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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都博物馆自2016年开馆以来，致力于建成具有全球知名度的都市博物馆。通过分析成都博物馆的文创设计，可以一窥中国博物馆文创设计的现状和症结，提出解决方案。文创设计应该把握中国特色的设计话语，思考传统文创和当代生活的关系，发挥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警惕资本入侵的潜在风险，打造具备高识别度中国精神的博物馆文创。
关键词：文创设计;工艺美术研究;成都市;中国设计话语
一、成都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现状
成都是一座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城市，从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丰富的人类活动。四川省内就有八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成都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成都博物馆的藏品涵盖了从先秦到两汉、唐宋、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各种文物，是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博物馆。这样丰厚的馆藏也为成都博物馆的文创设计——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设计带来一种独特的气质。不管是三星堆红具备独特的符号学研究意义的巴蜀图语，还是明清以来丰富多彩的皮影，都为成都的文创产品设计提供了充足的设计素材和文化养分。近年来以故宫博物馆为首，国内的博物馆掀起过一阵文创大潮。各类精美的产品深得消费者喜爱。成都博物馆在这阵浪潮之中很难说是独占浪头，但是也能算得上是个中精英。目前成都博物馆针对成都历史馆、临时特展、自然生态、民族民俗、现代文化几个不同的展区类型都开设了对应的文创商店，据笔者实地走访调查，馆内文创产品逾300种，淘宝上架产品82种，种类丰富。同时，成都博物馆还积极和学界商界设计师进行合作，举办过几届博物馆文创比赛，遴选优质的设计创意，致力于让更多的文创产品落地。
根据笔者的调查数据，成都博物馆内的文创产品，主要的创作原型是馆藏文物中的“石犀”、“经穴漆人”“说唱俑”和“蜀锦”这四种。整体的文创设计原型分布都在本身具备比较完整的视觉形象的文物上，这一特点的成因会在后文进行分析。从文创产品的承载物，——又或者说表现形式而言，目前成都博物馆的文创形式集中在手机壳、杯垫、书签等生活日用产品上，走的是实用主义路线。近段时间成都博物馆还和其他博物馆联合推出了文物雪糕，未尝不算是国内博物馆文创的一种探索。
二、对文创产品设计的价值考量
诚如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浪潮”席卷全球之际，在高速扩张的信息化时代里，过去大工业时代的实用性和可复制性标准早已被摒弃，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不断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同时社会进步和社会个体的满足感也转为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来衡量。个体的幸福与个性重新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个性化与定制化当道的社会风气给予设计这一学科全新的开拓空间。博物馆文创产品也是如此。在评价一家博物馆的文创产品的时候，我们必须主要到其与普通的文创不一样的地方：即，既要注重其作为“文化创意”的范畴，做到通俗化、趣味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高附加值之外，也要保证其本身是作为传统工艺美术的一种有机的延伸。譬如说，我们要制作一个关于皮影文物的文创，就要去留意这个文创产品生产出来之后，是否只是关乎这个皮影的机械复制，抑或是保留（或体现）出皮影的质感、工艺、地域特色、文化属性。
很不幸的结论是，如今成都博物馆——乃至国内大多数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仍然停留在“爆款多——质量低”的二律背反的窠臼之中。博物馆文创的潮流是轰轰烈烈的，在2017年的时候故宫博物馆的文创收益已经达到了15亿。但是在爆款频出，销量破十亿的光辉数字之下，我们回到文创产品本身，用李立新教授的中国设计价值观去评价，可以看到有的文创产品只注重形式，虽然号称日用产品但严重脱离实际，只剩下审美这一功能，比如各类金属镂空的书签，实际上很难实际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有的文创产品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单纯为了实用而制作，具体表现为手机壳、钥匙扣，呈现的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流水线文创产品开发。比如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石犀，被制作成钥匙扣、徽章、书签、玩偶和渔夫帽等多种产品，但是形象单一死板。统一以石犀的侧面示人。《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石犀应该和水有所关联，但在上述的文创设计里，石犀文物本身的文化特质似乎是缺位的。
