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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呼和浩特2006年9月13日电，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自治区贫困县)，民工在拆除该旗科级领导(先后任城建局长、林业局长、科技局长)院保卫的旧房屋时，竟然发现他遗忘在顶棚上的47万元存折!检察部门顺藤摸瓜，查出他的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其中该领导任林业局长时，在购买树种、树苗、草籽、网围栏等物资时，虚开发票加大金额，多次侵吞树种、树苗等款项，仅在一年之内就侵吞国家财产100多万元。
乌拉特前旗林业局暴露的侵吞国家造林经费仅是冰山一角。之所以地方林业部门热衷于造林、飞播，这个与“利”直接相关的“动机”不能不值得怀疑。一些地方领导首先是将国家大量的钱财浪费了，再从中赚取一些“油水”，而根本的治理效果他们是不太关心的，只要能够应付了上级的检查，过关就行了。要不是民工帮助“破案”，该旗连续五六年的草原造林成绩怎么会有污点?费用浪费也不可能发生，因为账面上是根本没有漏洞的。还得怪院局长本人糊涂，两口子死活想不起那47万元的存款折子放哪里去了。也的确够难为局长夫妇的了，39个存款折子要是放忘记了地方，的确够他们想半年的了。
目前在农牧交错区、沙地、甚至新疆的沙漠，惟一流行的做法就是植树造林，用树木阻挡沙尘暴。我也曾经走过这样的弯路，2001年春，我们在内蒙古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设计了乔、灌、草，多层次、高密度的防风林。我们拿着全球定位系统对于造林区进行设计，种植了杨树、柳树、沙棘、沙柳、锦鸡儿等乔灌木。为了保证树木成活，我们还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所谓生根剂来处理树苗，牧民们按照我们提供的生根剂药方配置药液，从没有接触过喷雾器的内蒙古牧民肩膀上抗起了喷雾器向树苗上喷药；为了保证树木成活，我们还规定树坑一定要一米见方，浇足底水。这样，连工带料，约10万元的防风林在草原上“屹立”起来了。
2001年5月～6月，我们种植的旱柳萌芽了。我们心里好高兴啊，紧接着我们就盼小树快快长大，好起到防护林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那些树木就不再抽叶子了，到是在根部萌出几根条子来。用手去掐一掐树干，一点也不出水——树木都枯死了。后来我们才明白，第一年是树木欺骗了科学家。那些萌发是假萌发，植物用的养料是树干中贮存的。半干旱区强烈的蒸发、严酷的冬季、强烈的大风使得它们很难生存，第二年它们就“起义”了。
到了第三年，我们种植的近10万元的树木全军覆没，那些枯干的树木似乎在嘲笑我们这些科学家。从此我们开始怀疑，在草原上造林的做法是否存在什么问题。后来，我让牧民们保护好这些死亡的树干，作为反面“教员”，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科学证据啊。牧民们答应归答应，最后还是一根不剩地、将那些科学家设计的、牧民施工种植的乔木“防风林”砍去当柴禾烧了。幸亏《北京电视台》现场录下了树木枯死的镜头，这使得我们的“作品”能够在世上留下来——虽然是失败的试验，但勇于承认这个现实才是科学的态度。
就在我们试验的同时，在沙尘源头，在草原甚至戈壁上，大规模的人工造林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河北某县，已经栽种了不计其数的杨树和黄柳。每年春秋，上级林业局都会派车送来树苗，当地政府组织村民动手栽植。据县政府方面提供的数据，截至2005年底，该县共植树造林200万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40％。当然这些成绩都是纸上的，真正的治沙效果似乎并不如想像的那么如意。因风沙而闻名的某乡，村民们说，树栽下去之后，基本上就是靠天灌溉，所以成活率并不高。“数字水分太多!把那么多死树都包括进去了，那算什么森林覆盖率?”在乡里不远的山坡上，“那些白圈，是植树的标记，每个圈里都栽着一棵树。可走到跟前就会发现，很多树苗都已经死掉，这里根本种不活。”
