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历史上，小说的地位不高，是“三言二拍”，是“弄堂里的故事”，是“引车卖浆者流的话”。出身卑微，是因为它“从俗世中来”。确实，小说是通过描写人的俗世生活，家长里短，爱恨情仇，男欢女爱，炎凉世态等等，来展现人类活着的状态，以及复杂的精神世界的。这注定小说家要备具一颗世俗的心，对俗世生活保有常人鲜有的敏感和热情。只有这样，才能写好生活中那些世俗的人，琐细的事，乃至微妙的情。所以，小说固然要从“小处”着眼，要说小事，要从“生活源头”下手，从一个人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所思所想、喜怒哀乐、嬉笑怒骂这样日常的生活起头。
好的小说家，从来不是抽象地写一种生活，而是要照着熟悉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器物，风景，习俗，人情冷暖，气候变迁，道路的样子，食物的味道，说话的口气，衣冠的穿戴等等，去编织生活。生活是有形的，有一个“壳”。小说家若不能编制一个坚固的俗世生活的外壳，人物的心灵就没有容器来盛装，读者也无从得知人物内心是怎样成长的，情感是怎么演变的，挫折或苦痛是怎么拷打人的。生活有形，人心（灵魂）无形，只有用“有形”去装“无形”，“无形”才会变得“有形”，才能看得见、摸得着、握得住。否则人心（灵魂）随风而去，小说也就没了价值。比如一只破罐，非但盛不了东西，也是不美的，只能当垃圾丢掉。
所以，小说家必须要做两件事：一是要造好日常生活的“壳”，这就要求把小说写得生机勃勃，有滋有味，像模像样，每一个表情都有出处，每一个细节都落到实处；二是要在“壳”里炼制好灵魂生活的“芯子”。壳是外生活，心是内生活。有壳无心，是蜡像，不是活人；有心无壳，是哲学，不是文学。壳结不结实，好不好看，是手艺活，关乎美学。所以，也有人说，哲学是父亲，美学是母亲，他们的孩子是文学。
一定意义上说，小说家都是生活的专家。按沈从文先生的说法，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小说家不能对生活犯常识错误，那样壳破了，读者就会不认同你，甚至嘲笑你。比如前不久，我看一篇小说，讲到二战时期中途岛上“腾起一架喷气式飞机”，我心里在笑，那时候喷气式飞机尚在研发中，怎么飞得上天？那时候飞机都是螺旋桨的，这就犯了常识错误。这种错误像饭碗里的一只苍蝇，会让你对整碗饭都不信任，倒胃口。前些年电视上冒出一堆抗日电视剧，被观众嘲讽為雷剧。为什么？因为常识性的错误太多，把八路军搞得那么神勇，把日本兵弄得那么软蛋，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我们经常说“真善美”，失去了真，一切都无从谈起。真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常识是知识，也是人情世故，伦理道德，天地良心等等。
生活无处不在，人人有份，但也并不是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用来写小说。毕竟，小说从俗世中来，目的是要“到灵魂里去”。进入小说中的生活，必须经过作家的选择、过滤和重新组织。作家不能沉溺于生活中的某种个人趣味而不能自拔。趣味也要有“常识”，要筛选，要经得起灵魂拷问。毋庸置疑，时代变了，文学正在离我们远去。但我以为，在一个文学已经越来越无力的年代，作家更要有所放弃，有所坚持，有所捍卫。文学不是欲望的加油站，相反，它应是欲望的制动器，是加速度的反速度。文学核心的价值是要展现出人类心灵的高度，以及活着、活好的勇气。它拒绝在俗世里沉溺，拒绝心灵被遮蔽，拒绝人心变坏，世道变黑。小说作为文学家庭里的重要一员，理应对人世保持批判的姿态，对人心发问，校正灵魂，清理污浊，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真善美”的理想世界，并发现一种值得我们为之折腰，甚至为之牺牲的精神向度。只有这样的创造和发现，小说才有价值，才有生命力，才会有读者把它一代代传承下去。
因教识友