不管是上述的哪一种设计方式，其实犯的都是同一个错误——同时忽略了文物的特质和载体的特质，生产方只制作出一些粗暴的、无机的、生硬的1+1=2的文创产品。文物和文创之间仿佛变成了连连看游戏，设计师创作者需要做的只是把博物馆内数百件文物和当今热潮的几种日用品纪念品进行随机链接，便可生产出一季又一季的文创产品。文创产品的高附加值优势荡然无存。而前文提到的成都博物馆主要选择具体的人物形象或者动物形象进行文创改编这一点，体现出来的则是设计思维的僵化和惰性。正因为是具有一定识别度的文物形象，因此设计的时候就不需要对其外形作更多的改变，反而给照搬照抄一个合适的借口——当然笔者并非完全否定这种做法，只是在对有固有形象的文物进行文创设计的时候应该更加谨慎。以大英博物馆的“盖亚·安德森猫”系列文创为例，同样是极具视觉特色和地域文化特征的文物形象，但是大英博物馆在进行文创开发的时候也并非直接挪用，反而是做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在设计语言上更趋向扁平化、几何化，但是在配色上仍然遵循原作配色，并且着重突出其埃及特征，可以使文创产品在视觉观感上与原作达到统一——尽管该形象和文物有所出入。这种“神似”而非“形似”的设计手法，要求设计师对文物特质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揣摩。其实中国的博物馆文物和传统工艺美术，相比起国外的文物来说，在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上本应该更占优势。加上我国辽阔的疆域造成的各地文物风格特色的差异性，其实更方便了设计师对文物进行感悟和设计。在这一前提下，这种粗犷式的生产模式仍然得以全国推广的另一個问题在于，目前国内的文创爱好者、博物馆爱好者和消费者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机械生产对传统工艺美术的危害。“手工制作、自产自销及其传承方式都带上独特的工艺特性，它不只满足了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所需，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工艺设计的独特性、地域性、趣味性和生活化。”尽管广大消费者对文创产品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一个初级阶段，但在现在博物馆文创目能所及的可选选项不多的情况下仍然爆发出了巨大的购买欲和消费力。同时由于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迅速，消费者身份和购买能力差异大，审美话语权日趋下沉等原因等原因，共同导致了如今博物馆文创“爆款多——质量低”的矛盾局面。比如最近炒得火热的博物馆雪糕，虽然不可否认其在拓宽文创产品边界上做的努力，但是也出现了诸如一个厂家负责全国各地博物馆雪糕生产、雪糕口味不佳、单纯复制建筑物和文物形象的问题。但是这类雪糕却具备拍照打卡，在社交媒体传播力度强，覆盖范围面广的特点，因此国内博物馆都在争相仿制。但是一支雪糕在拍照打卡之后呢？作为雪糕本身的“食用”这一基础功能尚未得到满足，最后沦为摆设。这实际上就是笔者此前谈到的问题的集中体现。 三、博物馆文物与文创的破局关键
在文创产业轰轰烈烈之时，文物如何在保留自身特色和底蕴的同时乘上东风进行自我价值提升，品牌价值重塑是我们需要着眼的关键。其中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践行。
第一、利用中国的设计话语讲好中国设计。面对如此丰厚的文物资源，历史资源，我们应该对其进行直接挪用，进行机械复制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且不说国外的博物馆文创中不乏创意突出新颖有趣的内容，即使在一百余年前，雷圭元、庞薰琹、陈之佛等前辈也已经对传统手工艺进行过设计分析和转化，试图找到一条属于中国的设计之路。那么，我们学习他山之石，走国外博物馆的文创路线是否可行？笔者认为，设计上进行适当的“借壳”行为是无可厚非的，一种新形式的诞生势必要依赖某种旧形式，推陈出新。但是，切不可产生对国外文创产业或创意设计的依赖性，二十年前，国外推出一个新的设计样式，我们国内或许还可以挪用过来，美其名曰向发达看齐，然而时至今日还当国外设计的跟屁虫则未免太落后了。只有把握中国设计的根本，用中式思维去思考中式设计，或许才是唯一的方法。