河北省林科院某高级工程师认为：“目前一步步增加的‘防护林’已逐渐演变成单一树种的简单重复，这种单一树种的防护林虽可挡风，但幼小而单薄的树木却挡不住沙土。”每年国家为风沙源头的旗县没少拨钱，几千万上亿地投，国外也给风沙源区捐款，可是那些钱到了哪里呢?我们不得而知。而在这个过程中，地面上除了留下一些手指粗细的小树苗(年年需要更新，因为年年种，年年死)、草原上刨起了无数的树坑(变成人为的风蚀坑)，或者生长起来的所谓“灌木林”外，国家大量的经费损失还是不可避免的。草原上国家投入的大量造林经费的流失途径，一是浪费了，二是让人中饱私囊了，三是公开地购买汽车、楼房等大宗消费品了。否则，草原上的贫困旗县，领导们乘坐的七八十万元一辆的高级轿车是哪里来的钱?沙尘暴给草原上的贫困旗县刮来了钞票，而地面上，能够抓住这些钞票的最大“器具”就是那些所谓的生态建设林。
农牧们曾怀疑国家拨款被有关部门侵吞，如果不是发现了乌拉特前旗的案子，还真以为他们“血口喷人”呢。还是在乌拉特前旗，当年的仓库保管员发现仓库里多出了2万多斤种子，价值10多万元。他们密谋侵吞，合伙开了假发票，用别人的名字，把林业局的树种又卖给了林业局，获利14万元，保管员得4万元，院局长白拣10万元。可见，在草原林业项目上，赚钱是何等容易。我们不能怀疑所有草原林业局都有问题，因为毕竟邪不压正。但这至少暴露了，草原造林利润空间和漏洞部是何等之大。一年之中，仅一个小小林业局长就可以贪污100万，还不被人察觉，如果再有更大的“娄阿鼠”，那流失多大是根本无法查知的。笔者了解到草原某旗就将一棵不足2米的獐子松报价200元，实际上从苗圃里买只需几十元而已。如果造的林早晚得死，树苗和种子的质量就更无所谓的，这样“贪者”的风险更小。树木能不能活，当地领导心里最清楚。
我们感谢民工们为伸张正义所立下的功劳，但这毕竟是个令人悲哀的事情，我们丝毫没有感到轻松的理由。纳税人的钱不能再不明不白地浪费下去了。要杜绝类似国家财产的流失，从理论上、实践中彻底否定草原造林这种“事倍功半”的做法，将国家宝贵的经费用于“以人为本”的可持续治理，才是根本之计。
作者邮箱：jianggm@126．com
乌拉特前旗林业局暴露的侵吞国家造林经费仅是冰山一角。之所以地方林业部门热衷于造林、飞播，这个与“利”直接相关的“动机”不能不值得怀疑。一些地方领导首先是将国家大量的钱财浪费了，再从中赚取一些“油水”，而根本的治理效果他们是不太关心的，只要能够应付了上级的检查，过关就行了。要不是民工帮助“破案”，该旗连续五六年的草原造林成绩怎么会有污点?费用浪费也不可能发生，因为账面上是根本没有漏洞的。还得怪院局长本人糊涂，两口子死活想不起那47万元的存款折子放哪里去了。也的确够难为局长夫妇的了，39个存款折子要是放忘记了地方，的确够他们想半年的了。
目前在农牧交错区、沙地、甚至新疆的沙漠，惟一流行的做法就是植树造林，用树木阻挡沙尘暴。我也曾经走过这样的弯路，2001年春，我们在内蒙古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设计了乔、灌、草，多层次、高密度的防风林。我们拿着全球定位系统对于造林区进行设计，种植了杨树、柳树、沙棘、沙柳、锦鸡儿等乔灌木。为了保证树木成活，我们还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所谓生根剂来处理树苗，牧民们按照我们提供的生根剂药方配置药液，从没有接触过喷雾器的内蒙古牧民肩膀上抗起了喷雾器向树苗上喷药；为了保证树木成活，我们还规定树坑一定要一米见方，浇足底水。这样，连工带料，约10万元的防风林在草原上“屹立”起来了。