前不久的新闻之一是中央美术学院换院长，2001年上任的潘公凯退休，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上任，担任第十一任院长。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设计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人，我和中央美术学院关系颇多。我舅舅周令钊是央美的老教授，也是著名设计家、艺术家，因为他的关系我在北京早年见过几乎全学院的主要人物，比如董希文、李可染、李苦禅、吴作人、古元，不过我是个小孩，也谈不上什么交道。到了1990年代，因为筹备设计专业而交往越多，就和后面的几代人成为朋友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美术学院以训练熟练的写实艺术家做政治宣传为主，分为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四大类，俗称“国油版雕”，而针对市场的设计是不存在的，因为是供应经济，没有市场，只是用“工艺美术”的名义保存传统手工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消费经济逐步出现，消费市场形成，严重缺乏设计人员，因此一部分比较重要的美术学院开始探索建立设计专业。
1994年，油画家、美院院长靳尚谊先生在画家戴士和、建筑家张宝玮陪同下到洛杉矶，约我见面，核心事情就是讨论筹备央美的设计系。我那时已经从费城转到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书，工作几年后，我对于一个国际一流的设计学院怎么办心中有底了，因而能够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和点子。我第一天先和戴士和、张宝玮老师谈，戴士和是央美壁画专业的研究生，他的导师正是我的舅父周令钊。戴士和是一个概念很现代化的人，他的妻子是在英国研究美学和艺术史的，因此我们很容易谈到一起去；张宝玮老师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建筑师，他刚刚从西班牙到央美筹建设计系，那一天我们谈得很开心，并且有很多具体的想法；之后就去见靳尚谊老师，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对设计在整个美术学院的比例、专业设置、教员招聘、管理体制都有比较集中的看法。
那一年夏天，我用一个月的春假去央美讲学，并且继续和央美的老师商议设计专业设立的事情，到第二年，整个概念就已经很具体化了，设计系的负责人是戴士和、张宝玮、谭平老师。我记得当时我提出央美基本构造不变，增加一个设计系，从难易程度来看，平面设计容易，工业产品比较困难，建议他们循序渐进，保持中央美院的原来特征，同时在设计史论方面要有一定的发展，因为史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指导设计教育前进的。代表学院参与筹划这件事的有范迪安老师。他当时是靳尚谊老师的助理，和我一样都是理论出身的，我们谈得很投机，很多问题上意见一致。 我和范迪安认识更早一点，他在1992年前后到美国游学，曾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讲课，当时李欧梵先生在UCLA教书，我从帕萨迪纳开车去听课，课后就熟了。1995年开始，到2000年中央美院迁址北京望京的花家地期间，我回国主要都是他和外事办公室的一个老师安排。那时候刚刚把王府井和长安街口的一片建筑物拆了，因为牵涉到原土地上一个麦当劳分店的业务，媒体宣传得很厉害，我们对于在王府井大动干戈的拆迁颇不以为然。有一天范迪安和评论家尹双喜到美院招待所宿舍找我，说去看看。我们偷偷拉开拆迁工地上蓝色的瓦楞铁皮，钻了进去，好大一片空无一人的黄土地，沙尘漫天，在天安门不远的王府井，好像站在火星表面一样，我们就站在那里说了好久的话。