对中国设计师来说，没有谁比我们更熟悉这片土地和这种文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思想状态是我们才能准确把握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让文物回归消费者的生活，满足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二、在资本进入文创市场的同时保持设计的初心。“让资本进入文化领域，永远只是资本拥有者的策略而已”，资本进入文创市場后发挥的只是其逐利的本质，而这一特质势必会消解传统手工艺和历史文物的特性，陷入到片面的追求剩余价值的陷阱之中。博物馆文创遍地的低质量多爆款的现状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对历史文物的背景考究、纹样诠释、工艺设计、载体挑选，最终也会沦为单纯为了审美而审美，为了好看而好看，长此以往何止无法找到中国特色的设计语言，甚至连设计本身也丢掉了。博物馆文创设计是一个厚重的命题，承载着一个文明的艺术记忆，文创设计师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结语：
成都博物馆新馆在2016年开始对外运营，而这一年也被称作博物馆文创元年。这一特殊的关系注定让成都博物馆和文创设计紧紧关联在一起。从一个成都博物馆的文创设计这一小命题入手我们可以一窥如今博物馆文创的机遇和困境，以及中国设计话语在其中的角色和分量。不管怎么说博物馆文创设计，乃至传统手工艺在文创市场之中的定位和未来都充满着各种发展前景和变数，设计师、资本方、消费者应该更加慎重的面对博物馆文创，思考当今生活和历史文物的共生关系。
参考文献
[1] 李立新.中国工艺美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视阈——近年来工艺美术研究热点问题透视[J].艺术百家，2008，{4}（04）：114-118.
[2] 李立新.价值论：设计研究的新视角[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1，{4}（02）：1-3+161.
[3] 彭雪丽.以历史文物为基本元素进行文创设计——以成都博物馆为例[J].西部皮革，2020，42（06）：10.
[4] 詹颖.设计批评视野中的四川旅游文创产品开发[J].工业工程设计，2020，2（04）：39-44+50.
注释：
[1]参见李立新《我的设计史观》，《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2年1月.
[2]参见李立新《中国工艺美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视阈——近年来工艺美术研究热点问题透视》，《艺术百家》，2008年第四期.
[3]参见杭间《文化创意产业是一把双刃剑》一文，《美术观察》，2007 年第8期，第25页.
作者简介：
蔡嘉皓（1999-），男，汉族，广东广州人，本科生，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关键词：文创设计;工艺美术研究;成都市;中国设计话语
一、成都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现状
成都是一座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城市，从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丰富的人类活动。四川省内就有八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成都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成都博物馆的藏品涵盖了从先秦到两汉、唐宋、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各种文物，是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博物馆。这样丰厚的馆藏也为成都博物馆的文创设计——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设计带来一种独特的气质。不管是三星堆红具备独特的符号学研究意义的巴蜀图语，还是明清以来丰富多彩的皮影，都为成都的文创产品设计提供了充足的设计素材和文化养分。近年来以故宫博物馆为首，国内的博物馆掀起过一阵文创大潮。各类精美的产品深得消费者喜爱。成都博物馆在这阵浪潮之中很难说是独占浪头，但是也能算得上是个中精英。目前成都博物馆针对成都历史馆、临时特展、自然生态、民族民俗、现代文化几个不同的展区类型都开设了对应的文创商店，据笔者实地走访调查，馆内文创产品逾300种，淘宝上架产品82种，种类丰富。同时，成都博物馆还积极和学界商界设计师进行合作，举办过几届博物馆文创比赛，遴选优质的设计创意，致力于让更多的文创产品落地。
根据笔者的调查数据，成都博物馆内的文创产品，主要的创作原型是馆藏文物中的“石犀”、“经穴漆人”“说唱俑”和“蜀锦”这四种。整体的文创设计原型分布都在本身具备比较完整的视觉形象的文物上，这一特点的成因会在后文进行分析。从文创产品的承载物，——又或者说表现形式而言，目前成都博物馆的文创形式集中在手机壳、杯垫、书签等生活日用产品上，走的是实用主义路线。近段时间成都博物馆还和其他博物馆联合推出了文物雪糕，未尝不算是国内博物馆文创的一种探索。
