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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和他的朋友们
温儒敏的个性诚如他的名字一般，儒雅机敏。
而在朋友眼中，他理性、务实，也不乏浪漫情怀。
在文学圈里浸染多时，这几年，他开始跳出文学圈，
提出『文学生活』的概念，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
温儒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特聘文科一级教授，兼任教育部聘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文学理论及语文教育研究与教学。著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文学史的视野》、《温儒敏论语文教育》等书。
鲁迅曾题一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写的就是难得的“好友”。
这样的“知己”可遇不可求。温儒敏认为，有三两个可以无话不说、心心相通、关键时刻互相支持的人当朋友，就不错了。他不爱应酬，也没有什么“圈子”，但和很多师友同仁都处得不错。
除了工作上结交的朋友，他的朋友圈里有评论家、学者、记者、出版人、编辑、律师、教师，还有一些官员和企业家，但还是老同学走动最多。
不喜应酬的温儒敏很少参加饭局，偶尔到外边吃饭，也大都是宴请学生。“我当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和中文系主任那时，常请他人替我去应酬饭局，我能不去就不去。”他说。
在他眼中，文学、学术圈子里的交往与其他圈子的最大不同是学术圈碰到一块都喜欢“高谈阔论”，政治、学校、学问都会谈。“往往批判性很强，牢骚也不少，但较少妇姑勃溪、緋闻小道之类。”他沉思了片刻说，“有些作家朋友聚到一块就比较‘放达’，不像学术圈那样‘单纯’。”
相比于文学圈，温儒敏更关注文学圈之外的事情。这几年，他提出一个概念叫“文学生活”，指的就是“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说，是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
目前，温儒敏和山大、北大的学者联手，正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
这种研究所关心的并非个别人的阅读个性，而是众多读者的“自然反应”，是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那些“匿名集体”（既包括普通读者，也包括某些文学的生产、传播者）从事文学活动的“社会化过程”，分析某些作品或文学现象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起到的结构性作用。“这是新学问，我们在尝试，很有意思的。”
坐在百年山大著名景点小树林的石凳上，谈起当下的生活状态，温儒敏始终保持着笑容，“我喜宁静，不喜热闹；喜质朴，不喜低俗。物质生活很简单，无特别嗜好，也容易满足。”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在山大中心校区知新楼的办公室，温儒敏的书架上摆放着不少友人赠书。其中就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温儒敏和他的研究生同学钱理群、吴福辉一起写的这本书，至今仍让很多中文系出身的人记忆深刻。
上世纪80年代初，《陕西教育》向温儒敏的导师王瑶先生约稿，要他写一部简明的现代文学史。王先生没时间，就指定钱理群、吴福辉和温儒敏来写。“我们三人是研究生同学，那时还只是讲师，尚未‘出道’，接到这任务，便雄心勃勃，如初生牛犊，放胆写来。”回忆起当年的合作，温儒敏说，这部书和一般教材不同，是比较“个性化”的。完稿后在不起眼的地方小刊物上连载，默默无闻。
那时黄子平（后来是著名评论家，居香港）在北大出版社当编辑，温儒敏找他联系出版，他说“老温，没问题”。可是几天后告知说“领导不认可，因你们资历浅”。后来还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有气度，拿去“破格”出版，不料连印4版，颇受欢迎。
1997年，温儒敏出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就把稿子从上海拿回，师兄弟三人在香山修改了一个月，改动很大，交北大社出版。真正影响大是这个修订本，迄今已40多次印刷，印数过百万，居同类教材之首。
陈平原也是温儒敏的同窗，是博士生同学。本来1981年北大中文系就有招收博士生的资格，可是太过谨慎，没有“实施”，正式开始招博士生是1984年，就现代文学一个专业，只招2人，一个是温儒敏，另一个就是陈平原。“他是从中山大学考来，我则是在职的，我先后当了王瑶先生两届入室弟子。”温儒敏表示，被先生的烟丝香味熏了六七年，真是人生的福气。