之后，人事都有变动，范迪安到中国美术馆担任馆长，戴士和老师先是做了油画系的系主任，后来做了造型学院的院长，张宝玮老师还在央美建筑学院，我迄今也还和他一起带博士研究生，靳尚谊先生老当益壮，越活越年轻，前年和他、朱乃正、邵大箴、杜健、钟涵老师一起吃饭聊天，还记得二十年前在美院的开心时日呢！
故事三则
正午
有一阵阵空阔的风声从山冈上滚落下来，坐在峡谷底部的荒废了的水渠边，我感觉到羊群或者冬天的雪团在下落。多美的山冈，我的祖父埋葬在上面；多么厚实的山冈，我的姐姐埋葬在上面。那些短衣服的灌木，那些秃耳朵的石头，那些大嘴巴的泥土，它们此时正把风声推向我的这边，不是埋葬，它们带着清凉，带着我的祖父和姐姐的愿望，借风的流速，往下落。在风的裂口上，我能清楚地看见遭人弃用的水渠，弯弯曲曲的堤坝，没有水，跟着风声，来到我的身边。在风声滚过的地方，红颜色的泥土上，遍布着许多星星点点的小花，在正午的阳光下，像姐姐小小的脸，像祖父明明灭灭的念头。可是，风声总要过去，水渠是真实而具体的，却没有水，山冈上被埋葬的一切，它们来不到我的身边，我的身边只堆满了短小的叶片和昆虫的翅膀，微弱的光，是水的魂。水的魂：只闪耀着微弱的光，它们来自枝条和肩膀，枝条断了，肩膀丢了。这正午的山冈上，风声也渐渐地停了，只有我的祖父和姐姐依然守在上面，泥土遮盖着他们，他们活得像死者一样。
屋顶上的歌者
挖地的时候，曹送与刘武兵发生了争执：刘武兵在两家地界的田埂上多挖了一锄。死神就对刘武兵一家人说：“你们死吧。”当天夜里，刘武兵一家六口就在睡梦中，全死在了曹送青汪汪的锄刀下面。刘武兵的爹，七十多岁，独自住在厢房里，死后的形态是这样的：双膝跪在地上，双手着地，立着的身子上有血，头颅却被砍飞在了屋角。公安同志分析，死者临死前曾有过哀求。死神带走刘武兵一家之后，曹送回到了自己的家，点燃了屋子，一个人，提着铡刀，爬到屋顶上，坐下来，对着春天的夜空，唱起了我们村庄代代相传的情歌。我们村庄，许多被惊醒的人，围着着火的屋子手足无措，亲眼看着曹送在火焰中停止了歌唱，并最终消失在火焰中。
丧心病狂
有一个穷人名字叫曹福，家道不顺，六畜尽亡，子女夭折。他与妻子做了个小小的合计，就带着一升大米去拜见巫师，希望巫师能为他指点一条改变家庭厄运的路途。巫师收下了大米，为曹福指出了两条路：第一条，鉴于曹福一家多年来一直住在坟墓里，房子是阴宅，建议曹福另选风水宝地，建一阳宅；第二条，找三副男童阳具，埋于床底，阴宅就会阳气大盛，化阴为阳。穷人曹福回到家，静悄悄地走了第二条路，他把左邻右舍的男童叫了三个来，一一地杀了，取阳具埋于床下，三具小尸体则借夜色埋到了村外河流的沙洲上。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穷人曹福一直置身在寻找丢失男童的人群中。可就在人们准备寻求公安同志帮助的那天前夜，他弄来了三张红纸，刻意地用歪歪扭扭的笔法写了三份告示，贴到丢失男童的邻居门上，说孩子都被人拐卖了。三家人再去问巫师，巫师也说是被人拐卖了，就信以为真，再没有做任何努力。时间过了半个月，有人到村外河流的沙洲上取沙建房，挖出了三具男童的小尸体。公安同志来验尸，发现都没有阳具，就断定此案与村庄里盛行的巫术有关，叫来巫师，巫师供出了曹福。再问曹福，穷人曹福对杀人取阳具、写纸条等一概供认不讳。这个案件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在一篇长长的通讯文字中，记者在行文中多次使用了“丧心病狂”这一成语。
复有『真性』见阑珊
我好集藏古物，是数十年唯一不变的真习性，尤其高古远古的人文遗落，可谓走一路集一路。早年，借由外差和采风深入村落，又总爱在各类古玩市场寻寻觅觅。出国后，又是异邦生活中难得的喜趣内容。之后，随着集藏品累积成势的导向，开始循迹体系，并企图形成主题性的藏品系统
有三位师辈是我集古喜好的启迪人，第一位是河南省话剧团的著名道具设计师郭大刀先生，那是1983年，年轻的我第一次目睹收藏家之私人藏品的规模和品质，郭先生主要集藏汉代画像砖，数量之多几乎占满他家所有可利用空间，两人都可能搬不动的大砖也干脆叠垒成墙他的收藏出于职业特点，又赖以剧团每年都要下乡巡回演出的时机和便利。受他影响，剧团很多人也开始收藏且积极踊跃下乡演出。河南本是文物大省，可谓遍地是宝。动静大了，惊动官方，甚至公安都派员上门了解和谈话。和他相处的几天里，我时时倾听着有关藏品有关人文的种种精彩。
