人的灵魂。
三、影响文本语言艺术——冷“趣味”的衍生
《阿Q正传》最初发表在《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中， 报刊栏目的设置决定了《阿Q正传》以一种轻松幽默的语言艺术表达作者深刻的思想内涵。
《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讲述的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趣事，它追求的是文章的“趣味性”。旧式副刊通常以“趣味性”作为招徕读者的重要指标，而新式副刊在“五四”启蒙救国思潮的洗礼下，肩负起宣扬新文化的重责，“趣味性”仅成为出版的副产品，逐渐滑落到边缘地带。《阿Q正传》的第一章可谓极尽调侃之能事，小说序中开篇道“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2]当交代给阿Q作传的缘由时，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说起，幽默地批判了“正名论”。《阿Q正传》滑稽的语言背后蕴藏着鲁迅先生深刻的思想深度，他是用诙谐的话语鞭挞传统文化与旧社会的劣根。
小说进展到第二章时愈显沉重，远离了“开心”的初衷。但它这种调侃式的讽刺却成就了《阿Q正传》特有的语言艺术。“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3]鲁迅先生在文本叙述中插入文言用语，增加了小说调侃的意味，读者在阅读作品之余也忍俊不禁。小说结尾当阿Q在临死之前，他想用“精神胜利法”自我麻痹，“旁观”自己的斩首，当他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后他在人群中看到了如豺狼一般的噬人的空洞的眼神，他才幡然醒悟自己被“吃”的事实，至此，整部作品的喜剧语言与悲剧意识达到了最大的交融！
报纸副刊作为近现代涌现的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学创作、传播与批评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研究鲁迅作品与现代传媒的关系是一个新视野下的课题，从中可以窥见现代报刊与文学家之间的互动与共生，了解报刊连载体式对于文本的篇章结构、价值内涵、语言艺术的影响。
注释：
[1]巴人.《阿Q正传》[N].《晨报副镌》，民国十年十二月十一日版.
[2]巴人.《阿Q正传》[N].《晨报副镌》，民国十年十二月四日版.
[3]巴人.《阿Q正传》[N].《晨报副镌》，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版.
参考文献：
[1] 晨报副镌影印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 陈平原.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钱理群、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5] 曹聚仁.鲁迅评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关键词】：报载体；篇章结构；语言艺术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传播媒介的兴盛，涌现了一批热衷出版，与现代传媒互动共生的知识分子作家群体。鲁迅的创作生涯始终与报刊媒体息息相关，考察《阿Q正传》与报纸副刊的关系，能为研究现代文学与现代媒介的雙向关系提供新的参照。
一、颠覆传统叙事模式——连环式结构
小说一经报刊的连载，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实施某种特定的“改造”。这种“改造”使《阿Q正传》呈现一种松散的连环式结构，缺少贯穿全文的情节和统一的结构，而以主人公阿Q对事件进行贯穿“拼凑”。
中國传统小说基本是以时间为线索，取纵向结构组织文本，重视故事在历时性上的延伸和铺展。而《阿Q正传》突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和体式特征，不再把事件于时间上的完整性视为叙述的必要，而是重视事件在不同空间的展开，将各个空间的横截面串联起来连续成篇。这种片段化、空间化叙事的形成正是《阿Q正传》最初在《晨报副镌》上分章连载所带来的体式上的特殊性。
为了适应这种连载形式，发行小说时在篇章结构上必定会有所设计，在新章节伊始需对上一期的故事有大致的说明；与此同时，一篇小说虽是以一条主线贯之，但每个章节又是一个大体独立的小故事，此番布局设置，不仅能够唤起上一章故事中所埋设的对于旧读者的阅读记忆，也能让新的受众群体同样把握住整部小说的脉络。《阿Q正传》全文共九个章节，用以缀连全篇的主线是阿Q这个人物。如第二章“优胜记略写”写到有一次阿Q赌钱幸运地赢了一回，却莫名其妙地卷入赌客的打斗中，不仅挨了拳脚连赌资也无处“寻根柢”了，于是就自己打自己，“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1]这是一种自卑的心理补偿，虽然倚靠这种方式能产生暂时的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获取片刻的安宁，但最终却使他精神麻木，陷入更深的虚妄之中。
在“续优胜记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等章节中亦显示出其自成一体的文本体式，又或多或少牵扯出与前一章节的联系。报刊与文学的合作，迎合了“五四”时期社会转型期中读者的文化消费与作家的启蒙推广的双重需求，报载体式对《阿Q正传》的篇章结构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二、浸染时代文化内涵——国民性批判