“研究对象”们
导师王瑶先生“告诫”过温儒敏，和“研究对象”要有距离，别走得太近。而温儒敏的主要精力又放在现代，结交的作家朋友其实不太多。过从较多的有曹文轩、贾平凹、余光中、温皓然等。
温儒敏和曹文轩是老同事、老朋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都住北大南门一栋筒子楼里。两家斜对面，隔一条烟熏火燎的过道，各有一间10平米的房子，勉强放下一床、一桌，做饭的煤炉或煤气罐就只能放在楼道里。
曹文轩经常不在，钥匙就交给温儒敏，正好可以“空间利用”，在曹屋里看书。后来几经折腾搬家，两家又都搬到蓝旗营，在同一栋楼里做邻居。
温儒敏眼中的曹文轩穿着很讲究，有些“派头”。“其实他为人十分谦和，这大概也影响到他的创作。文轩的小说中总是有他童年的回忆。他把童年人性化、诗化了。读他的小说，我常常就退回到回忆的世界里，重温那难于释怀的童年旧事。”温儒敏说，曹文轩凡有新作出版，都会送自己一本。曹题字不说是送他，而是给他的女儿。
两人平时不常闲聊，但有要事找曹文轩，他必答应。10年前温儒敏主持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写，请曹文轩参与，他放下手头的创作就来了，小说欣赏那本选修教材就是他写的。最近温儒敏又请他出任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的主编，他也爽快答应。温儒敏把他看作是“莫逆之交”，转眼已经三十多年。
“都知道余光中先生是诗人，他的散文其实也很好。”温儒敏对余光中诗文里那种大家风范很是喜欢，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又很机智而且纯粹。 两人先是以文会友。温儒敏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不止一次邀请余光中讲学。有一回温儒敏请余光中来五院讲座，70多人的报告厅挤进近150多人，临时换教室来不及，许多人只好站在过道和讲台旁边听。“人多热气高，余先生大受感动，更是情怀激越，诗意盎然，直讲到满头大汗，大获成功。”温儒敏说。
2004年，余光中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指定温儒敏作为他的颁奖嘉宾。余光中八十大寿时台湾文坛出版纪念集，编委会邀温儒敏专门写篇文章，他就写了关于《白玉苦瓜》一诗的评论。
上世纪90年代初贾平凹的《废都》问世，很多人只盯着里边那些情色描写，看不到作品的文化价值。贾平凹受到铺天盖地的批判，心力交瘁、大病入院。那是他人生的低谷時期，当时温儒敏写了一篇文章替贾平凹的《废都》“叫屈”，认为《废都》对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汇所形成的人文景观进行了深入的思索，是以矛盾痛苦的心情去体验当今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化混乱，表现现代人生命困厄与欲望。
温儒敏当时还预言，20年后再来看，人们对这部小说的意义大概会有认真的理解。“我知道贾平凹对我的评论是‘会心’的。后来我和贾平凹有些交往，不过并不热络，我曾邀请他来北大访问，他有新书出版也会送我一本。”
谈起交往时的趣事，温儒敏笑言，大概是2006年的一天晚上，自己陪贾平凹游北大未名湖。那时手机还不怎么流行，但是贾平凹一路上倒是不断地接听手机。“这让我有点奇怪—我原以为他很土，连电话都不怎么会打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走向了国际舞台，并得到国外读者的认可。在温儒敏看来，新媒体时代到来，读书的空间被大大挤压，这也影响了国外的文学阅读。像中国一样，欧美的文学图书翻译免不了受到图书市场走向的影响。
前几年在法国，就有翻译家曾告诉温儒敏，在中国国内并不看好、或者受到“压制”的作品，很可能会得到国外翻译出版商的青睐—对于作品，国外有他们的文化选择和审美选择。“一般来说，离西方生活方式越远，越落后、离奇、陌生的描写，反而越受到西方读者的关注甚至欢迎。所以我们也不要以国外的审美标准来看待自己国内的作品，翻译到国外的作品也不见得都是优秀的。”正因为如此，温儒敏表示，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不同，不一定非得有“国际视野”。现在有些作家可能是为“取悦”他人而写作，那样的“国际视野”反而不值得提倡。
谈到文学的意义，他坦言，就是让读者做“精神体操”。“如果真能沉下心来，读一首诗或一部小说，进入想象和体验的天地，做一下‘白日梦’，是非常美好的享受，多少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园地’。往大处看，也有些作品的确充当‘号角’，感动或鼓舞了千百万人，这样的作品现在更是凤毛麟角、可遇不可求了。”