第二位是西安师大美术系教授康师尧先生，也因为和作家路遥共商话剧《人生》的创作事宜，在几次西安行程间顺便拜访，那是1984年，康先生和蔼可亲，记忆中尤其难忘的是他工作室的藏品库房里那满室古物架上的各类高古陶瓷。他告诉我，这是“文革”以后才逐渐积累起来的藏品，之前那些极为精彩的都已经在那场浩劫中被毁掉了伴随言语，是他老人家惜心含泪的眼光。
第三位就是曾经同事又亦师亦友与我数年相守的表演艺术家焦晃先生，由于出身世家，雖颠沛辗转尚有多件宝贝传承。1985年的前后几年里，我们几乎天天聚在一起谈天论道，我崇尚他的学识和风骨，亦心赏他时常有的神叨叨，尽管当年尚属清苦，碧菜淡酒后的话题确是春秋百家和周易，他让我见识了定论天下的易宝神品“筮草”，见识了“霁红”、“宋官”甚至皇室“珐琅彩”，每每论及宝物，总免不了惋惜国难动荡间的家道珍藏失遗。
从此，集古是我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兴趣和喜好。是为职业画家，审美眼力自然是我集古的高段位起始关键，出于自己的绘画乃至创作经验，古物的优劣真伪往往就在一望之间，而案前灯下的细节揣摩过程，却是与古物缔造者的对话过程了。久而久之，不仅是数量，我的藏品和眼力也大幅提升，所谓的眼力又不仅仅停留在鉴别真伪，更重要的探究已经指向每一件古物的具体历史。
寻寻觅觅是集古人的乐趣，旅居纽约时，每个周末都是我喜心寻古的日子。首先是每周四的下午买一份地区小报，广告栏中有很多诸如别墅开放或车库销售的告知信息，邀约大家帮助主人完成居家旧物（或遗物）的处理销售。根据报刊广告，我往往选择纽约长岛地区（富人居住区域）的此类邀约信息，根据地图就驾车顺道线路，一个周末光顾八家。有意思的是，几乎每个别墅的门口，都会有一个纸板箱，里面会有不少经过整理后的旧文件、旧信件、旧图片以及各种简易文本类杂件，箱沿上竖着标价牌，少则二三十美元，多则百八十美元，都会被我买回家悉心再整理，图像部分作资料留存，而种种国际老邮票老邮册却成为我收藏中的又一门类，迄今上万枚。美国人普遍文明意识，处理家庭旧物也井井有条，可惜美国人过于重视美元，懒于费心祖宗的学术类的传承价值。近几年中国人的海外淘宝热，想来亦已唤醒了他们的旧物价值感，好在我已捷足先登。
近十年，虽然事务忙碌，集古性情从无停滞，随着年事走高，集古逐渐转为研古，尤其涉足收藏界后，才意识到我的集古能量已然江湖奇迹，而更为重要的恰是自身本体的“真性” 发见：我亦寻它千百度，却在平常喜趣中。
好的小说家，从来不是抽象地写一种生活，而是要照着熟悉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器物，风景，习俗，人情冷暖，气候变迁，道路的样子，食物的味道，说话的口气，衣冠的穿戴等等，去编织生活。生活是有形的，有一个“壳”。小说家若不能编制一个坚固的俗世生活的外壳，人物的心灵就没有容器来盛装，读者也无从得知人物内心是怎样成长的，情感是怎么演变的，挫折或苦痛是怎么拷打人的。生活有形，人心（灵魂）无形，只有用“有形”去装“无形”，“无形”才会变得“有形”，才能看得见、摸得着、握得住。否则人心（灵魂）随风而去，小说也就没了价值。比如一只破罐，非但盛不了东西，也是不美的，只能当垃圾丢掉。
所以，小说家必须要做两件事：一是要造好日常生活的“壳”，这就要求把小说写得生机勃勃，有滋有味，像模像样，每一个表情都有出处，每一个细节都落到实处；二是要在“壳”里炼制好灵魂生活的“芯子”。壳是外生活，心是内生活。有壳无心，是蜡像，不是活人；有心无壳，是哲学，不是文学。壳结不结实，好不好看，是手艺活，关乎美学。所以，也有人说，哲学是父亲，美学是母亲，他们的孩子是文学。
一定意义上说，小说家都是生活的专家。按沈从文先生的说法，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小说家不能对生活犯常识错误，那样壳破了，读者就会不认同你，甚至嘲笑你。比如前不久，我看一篇小说，讲到二战时期中途岛上“腾起一架喷气式飞机”，我心里在笑，那时候喷气式飞机尚在研发中，怎么飞得上天？那时候飞机都是螺旋桨的，这就犯了常识错误。这种错误像饭碗里的一只苍蝇，会让你对整碗饭都不信任，倒胃口。前些年电视上冒出一堆抗日电视剧，被观众嘲讽為雷剧。为什么？因为常识性的错误太多，把八路军搞得那么神勇，把日本兵弄得那么软蛋，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我们经常说“真善美”，失去了真，一切都无从谈起。真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常识是知识，也是人情世故，伦理道德，天地良心等等。
