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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繁花似锦，其中，贬官文化不能不算是文化瑰宝，在十年的循环教学中，我一次次感慨：那些命运暗淡的贬官们竟用坚韧的生命点亮了中国文化，他们的生命之作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
记得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提到：“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分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的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当然，我不能说所有的贬官都值得肯定和同情，但却可以说贬官中的杰出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委实难以估量，是他们引领了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一次次攀上高峰，是他们硬是将灰暗的命运抹上亮丽的色彩，是他们一身正气、傲骨铮铮创造出高贵的贬官文学。可以说“贬官文学”是一面镜子，是历史的见证，是贬官灵魂的归属。在教学中，我和我的学生在不断的讨论和精神的碰撞中感受到：在苦难中生命竟能开出如此高贵的花朵，在苦难中更好地见证了文人的脊梁和傲骨，因此了解贬官和贬官文学，是情感和价值观的真正洗礼。
贬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曾间断过，如果从屈原算起，贬官的历史不断重演而且愈演愈烈。“兼济天下”“赢得生前身后名”，本是大多数文人的情怀，但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使得有良知的文人在百姓疾苦、为民请命、忠君爱国和权位、金钱、庸朽的天平上，他们勇敢地倾向了前者，于是西南、东北、西北那些边远之地、蛮荒之境成了他们悲怆的去所，综其贬因：一是同情百姓疾苦、为民请命的；二是刚直不阿、反对宦官乱政的；三是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的；四是个性耿介、不肯苟媚求宠的，等等。但无论是何种原因遭受贬谪，由之造成的生命的苦闷都是巨大的，在身心饱受煎熬的贬谪岁月里，文人们的心灵世界往往更加敏感、丰富，发诸吟咏，著为篇章，造就了大量优秀的贬谪文学作品。
贬谪对文人来说是一场政治悲剧，其心中难免被悲凉哀伤笼罩。因此，贬官文学的主要基调是委屈、郁闷、激愤的，或诉说自己的怀才不遇，或表白自己的忠心耿耿；或醉酒、咏酒以泄心中不平，或寄情山水放浪形骸；甚而被贬后笃信佛老，以求心灵的宁静。总之，贬谪文学是一面人格镜子，它形象地再现了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尊严以及坚韧弘毅的品质，显示了在庞大封建专制政体之下人性良知怎样受压抑、被扭曲、消解于无形，而又生生不息地活跃于民族的血脉之中。
对于浩荡的“贬官文学”，对其特征笔者试作如下归纳：
一、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
中国古代绝少纯文人，上起屈原、贾谊、司马迁……中到李白、杜甫、白居易……下至苏轼、陆游、辛弃疾……一部中国文学史，饱含了多少官员加文人的人生咏叹。在封建社会，忠君即爱国，反过来，爱国即忠君。屈原被流放，尽管他也知道“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可是他仍发誓“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幻想着有朝一日为楚王尽力。当幻想破灭，也只是发出“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的怨言，埋怨楚王不守信用。
韩愈在被贬潮州途中写有《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悲愤？忠诚？感伤？五味杂陈。然而那耿耿之衷心却可以日月鉴之！
放浪如诗仙李白，也只是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针对权贵的呐喊。他甚而在《行路难》中委婉地表达了再度为朝廷出力的愿望：“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传说姜尚闲来垂钓，后被周文王任用；伊尹将受商汤任用时，梦乘船过日边。这里连用两个典故，表达了李白对唐主的赤胆忠心。
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在贬官们或高昂或低沉的合唱中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人生信条。
二、山水之乐掩不住内心之忧
柳宗元被贬永州，写有一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其中尤以《小石潭记》著名。“……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人相乐……”景物空灵秀澈，然而“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山水之乐掩不住内心之忧。永州十年，柳宗元又被移至柳州。余秋雨说：“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在被贬柳州途中，他与同样被贬的刘禹锡拱手作别，发出“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的感慨。
所谓“穷愁著书”“泄为山水诗”，都不过是其内心忧愤的“不平之鸣”。贬谪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无奈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游戏人生、随缘自适如苏轼，在贬地黄州东坡种竹吃肉、养生谈禅、写诗作画之余，也并未忘记那深刻的内心之忧，面对“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美风光，他不禁发出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无限感慨。