《阿Q正传》既连载在《晨报副刊》上，其价值内涵必然会受到刊物的文化追求、编辑的文化立场以及受众的阅读反馈的影响。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未庄”为故事背景，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受旧社会压迫而精神扭曲变形的文学形象，用近乎漫画的夸张的手法，将精神胜利法的荒谬性揭露无疑，阿Q正是在封建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才有如野草一般畸形生长，从而暴露出旧社会的弊病与国民的劣根性，向世人传递振聋发聩的亟待疗救之音。
《晨报副刊》在孙伏园执掌时期，坚持“五四”启蒙指向，昭示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为启蒙者们开凿了一个可以利用文艺创作传播科学思想、开启民智、传承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公共舆论话语空间。正是基于《晨报副刊》一贯坚持思想启蒙与推广新文学运动的办刊追求与文化定位，它成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预留的一块思想文化场域，甚至超越了《晨报》的历史影响，才使得孙伏园向毕生以“揭示国民精神的病苦，以引起疗救地注意”为己任的鲁迅，催生出以揭露“国民性”为内核的《阿Q正传》。
《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的“开心话”一栏，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写的愈发深刻，于是从第二章起《阿 Q 正传》便移到“新文艺”栏目里。《阿Q正传》是鲁迅对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系统的大清算，剑指“精神胜利法”。《阿Q正传》确实挖出了中国人的劣根，刨了这丑恶思想的“祖坟”。对现代国民的灵魂进行拷问，它似有一种内在“约束力”，迫使读者、笔下的人物，连同作家一起来审视国民性的卑劣，遭受种种精神苦刑，在灵与肉的挣扎中发生精神的质的变化，从而觉醒与旧礼制反抗。
连载小说从阅读接受的角度看，分章阅读使读者在一种轻松闲适的氛围中品评故事情节，进行反馈，这比一气呵成地阅读完一部小说更有趣味。而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也会影响《阿Q正传》的价值内涵。鲁迅先生创造《阿Q正传》的目的就是通过阿Q挖掘出国民愚昧落后的原因，叫醒国人的灵魂。
三、影响文本语言艺术——冷“趣味”的衍生
《阿Q正传》最初发表在《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中， 报刊栏目的设置决定了《阿Q正传》以一种轻松幽默的语言艺术表达作者深刻的思想内涵。
《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讲述的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趣事，它追求的是文章的“趣味性”。旧式副刊通常以“趣味性”作为招徕读者的重要指标，而新式副刊在“五四”启蒙救国思潮的洗礼下，肩负起宣扬新文化的重责，“趣味性”仅成为出版的副产品，逐渐滑落到边缘地带。《阿Q正传》的第一章可谓极尽调侃之能事，小说序中开篇道“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2]当交代给阿Q作传的缘由时，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说起，幽默地批判了“正名论”。《阿Q正传》滑稽的语言背后蕴藏着鲁迅先生深刻的思想深度，他是用诙谐的话语鞭挞传统文化与旧社会的劣根。
小说进展到第二章时愈显沉重，远离了“开心”的初衷。但它这种调侃式的讽刺却成就了《阿Q正传》特有的语言艺术。“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3]鲁迅先生在文本叙述中插入文言用语，增加了小说调侃的意味，读者在阅读作品之余也忍俊不禁。小说结尾当阿Q在临死之前，他想用“精神胜利法”自我麻痹，“旁观”自己的斩首，当他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后他在人群中看到了如豺狼一般的噬人的空洞的眼神，他才幡然醒悟自己被“吃”的事实，至此，整部作品的喜剧语言与悲剧意识达到了最大的交融！
报纸副刊作为近现代涌现的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学创作、传播与批评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研究鲁迅作品与现代传媒的关系是一个新视野下的课题，从中可以窥见现代报刊与文学家之间的互动与共生，了解报刊连载体式对于文本的篇章结构、价值内涵、语言艺术的影响。
注释：
[1]巴人.《阿Q正传》[N].《晨报副镌》，民国十年十二月十一日版.
[2]巴人.《阿Q正传》[N].《晨报副镌》，民国十年十二月四日版.
[3]巴人.《阿Q正传》[N].《晨报副镌》，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版.
参考文献：
[1] 晨报副镌影印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 陈平原.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钱理群、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5] 曹聚仁.鲁迅评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