生活无处不在，人人有份，但也并不是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用来写小说。毕竟，小说从俗世中来，目的是要“到灵魂里去”。进入小说中的生活，必须经过作家的选择、过滤和重新组织。作家不能沉溺于生活中的某种个人趣味而不能自拔。趣味也要有“常识”，要筛选，要经得起灵魂拷问。毋庸置疑，时代变了，文学正在离我们远去。但我以为，在一个文学已经越来越无力的年代，作家更要有所放弃，有所坚持，有所捍卫。文学不是欲望的加油站，相反，它应是欲望的制动器，是加速度的反速度。文学核心的价值是要展现出人类心灵的高度，以及活着、活好的勇气。它拒绝在俗世里沉溺，拒绝心灵被遮蔽，拒绝人心变坏，世道变黑。小说作为文学家庭里的重要一员，理应对人世保持批判的姿态，对人心发问，校正灵魂，清理污浊，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真善美”的理想世界，并发现一种值得我们为之折腰，甚至为之牺牲的精神向度。只有这样的创造和发现，小说才有价值，才有生命力，才会有读者把它一代代传承下去。
因教识友
前不久的新闻之一是中央美术学院换院长，2001年上任的潘公凯退休，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上任，担任第十一任院长。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设计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人，我和中央美术学院关系颇多。我舅舅周令钊是央美的老教授，也是著名设计家、艺术家，因为他的关系我在北京早年见过几乎全学院的主要人物，比如董希文、李可染、李苦禅、吴作人、古元，不过我是个小孩，也谈不上什么交道。到了1990年代，因为筹备设计专业而交往越多，就和后面的几代人成为朋友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美术学院以训练熟练的写实艺术家做政治宣传为主，分为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四大类，俗称“国油版雕”，而针对市场的设计是不存在的，因为是供应经济，没有市场，只是用“工艺美术”的名义保存传统手工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消费经济逐步出现，消费市场形成，严重缺乏设计人员，因此一部分比较重要的美术学院开始探索建立设计专业。
1994年，油画家、美院院长靳尚谊先生在画家戴士和、建筑家张宝玮陪同下到洛杉矶，约我见面，核心事情就是讨论筹备央美的设计系。我那时已经从费城转到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书，工作几年后，我对于一个国际一流的设计学院怎么办心中有底了，因而能够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和点子。我第一天先和戴士和、张宝玮老师谈，戴士和是央美壁画专业的研究生，他的导师正是我的舅父周令钊。戴士和是一个概念很现代化的人，他的妻子是在英国研究美学和艺术史的，因此我们很容易谈到一起去；张宝玮老师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建筑师，他刚刚从西班牙到央美筹建设计系，那一天我们谈得很开心，并且有很多具体的想法；之后就去见靳尚谊老师，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对设计在整个美术学院的比例、专业设置、教员招聘、管理体制都有比较集中的看法。