二、对文创产品设计的价值考量
诚如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浪潮”席卷全球之际，在高速扩张的信息化时代里，过去大工业时代的实用性和可复制性标准早已被摒弃，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不断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同时社会进步和社会个体的满足感也转为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来衡量。个体的幸福与个性重新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个性化与定制化当道的社会风气给予设计这一学科全新的开拓空间。博物馆文创产品也是如此。在评价一家博物馆的文创产品的时候，我们必须主要到其与普通的文创不一样的地方：即，既要注重其作为“文化创意”的范畴，做到通俗化、趣味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高附加值之外，也要保证其本身是作为传统工艺美术的一种有机的延伸。譬如说，我们要制作一个关于皮影文物的文创，就要去留意这个文创产品生产出来之后，是否只是关乎这个皮影的机械复制，抑或是保留（或体现）出皮影的质感、工艺、地域特色、文化属性。
很不幸的结论是，如今成都博物馆——乃至国内大多数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仍然停留在“爆款多——质量低”的二律背反的窠臼之中。博物馆文创的潮流是轰轰烈烈的，在2017年的时候故宫博物馆的文创收益已经达到了15亿。但是在爆款频出，销量破十亿的光辉数字之下，我们回到文创产品本身，用李立新教授的中国设计价值观去评价，可以看到有的文创产品只注重形式，虽然号称日用产品但严重脱离实际，只剩下审美这一功能，比如各类金属镂空的书签，实际上很难实际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有的文创产品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单纯为了实用而制作，具体表现为手机壳、钥匙扣，呈现的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流水线文创产品开发。比如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石犀，被制作成钥匙扣、徽章、书签、玩偶和渔夫帽等多种产品，但是形象单一死板。统一以石犀的侧面示人。《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石犀应该和水有所关联，但在上述的文创设计里，石犀文物本身的文化特质似乎是缺位的。
不管是上述的哪一种设计方式，其实犯的都是同一个错误——同时忽略了文物的特质和载体的特质，生产方只制作出一些粗暴的、无机的、生硬的1+1=2的文创产品。文物和文创之间仿佛变成了连连看游戏，设计师创作者需要做的只是把博物馆内数百件文物和当今热潮的几种日用品纪念品进行随机链接，便可生产出一季又一季的文创产品。文创产品的高附加值优势荡然无存。而前文提到的成都博物馆主要选择具体的人物形象或者动物形象进行文创改编这一点，体现出来的则是设计思维的僵化和惰性。正因为是具有一定识别度的文物形象，因此设计的时候就不需要对其外形作更多的改变，反而给照搬照抄一个合适的借口——当然笔者并非完全否定这种做法，只是在对有固有形象的文物进行文创设计的时候应该更加谨慎。以大英博物馆的“盖亚·安德森猫”系列文创为例，同样是极具视觉特色和地域文化特征的文物形象，但是大英博物馆在进行文创开发的时候也并非直接挪用，反而是做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在设计语言上更趋向扁平化、几何化，但是在配色上仍然遵循原作配色，并且着重突出其埃及特征，可以使文创产品在视觉观感上与原作达到统一——尽管该形象和文物有所出入。这种“神似”而非“形似”的设计手法，要求设计师对文物特质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揣摩。其实中国的博物馆文物和传统工艺美术，相比起国外的文物来说，在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上本应该更占优势。加上我国辽阔的疆域造成的各地文物风格特色的差异性，其实更方便了设计师对文物进行感悟和设计。在这一前提下，这种粗犷式的生产模式仍然得以全国推广的另一個问题在于，目前国内的文创爱好者、博物馆爱好者和消费者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机械生产对传统工艺美术的危害。“手工制作、自产自销及其传承方式都带上独特的工艺特性，它不只满足了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所需，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工艺设计的独特性、地域性、趣味性和生活化。”