2001年5月～6月，我们种植的旱柳萌芽了。我们心里好高兴啊，紧接着我们就盼小树快快长大，好起到防护林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那些树木就不再抽叶子了，到是在根部萌出几根条子来。用手去掐一掐树干，一点也不出水——树木都枯死了。后来我们才明白，第一年是树木欺骗了科学家。那些萌发是假萌发，植物用的养料是树干中贮存的。半干旱区强烈的蒸发、严酷的冬季、强烈的大风使得它们很难生存，第二年它们就“起义”了。
到了第三年，我们种植的近10万元的树木全军覆没，那些枯干的树木似乎在嘲笑我们这些科学家。从此我们开始怀疑，在草原上造林的做法是否存在什么问题。后来，我让牧民们保护好这些死亡的树干，作为反面“教员”，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科学证据啊。牧民们答应归答应，最后还是一根不剩地、将那些科学家设计的、牧民施工种植的乔木“防风林”砍去当柴禾烧了。幸亏《北京电视台》现场录下了树木枯死的镜头，这使得我们的“作品”能够在世上留下来——虽然是失败的试验，但勇于承认这个现实才是科学的态度。
就在我们试验的同时，在沙尘源头，在草原甚至戈壁上，大规模的人工造林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河北某县，已经栽种了不计其数的杨树和黄柳。每年春秋，上级林业局都会派车送来树苗，当地政府组织村民动手栽植。据县政府方面提供的数据，截至2005年底，该县共植树造林200万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40％。当然这些成绩都是纸上的，真正的治沙效果似乎并不如想像的那么如意。因风沙而闻名的某乡，村民们说，树栽下去之后，基本上就是靠天灌溉，所以成活率并不高。“数字水分太多!把那么多死树都包括进去了，那算什么森林覆盖率?”在乡里不远的山坡上，“那些白圈，是植树的标记，每个圈里都栽着一棵树。可走到跟前就会发现，很多树苗都已经死掉，这里根本种不活。”
河北省林科院某高级工程师认为：“目前一步步增加的‘防护林’已逐渐演变成单一树种的简单重复，这种单一树种的防护林虽可挡风，但幼小而单薄的树木却挡不住沙土。”每年国家为风沙源头的旗县没少拨钱，几千万上亿地投，国外也给风沙源区捐款，可是那些钱到了哪里呢?我们不得而知。而在这个过程中，地面上除了留下一些手指粗细的小树苗(年年需要更新，因为年年种，年年死)、草原上刨起了无数的树坑(变成人为的风蚀坑)，或者生长起来的所谓“灌木林”外，国家大量的经费损失还是不可避免的。草原上国家投入的大量造林经费的流失途径，一是浪费了，二是让人中饱私囊了，三是公开地购买汽车、楼房等大宗消费品了。否则，草原上的贫困旗县，领导们乘坐的七八十万元一辆的高级轿车是哪里来的钱?沙尘暴给草原上的贫困旗县刮来了钞票，而地面上，能够抓住这些钞票的最大“器具”就是那些所谓的生态建设林。
农牧们曾怀疑国家拨款被有关部门侵吞，如果不是发现了乌拉特前旗的案子，还真以为他们“血口喷人”呢。还是在乌拉特前旗，当年的仓库保管员发现仓库里多出了2万多斤种子，价值10多万元。他们密谋侵吞，合伙开了假发票，用别人的名字，把林业局的树种又卖给了林业局，获利14万元，保管员得4万元，院局长白拣10万元。可见，在草原林业项目上，赚钱是何等容易。我们不能怀疑所有草原林业局都有问题，因为毕竟邪不压正。但这至少暴露了，草原造林利润空间和漏洞部是何等之大。一年之中，仅一个小小林业局长就可以贪污100万，还不被人察觉，如果再有更大的“娄阿鼠”，那流失多大是根本无法查知的。笔者了解到草原某旗就将一棵不足2米的獐子松报价200元，实际上从苗圃里买只需几十元而已。如果造的林早晚得死，树苗和种子的质量就更无所谓的，这样“贪者”的风险更小。树木能不能活，当地领导心里最清楚。
我们感谢民工们为伸张正义所立下的功劳，但这毕竟是个令人悲哀的事情，我们丝毫没有感到轻松的理由。纳税人的钱不能再不明不白地浪费下去了。要杜绝类似国家财产的流失，从理论上、实践中彻底否定草原造林这种“事倍功半”的做法，将国家宝贵的经费用于“以人为本”的可持续治理，才是根本之计。
作者邮箱：jianggm@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