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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过马路”可谓是中国大城小市中的一景：一堆人伸着脖子，两眼警觉地斜眄着，却并不看灯，只看着周身其他人。人群像被无形的扫帚扫着一样，时不时就凑成一撮一撮向马路对面蹭过去，哪管面前红灯闪烁。
闯红灯的都是聪明人，自然都知道“法不责众”的道理，再说身边这么多人，怎么偏就能撞到自己身上呢？——总之，不到车撞到眼前，谁也想不到交通规则是什么。
若卢梭还在世，一定会为此感到迷惑不解或是愤怒。既然“红灯停，绿灯行”已经是大众广为接受而且认可的一条社会契约了，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违背它呢？社会契约并非是一种负担，而是创造一种对于所有人都平等的条件，目的在于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行，同时才能更好地保护个体的利益。但因为群体“契约精神”的缺失，道德和规则就这样轻易地被践越了，换取了闯红灯者的一时之利，代价却是公众的出行利益受到危害，社会运行的效率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如果有交通协管员在，场面就会好得多。只要交通协管员红旗所指，一群人不论多少，一律站在原地乖乖等候。红灯转绿，人群被放行，一切都那么秩序井然，仿佛撮堆过马路的事情从来没有在这个国度发生过。
在某种意义上，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法治”思想的缺失，相应的便是“人治”思想的根深蒂固。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法》一章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来便是“有治人无治法”的。古时候封建社会，虽然有法，也仅仅是皇帝的一家之法。它不是维持共同利益的行为准则，而是巩固个人集权统治的剥削手段。总之，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人”，而不是“法”。
甚至在官府断案时，也总是以息讼省刑的司法观念作为指导，不求裁判公道，只求息事宁人，维护一个表面上的安定。这样的法不将人当回事，自然也没人拿它当回事了——反正法不责众，跟着大撮人做，就没错了。寻求社会契约庇护的成本，远比寻求位高权重者庇护的成本高得多，长此以往，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自然而然也就淡薄了。
现在的“法”，虽然早已经与那时不同，成为了维护大家利益的共同契约，但是法治意识的缺失仍是一大社会问题。新一届两会上，一位政协委员的发言题目是：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求人，听起来颇令人心酸。但是这背后对于规则的僭越和漠视，是否也是中国式过马路的另一个缩影呢？
回顾大马路上，灯还未转绿，人群又开始一撮撮地过马路了。红灯在马路对面寂寞地闪烁着——如果它有权有势有号召力，哪怕能像人一样说句话，该有多好？然而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盏“毫无意义”的灯，在车流与人群交织的地方寂寞地叹息着。
（指导教师 尹龙国）
闯红灯的都是聪明人，自然都知道“法不责众”的道理，再说身边这么多人，怎么偏就能撞到自己身上呢？——总之，不到车撞到眼前，谁也想不到交通规则是什么。
若卢梭还在世，一定会为此感到迷惑不解或是愤怒。既然“红灯停，绿灯行”已经是大众广为接受而且认可的一条社会契约了，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违背它呢？社会契约并非是一种负担，而是创造一种对于所有人都平等的条件，目的在于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行，同时才能更好地保护个体的利益。但因为群体“契约精神”的缺失，道德和规则就这样轻易地被践越了，换取了闯红灯者的一时之利，代价却是公众的出行利益受到危害，社会运行的效率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如果有交通协管员在，场面就会好得多。只要交通协管员红旗所指，一群人不论多少，一律站在原地乖乖等候。红灯转绿，人群被放行，一切都那么秩序井然，仿佛撮堆过马路的事情从来没有在这个国度发生过。
在某种意义上，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法治”思想的缺失，相应的便是“人治”思想的根深蒂固。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法》一章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来便是“有治人无治法”的。古时候封建社会，虽然有法，也仅仅是皇帝的一家之法。它不是维持共同利益的行为准则，而是巩固个人集权统治的剥削手段。总之，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人”，而不是“法”。
甚至在官府断案时，也总是以息讼省刑的司法观念作为指导，不求裁判公道，只求息事宁人，维护一个表面上的安定。这样的法不将人当回事，自然也没人拿它当回事了——反正法不责众，跟着大撮人做，就没错了。寻求社会契约庇护的成本，远比寻求位高权重者庇护的成本高得多，长此以往，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自然而然也就淡薄了。
现在的“法”，虽然早已经与那时不同，成为了维护大家利益的共同契约，但是法治意识的缺失仍是一大社会问题。新一届两会上，一位政协委员的发言题目是：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求人，听起来颇令人心酸。但是这背后对于规则的僭越和漠视，是否也是中国式过马路的另一个缩影呢？
回顾大马路上，灯还未转绿，人群又开始一撮撮地过马路了。红灯在马路对面寂寞地闪烁着——如果它有权有势有号召力，哪怕能像人一样说句话，该有多好？然而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盏“毫无意义”的灯，在车流与人群交织的地方寂寞地叹息着。
（指导教师 尹龙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