那一年夏天，我用一个月的春假去央美讲学，并且继续和央美的老师商议设计专业设立的事情，到第二年，整个概念就已经很具体化了，设计系的负责人是戴士和、张宝玮、谭平老师。我记得当时我提出央美基本构造不变，增加一个设计系，从难易程度来看，平面设计容易，工业产品比较困难，建议他们循序渐进，保持中央美院的原来特征，同时在设计史论方面要有一定的发展，因为史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指导设计教育前进的。代表学院参与筹划这件事的有范迪安老师。他当时是靳尚谊老师的助理，和我一样都是理论出身的，我们谈得很投机，很多问题上意见一致。 我和范迪安认识更早一点，他在1992年前后到美国游学，曾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讲课，当时李欧梵先生在UCLA教书，我从帕萨迪纳开车去听课，课后就熟了。1995年开始，到2000年中央美院迁址北京望京的花家地期间，我回国主要都是他和外事办公室的一个老师安排。那时候刚刚把王府井和长安街口的一片建筑物拆了，因为牵涉到原土地上一个麦当劳分店的业务，媒体宣传得很厉害，我们对于在王府井大动干戈的拆迁颇不以为然。有一天范迪安和评论家尹双喜到美院招待所宿舍找我，说去看看。我们偷偷拉开拆迁工地上蓝色的瓦楞铁皮，钻了进去，好大一片空无一人的黄土地，沙尘漫天，在天安门不远的王府井，好像站在火星表面一样，我们就站在那里说了好久的话。
之后，人事都有变动，范迪安到中国美术馆担任馆长，戴士和老师先是做了油画系的系主任，后来做了造型学院的院长，张宝玮老师还在央美建筑学院，我迄今也还和他一起带博士研究生，靳尚谊先生老当益壮，越活越年轻，前年和他、朱乃正、邵大箴、杜健、钟涵老师一起吃饭聊天，还记得二十年前在美院的开心时日呢！
故事三则
正午
有一阵阵空阔的风声从山冈上滚落下来，坐在峡谷底部的荒废了的水渠边，我感觉到羊群或者冬天的雪团在下落。多美的山冈，我的祖父埋葬在上面；多么厚实的山冈，我的姐姐埋葬在上面。那些短衣服的灌木，那些秃耳朵的石头，那些大嘴巴的泥土，它们此时正把风声推向我的这边，不是埋葬，它们带着清凉，带着我的祖父和姐姐的愿望，借风的流速，往下落。在风的裂口上，我能清楚地看见遭人弃用的水渠，弯弯曲曲的堤坝，没有水，跟着风声，来到我的身边。在风声滚过的地方，红颜色的泥土上，遍布着许多星星点点的小花，在正午的阳光下，像姐姐小小的脸，像祖父明明灭灭的念头。可是，风声总要过去，水渠是真实而具体的，却没有水，山冈上被埋葬的一切，它们来不到我的身边，我的身边只堆满了短小的叶片和昆虫的翅膀，微弱的光，是水的魂。水的魂：只闪耀着微弱的光，它们来自枝条和肩膀，枝条断了，肩膀丢了。这正午的山冈上，风声也渐渐地停了，只有我的祖父和姐姐依然守在上面，泥土遮盖着他们，他们活得像死者一样。
屋顶上的歌者
挖地的时候，曹送与刘武兵发生了争执：刘武兵在两家地界的田埂上多挖了一锄。死神就对刘武兵一家人说：“你们死吧。”当天夜里，刘武兵一家六口就在睡梦中，全死在了曹送青汪汪的锄刀下面。刘武兵的爹，七十多岁，独自住在厢房里，死后的形态是这样的：双膝跪在地上，双手着地，立着的身子上有血，头颅却被砍飞在了屋角。公安同志分析，死者临死前曾有过哀求。死神带走刘武兵一家之后，曹送回到了自己的家，点燃了屋子，一个人，提着铡刀，爬到屋顶上，坐下来，对着春天的夜空，唱起了我们村庄代代相传的情歌。我们村庄，许多被惊醒的人，围着着火的屋子手足无措，亲眼看着曹送在火焰中停止了歌唱，并最终消失在火焰中。
丧心病狂
有一个穷人名字叫曹福，家道不顺，六畜尽亡，子女夭折。他与妻子做了个小小的合计，就带着一升大米去拜见巫师，希望巫师能为他指点一条改变家庭厄运的路途。巫师收下了大米，为曹福指出了两条路：第一条，鉴于曹福一家多年来一直住在坟墓里，房子是阴宅，建议曹福另选风水宝地，建一阳宅；第二条，找三副男童阳具，埋于床底，阴宅就会阳气大盛，化阴为阳。穷人曹福回到家，静悄悄地走了第二条路，他把左邻右舍的男童叫了三个来，一一地杀了，取阳具埋于床下，三具小尸体则借夜色埋到了村外河流的沙洲上。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穷人曹福一直置身在寻找丢失男童的人群中。