尽管广大消费者对文创产品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一个初级阶段，但在现在博物馆文创目能所及的可选选项不多的情况下仍然爆发出了巨大的购买欲和消费力。同时由于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迅速，消费者身份和购买能力差异大，审美话语权日趋下沉等原因等原因，共同导致了如今博物馆文创“爆款多——质量低”的矛盾局面。比如最近炒得火热的博物馆雪糕，虽然不可否认其在拓宽文创产品边界上做的努力，但是也出现了诸如一个厂家负责全国各地博物馆雪糕生产、雪糕口味不佳、单纯复制建筑物和文物形象的问题。但是这类雪糕却具备拍照打卡，在社交媒体传播力度强，覆盖范围面广的特点，因此国内博物馆都在争相仿制。但是一支雪糕在拍照打卡之后呢？作为雪糕本身的“食用”这一基础功能尚未得到满足，最后沦为摆设。这实际上就是笔者此前谈到的问题的集中体现。 三、博物馆文物与文创的破局关键
在文创产业轰轰烈烈之时，文物如何在保留自身特色和底蕴的同时乘上东风进行自我价值提升，品牌价值重塑是我们需要着眼的关键。其中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践行。
第一、利用中国的设计话语讲好中国设计。面对如此丰厚的文物资源，历史资源，我们应该对其进行直接挪用，进行机械复制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且不说国外的博物馆文创中不乏创意突出新颖有趣的内容，即使在一百余年前，雷圭元、庞薰琹、陈之佛等前辈也已经对传统手工艺进行过设计分析和转化，试图找到一条属于中国的设计之路。那么，我们学习他山之石，走国外博物馆的文创路线是否可行？笔者认为，设计上进行适当的“借壳”行为是无可厚非的，一种新形式的诞生势必要依赖某种旧形式，推陈出新。但是，切不可产生对国外文创产业或创意设计的依赖性，二十年前，国外推出一个新的设计样式，我们国内或许还可以挪用过来，美其名曰向发达看齐，然而时至今日还当国外设计的跟屁虫则未免太落后了。只有把握中国设计的根本，用中式思维去思考中式设计，或许才是唯一的方法。对中国设计师来说，没有谁比我们更熟悉这片土地和这种文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思想状态是我们才能准确把握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让文物回归消费者的生活，满足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二、在资本进入文创市场的同时保持设计的初心。“让资本进入文化领域，永远只是资本拥有者的策略而已”，资本进入文创市場后发挥的只是其逐利的本质，而这一特质势必会消解传统手工艺和历史文物的特性，陷入到片面的追求剩余价值的陷阱之中。博物馆文创遍地的低质量多爆款的现状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对历史文物的背景考究、纹样诠释、工艺设计、载体挑选，最终也会沦为单纯为了审美而审美，为了好看而好看，长此以往何止无法找到中国特色的设计语言，甚至连设计本身也丢掉了。博物馆文创设计是一个厚重的命题，承载着一个文明的艺术记忆，文创设计师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结语：
成都博物馆新馆在2016年开始对外运营，而这一年也被称作博物馆文创元年。这一特殊的关系注定让成都博物馆和文创设计紧紧关联在一起。从一个成都博物馆的文创设计这一小命题入手我们可以一窥如今博物馆文创的机遇和困境，以及中国设计话语在其中的角色和分量。不管怎么说博物馆文创设计，乃至传统手工艺在文创市场之中的定位和未来都充满着各种发展前景和变数，设计师、资本方、消费者应该更加慎重的面对博物馆文创，思考当今生活和历史文物的共生关系。
参考文献
[1] 李立新.中国工艺美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视阈——近年来工艺美术研究热点问题透视[J].艺术百家，2008，{4}（04）：114-118.
[2] 李立新.价值论：设计研究的新视角[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1，{4}（02）：1-3+161.
[3] 彭雪丽.以历史文物为基本元素进行文创设计——以成都博物馆为例[J].西部皮革，2020，42（06）：10.
[4] 詹颖.设计批评视野中的四川旅游文创产品开发[J].工业工程设计，2020，2（04）：39-44+50.
注释：
[1]参见李立新《我的设计史观》，《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2年1月.
[2]参见李立新《中国工艺美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视阈——近年来工艺美术研究热点问题透视》，《艺术百家》，2008年第四期.
[3]参见杭间《文化创意产业是一把双刃剑》一文，《美术观察》，2007 年第8期，第25页.
作者简介：
蔡嘉皓（1999-），男，汉族，广东广州人，本科生，视觉传达设计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