温儒敏的个性诚如他的名字一般，儒雅机敏。
而在朋友眼中，他理性、务实，也不乏浪漫情怀。
在文学圈里浸染多时，这几年，他开始跳出文学圈，
提出『文学生活』的概念，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
温儒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特聘文科一级教授，兼任教育部聘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文学理论及语文教育研究与教学。著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文学史的视野》、《温儒敏论语文教育》等书。
鲁迅曾题一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写的就是难得的“好友”。
这样的“知己”可遇不可求。温儒敏认为，有三两个可以无话不说、心心相通、关键时刻互相支持的人当朋友，就不错了。他不爱应酬，也没有什么“圈子”，但和很多师友同仁都处得不错。
除了工作上结交的朋友，他的朋友圈里有评论家、学者、记者、出版人、编辑、律师、教师，还有一些官员和企业家，但还是老同学走动最多。
不喜应酬的温儒敏很少参加饭局，偶尔到外边吃饭，也大都是宴请学生。“我当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和中文系主任那时，常请他人替我去应酬饭局，我能不去就不去。”他说。
在他眼中，文学、学术圈子里的交往与其他圈子的最大不同是学术圈碰到一块都喜欢“高谈阔论”，政治、学校、学问都会谈。“往往批判性很强，牢骚也不少，但较少妇姑勃溪、緋闻小道之类。”他沉思了片刻说，“有些作家朋友聚到一块就比较‘放达’，不像学术圈那样‘单纯’。”
相比于文学圈，温儒敏更关注文学圈之外的事情。这几年，他提出一个概念叫“文学生活”，指的就是“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说，是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
目前，温儒敏和山大、北大的学者联手，正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
这种研究所关心的并非个别人的阅读个性，而是众多读者的“自然反应”，是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那些“匿名集体”（既包括普通读者，也包括某些文学的生产、传播者）从事文学活动的“社会化过程”，分析某些作品或文学现象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起到的结构性作用。“这是新学问，我们在尝试，很有意思的。”
坐在百年山大著名景点小树林的石凳上，谈起当下的生活状态，温儒敏始终保持着笑容，“我喜宁静，不喜热闹；喜质朴，不喜低俗。物质生活很简单，无特别嗜好，也容易满足。”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在山大中心校区知新楼的办公室，温儒敏的书架上摆放着不少友人赠书。其中就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温儒敏和他的研究生同学钱理群、吴福辉一起写的这本书，至今仍让很多中文系出身的人记忆深刻。
上世纪80年代初，《陕西教育》向温儒敏的导师王瑶先生约稿，要他写一部简明的现代文学史。王先生没时间，就指定钱理群、吴福辉和温儒敏来写。“我们三人是研究生同学，那时还只是讲师，尚未‘出道’，接到这任务，便雄心勃勃，如初生牛犊，放胆写来。”回忆起当年的合作，温儒敏说，这部书和一般教材不同，是比较“个性化”的。完稿后在不起眼的地方小刊物上连载，默默无闻。
那时黄子平（后来是著名评论家，居香港）在北大出版社当编辑，温儒敏找他联系出版，他说“老温，没问题”。可是几天后告知说“领导不认可，因你们资历浅”。后来还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有气度，拿去“破格”出版，不料连印4版，颇受欢迎。
1997年，温儒敏出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就把稿子从上海拿回，师兄弟三人在香山修改了一个月，改动很大，交北大社出版。真正影响大是这个修订本，迄今已40多次印刷，印数过百万，居同类教材之首。
陈平原也是温儒敏的同窗，是博士生同学。本来1981年北大中文系就有招收博士生的资格，可是太过谨慎，没有“实施”，正式开始招博士生是1984年，就现代文学一个专业，只招2人，一个是温儒敏，另一个就是陈平原。“他是从中山大学考来，我则是在职的，我先后当了王瑶先生两届入室弟子。”温儒敏表示，被先生的烟丝香味熏了六七年，真是人生的福气。