三、悲愤中超脱、旷达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在其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对困厄的人生境遇与伟大的文学成就之间的关系早有论述。但因个人的性格不同，又造就了不同特色的奇文。
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短短二十八字，却展现了诗人无比广阔的胸襟。萎靡之人看到也会精神一振。贬谪之下有此豪情，诗文自是不同常人。
苏轼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上阕描写了清新明丽的春景，虽是“萧萧暮雨子规啼”，但并不给人悲切之感。下阕议论抒情，唱出自己积极向上的旷达豪情。在《赤壁赋》中，我们读到了“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的苏轼，“寄蜉蝣于天地，渺苍海之一粟”的苏轼，“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那种豁达与宽容，内涵深远，响彻天宇。
四、贬谪中褪去锐气，出入佛老
贬官们的政治悲剧更激发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得一些人对功名逐渐淡漠，一切淡然处之，在优游山水中追求一份心灵的恬静。白居易，字乐天，名字中即含有恬然自适之义。而“天涯沦落”的命运却使他发出了“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感慨。在其后期人生态度一转为随缘任运、安然自适。他在贬谪忠州时：“莫入红尘去，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白居易后来以“香山居士”自称，转头改写闲适诗。与白氏前期慷慨谏词，不避祸害的诗作相比，真令人生恍若隔世之感。至于元稹后期交结宦官，则更是附和世俗、随波逐流的典型例证了。课文中还有王维大量的禅宗诗，还有苏东坡在《后赤壁赋》中把归隐视为傲视独立的表现，把返归自然当作精神的慰藉和享受，还有贬官后的苏舜钦有沧浪亭，欧阳修有醉翁亭，苏轼有超然台，苏辙有喜雨亭等。
长期的贬谪生涯，常常会软化乃至销蚀文人本有的刚正之气，使他们不得不卷藏起积极用世的抱负，于是慷慨激愤的背后是遁入佛老之门的虚无、空渺，品读这反差中深蕴的悲怆、凄凉，在教学时真有地老天荒之感。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孔子在《论语》中提醒读书人不可不抱负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任重道远，可能他早就预见到文人的悲剧命运。就封建士人的精神世界而言，庙堂和草堂这两极是最基本的生活环境，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高呼：“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文人，要么在庙堂（朝廷）兼济天下，要么在草堂（贬所）独善其身。当中国的皇帝面南而坐时，中国的贬官们正向南而行，脚步走向蛮荒，孤影背负苍天，寂寞孤绝中他们用生命书写了“贬官文学”，充分展示了他们健朗的心路历程，留给后人也留给历史涵泳不尽的铮骨与傲骨。
记得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提到：“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分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的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当然，我不能说所有的贬官都值得肯定和同情，但却可以说贬官中的杰出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委实难以估量，是他们引领了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一次次攀上高峰，是他们硬是将灰暗的命运抹上亮丽的色彩，是他们一身正气、傲骨铮铮创造出高贵的贬官文学。可以说“贬官文学”是一面镜子，是历史的见证，是贬官灵魂的归属。在教学中，我和我的学生在不断的讨论和精神的碰撞中感受到：在苦难中生命竟能开出如此高贵的花朵，在苦难中更好地见证了文人的脊梁和傲骨，因此了解贬官和贬官文学，是情感和价值观的真正洗礼。
贬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曾间断过，如果从屈原算起，贬官的历史不断重演而且愈演愈烈。“兼济天下”“赢得生前身后名”，本是大多数文人的情怀，但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使得有良知的文人在百姓疾苦、为民请命、忠君爱国和权位、金钱、庸朽的天平上，他们勇敢地倾向了前者，于是西南、东北、西北那些边远之地、蛮荒之境成了他们悲怆的去所，综其贬因：一是同情百姓疾苦、为民请命的；二是刚直不阿、反对宦官乱政的；三是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的；四是个性耿介、不肯苟媚求宠的，等等。但无论是何种原因遭受贬谪，由之造成的生命的苦闷都是巨大的，在身心饱受煎熬的贬谪岁月里，文人们的心灵世界往往更加敏感、丰富，发诸吟咏，著为篇章，造就了大量优秀的贬谪文学作品。
贬谪对文人来说是一场政治悲剧，其心中难免被悲凉哀伤笼罩。因此，贬官文学的主要基调是委屈、郁闷、激愤的，或诉说自己的怀才不遇，或表白自己的忠心耿耿；或醉酒、咏酒以泄心中不平，或寄情山水放浪形骸；甚而被贬后笃信佛老，以求心灵的宁静。总之，贬谪文学是一面人格镜子，它形象地再现了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尊严以及坚韧弘毅的品质，显示了在庞大封建专制政体之下人性良知怎样受压抑、被扭曲、消解于无形，而又生生不息地活跃于民族的血脉之中。
对于浩荡的“贬官文学”，对其特征笔者试作如下归纳：
一、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