可就在人们准备寻求公安同志帮助的那天前夜，他弄来了三张红纸，刻意地用歪歪扭扭的笔法写了三份告示，贴到丢失男童的邻居门上，说孩子都被人拐卖了。三家人再去问巫师，巫师也说是被人拐卖了，就信以为真，再没有做任何努力。时间过了半个月，有人到村外河流的沙洲上取沙建房，挖出了三具男童的小尸体。公安同志来验尸，发现都没有阳具，就断定此案与村庄里盛行的巫术有关，叫来巫师，巫师供出了曹福。再问曹福，穷人曹福对杀人取阳具、写纸条等一概供认不讳。这个案件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在一篇长长的通讯文字中，记者在行文中多次使用了“丧心病狂”这一成语。
复有『真性』见阑珊
我好集藏古物，是数十年唯一不变的真习性，尤其高古远古的人文遗落，可谓走一路集一路。早年，借由外差和采风深入村落，又总爱在各类古玩市场寻寻觅觅。出国后，又是异邦生活中难得的喜趣内容。之后，随着集藏品累积成势的导向，开始循迹体系，并企图形成主题性的藏品系统
有三位师辈是我集古喜好的启迪人，第一位是河南省话剧团的著名道具设计师郭大刀先生，那是1983年，年轻的我第一次目睹收藏家之私人藏品的规模和品质，郭先生主要集藏汉代画像砖，数量之多几乎占满他家所有可利用空间，两人都可能搬不动的大砖也干脆叠垒成墙他的收藏出于职业特点，又赖以剧团每年都要下乡巡回演出的时机和便利。受他影响，剧团很多人也开始收藏且积极踊跃下乡演出。河南本是文物大省，可谓遍地是宝。动静大了，惊动官方，甚至公安都派员上门了解和谈话。和他相处的几天里，我时时倾听着有关藏品有关人文的种种精彩。
第二位是西安师大美术系教授康师尧先生，也因为和作家路遥共商话剧《人生》的创作事宜，在几次西安行程间顺便拜访，那是1984年，康先生和蔼可亲，记忆中尤其难忘的是他工作室的藏品库房里那满室古物架上的各类高古陶瓷。他告诉我，这是“文革”以后才逐渐积累起来的藏品，之前那些极为精彩的都已经在那场浩劫中被毁掉了伴随言语，是他老人家惜心含泪的眼光。
第三位就是曾经同事又亦师亦友与我数年相守的表演艺术家焦晃先生，由于出身世家，雖颠沛辗转尚有多件宝贝传承。1985年的前后几年里，我们几乎天天聚在一起谈天论道，我崇尚他的学识和风骨，亦心赏他时常有的神叨叨，尽管当年尚属清苦，碧菜淡酒后的话题确是春秋百家和周易，他让我见识了定论天下的易宝神品“筮草”，见识了“霁红”、“宋官”甚至皇室“珐琅彩”，每每论及宝物，总免不了惋惜国难动荡间的家道珍藏失遗。
从此，集古是我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兴趣和喜好。是为职业画家，审美眼力自然是我集古的高段位起始关键，出于自己的绘画乃至创作经验，古物的优劣真伪往往就在一望之间，而案前灯下的细节揣摩过程，却是与古物缔造者的对话过程了。久而久之，不仅是数量，我的藏品和眼力也大幅提升，所谓的眼力又不仅仅停留在鉴别真伪，更重要的探究已经指向每一件古物的具体历史。
寻寻觅觅是集古人的乐趣，旅居纽约时，每个周末都是我喜心寻古的日子。首先是每周四的下午买一份地区小报，广告栏中有很多诸如别墅开放或车库销售的告知信息，邀约大家帮助主人完成居家旧物（或遗物）的处理销售。根据报刊广告，我往往选择纽约长岛地区（富人居住区域）的此类邀约信息，根据地图就驾车顺道线路，一个周末光顾八家。有意思的是，几乎每个别墅的门口，都会有一个纸板箱，里面会有不少经过整理后的旧文件、旧信件、旧图片以及各种简易文本类杂件，箱沿上竖着标价牌，少则二三十美元，多则百八十美元，都会被我买回家悉心再整理，图像部分作资料留存，而种种国际老邮票老邮册却成为我收藏中的又一门类，迄今上万枚。美国人普遍文明意识，处理家庭旧物也井井有条，可惜美国人过于重视美元，懒于费心祖宗的学术类的传承价值。近几年中国人的海外淘宝热，想来亦已唤醒了他们的旧物价值感，好在我已捷足先登。
近十年，虽然事务忙碌，集古性情从无停滞，随着年事走高，集古逐渐转为研古，尤其涉足收藏界后，才意识到我的集古能量已然江湖奇迹，而更为重要的恰是自身本体的“真性” 发见：我亦寻它千百度，却在平常喜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