“研究对象”们
导师王瑶先生“告诫”过温儒敏，和“研究对象”要有距离，别走得太近。而温儒敏的主要精力又放在现代，结交的作家朋友其实不太多。过从较多的有曹文轩、贾平凹、余光中、温皓然等。
温儒敏和曹文轩是老同事、老朋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都住北大南门一栋筒子楼里。两家斜对面，隔一条烟熏火燎的过道，各有一间10平米的房子，勉强放下一床、一桌，做饭的煤炉或煤气罐就只能放在楼道里。
曹文轩经常不在，钥匙就交给温儒敏，正好可以“空间利用”，在曹屋里看书。后来几经折腾搬家，两家又都搬到蓝旗营，在同一栋楼里做邻居。
温儒敏眼中的曹文轩穿着很讲究，有些“派头”。“其实他为人十分谦和，这大概也影响到他的创作。文轩的小说中总是有他童年的回忆。他把童年人性化、诗化了。读他的小说，我常常就退回到回忆的世界里，重温那难于释怀的童年旧事。”温儒敏说，曹文轩凡有新作出版，都会送自己一本。曹题字不说是送他，而是给他的女儿。
两人平时不常闲聊，但有要事找曹文轩，他必答应。10年前温儒敏主持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写，请曹文轩参与，他放下手头的创作就来了，小说欣赏那本选修教材就是他写的。最近温儒敏又请他出任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的主编，他也爽快答应。温儒敏把他看作是“莫逆之交”，转眼已经三十多年。
“都知道余光中先生是诗人，他的散文其实也很好。”温儒敏对余光中诗文里那种大家风范很是喜欢，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又很机智而且纯粹。 两人先是以文会友。温儒敏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不止一次邀请余光中讲学。有一回温儒敏请余光中来五院讲座，70多人的报告厅挤进近150多人，临时换教室来不及，许多人只好站在过道和讲台旁边听。“人多热气高，余先生大受感动，更是情怀激越，诗意盎然，直讲到满头大汗，大获成功。”温儒敏说。
2004年，余光中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指定温儒敏作为他的颁奖嘉宾。余光中八十大寿时台湾文坛出版纪念集，编委会邀温儒敏专门写篇文章，他就写了关于《白玉苦瓜》一诗的评论。
上世纪90年代初贾平凹的《废都》问世，很多人只盯着里边那些情色描写，看不到作品的文化价值。贾平凹受到铺天盖地的批判，心力交瘁、大病入院。那是他人生的低谷時期，当时温儒敏写了一篇文章替贾平凹的《废都》“叫屈”，认为《废都》对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汇所形成的人文景观进行了深入的思索，是以矛盾痛苦的心情去体验当今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化混乱，表现现代人生命困厄与欲望。
温儒敏当时还预言，20年后再来看，人们对这部小说的意义大概会有认真的理解。“我知道贾平凹对我的评论是‘会心’的。后来我和贾平凹有些交往，不过并不热络，我曾邀请他来北大访问，他有新书出版也会送我一本。”
谈起交往时的趣事，温儒敏笑言，大概是2006年的一天晚上，自己陪贾平凹游北大未名湖。那时手机还不怎么流行，但是贾平凹一路上倒是不断地接听手机。“这让我有点奇怪—我原以为他很土，连电话都不怎么会打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走向了国际舞台，并得到国外读者的认可。在温儒敏看来，新媒体时代到来，读书的空间被大大挤压，这也影响了国外的文学阅读。像中国一样，欧美的文学图书翻译免不了受到图书市场走向的影响。
前几年在法国，就有翻译家曾告诉温儒敏，在中国国内并不看好、或者受到“压制”的作品，很可能会得到国外翻译出版商的青睐—对于作品，国外有他们的文化选择和审美选择。“一般来说，离西方生活方式越远，越落后、离奇、陌生的描写，反而越受到西方读者的关注甚至欢迎。所以我们也不要以国外的审美标准来看待自己国内的作品，翻译到国外的作品也不见得都是优秀的。”正因为如此，温儒敏表示，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不同，不一定非得有“国际视野”。现在有些作家可能是为“取悦”他人而写作，那样的“国际视野”反而不值得提倡。
谈到文学的意义，他坦言，就是让读者做“精神体操”。“如果真能沉下心来，读一首诗或一部小说，进入想象和体验的天地，做一下‘白日梦’，是非常美好的享受，多少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园地’。往大处看，也有些作品的确充当‘号角’，感动或鼓舞了千百万人，这样的作品现在更是凤毛麟角、可遇不可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