中国古代绝少纯文人，上起屈原、贾谊、司马迁……中到李白、杜甫、白居易……下至苏轼、陆游、辛弃疾……一部中国文学史，饱含了多少官员加文人的人生咏叹。在封建社会，忠君即爱国，反过来，爱国即忠君。屈原被流放，尽管他也知道“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可是他仍发誓“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幻想着有朝一日为楚王尽力。当幻想破灭，也只是发出“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的怨言，埋怨楚王不守信用。
韩愈在被贬潮州途中写有《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悲愤？忠诚？感伤？五味杂陈。然而那耿耿之衷心却可以日月鉴之！
放浪如诗仙李白，也只是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针对权贵的呐喊。他甚而在《行路难》中委婉地表达了再度为朝廷出力的愿望：“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传说姜尚闲来垂钓，后被周文王任用；伊尹将受商汤任用时，梦乘船过日边。这里连用两个典故，表达了李白对唐主的赤胆忠心。
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在贬官们或高昂或低沉的合唱中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人生信条。
二、山水之乐掩不住内心之忧
柳宗元被贬永州，写有一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其中尤以《小石潭记》著名。“……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人相乐……”景物空灵秀澈，然而“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山水之乐掩不住内心之忧。永州十年，柳宗元又被移至柳州。余秋雨说：“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在被贬柳州途中，他与同样被贬的刘禹锡拱手作别，发出“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的感慨。
所谓“穷愁著书”“泄为山水诗”，都不过是其内心忧愤的“不平之鸣”。贬谪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无奈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游戏人生、随缘自适如苏轼，在贬地黄州东坡种竹吃肉、养生谈禅、写诗作画之余，也并未忘记那深刻的内心之忧，面对“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美风光，他不禁发出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无限感慨。
三、悲愤中超脱、旷达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在其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对困厄的人生境遇与伟大的文学成就之间的关系早有论述。但因个人的性格不同，又造就了不同特色的奇文。
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短短二十八字，却展现了诗人无比广阔的胸襟。萎靡之人看到也会精神一振。贬谪之下有此豪情，诗文自是不同常人。
苏轼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上阕描写了清新明丽的春景，虽是“萧萧暮雨子规啼”，但并不给人悲切之感。下阕议论抒情，唱出自己积极向上的旷达豪情。在《赤壁赋》中，我们读到了“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的苏轼，“寄蜉蝣于天地，渺苍海之一粟”的苏轼，“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那种豁达与宽容，内涵深远，响彻天宇。
四、贬谪中褪去锐气，出入佛老
贬官们的政治悲剧更激发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得一些人对功名逐渐淡漠，一切淡然处之，在优游山水中追求一份心灵的恬静。白居易，字乐天，名字中即含有恬然自适之义。而“天涯沦落”的命运却使他发出了“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感慨。在其后期人生态度一转为随缘任运、安然自适。他在贬谪忠州时：“莫入红尘去，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白居易后来以“香山居士”自称，转头改写闲适诗。与白氏前期慷慨谏词，不避祸害的诗作相比，真令人生恍若隔世之感。至于元稹后期交结宦官，则更是附和世俗、随波逐流的典型例证了。课文中还有王维大量的禅宗诗，还有苏东坡在《后赤壁赋》中把归隐视为傲视独立的表现，把返归自然当作精神的慰藉和享受，还有贬官后的苏舜钦有沧浪亭，欧阳修有醉翁亭，苏轼有超然台，苏辙有喜雨亭等。
长期的贬谪生涯，常常会软化乃至销蚀文人本有的刚正之气，使他们不得不卷藏起积极用世的抱负，于是慷慨激愤的背后是遁入佛老之门的虚无、空渺，品读这反差中深蕴的悲怆、凄凉，在教学时真有地老天荒之感。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孔子在《论语》中提醒读书人不可不抱负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任重道远，可能他早就预见到文人的悲剧命运。就封建士人的精神世界而言，庙堂和草堂这两极是最基本的生活环境，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高呼：“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文人，要么在庙堂（朝廷）兼济天下，要么在草堂（贬所）独善其身。当中国的皇帝面南而坐时，中国的贬官们正向南而行，脚步走向蛮荒，孤影背负苍天，寂寞孤绝中他们用生命书写了“贬官文学”，充分展示了他们健朗的心路历程，留给后人也留给历史涵泳不尽的铮骨与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