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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重庆地委领导的泸顺起义，是早期地方党组织领导开展的重要军事活动之一，被看作是南昌起义的预演。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也成立了以周恩来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部）。起义前后，中共重庆地委与中共中央进行了“形”与“神”的互动，推动了大革命运动在四川的蓬勃发展，同時也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泸顺起义;中共重庆地委;中共中央;互动
[作者简介]任小虎（1988-），男，河南平舆人，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学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中图分类号] D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1）08-0012-04
早在1922年，周恩来就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①1924年10月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军事工作的开始。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在中央设立军事委员会，开始在中央层面设置军事机关，并指导包括重庆在内的多个地方省委（区委）陆续建立起军事组织。
1926年2月，杨闇公、童庸生、冉钧等人在重庆成立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统一领导四川境内的中共党组织及其活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11月，成立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1926年12月初，中共重庆地委领导和组织了四川泸（州）顺（庆）起义，刘伯承担任起义军各路总指挥，在泸州、顺庆、合川等地的四川军阀部队中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起义，起义前后持续了半年时间。历史证明，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革命武装、举行武装起义的一次勇敢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②
一、中共重庆地委贯彻中央精神的生动实践
1924年至1927年，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1926年7月，中共扩大的四届二中全会第一次作出关于军事运动的决议，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③中共重庆地委积极贯彻中央决议精神，对在地方开展军事运动进行了较早的谋划：如在1926年8月中共重庆地委报送给中共中央的《四川军事调查》中就详细记录了四川各军阀的枪支概数、防地甚至指挥者性格喜好等;中共重庆地委军委成立后，即派党员到泸州、顺庆、合川等地川军中开展政治宣传工作，为发动起义打下坚实基础。对此，中共中央曾高度评价：“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④
（一）响应国共合作配合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早期工人运动中，逐渐意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1923年6月，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共三大决定进行国共合作，次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推动形成了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新局面。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共重庆地委与左派国民党人士密切合作，广泛动员和组织各阶层人民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动大革命在四川的发展。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9月，北伐军进军武汉时，军阀杨森派四个师出川侧击武汉，对北伐军造成了严重威胁。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争取杨森易帜，在万县，朱德带领数十名政工人员加紧做杨森部的策动和改造工作，试图拉出一支部队，作为一个方面的突破。同年11月，北伐军歼灭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九江、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泸顺起义有效缓解了北伐军的西线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四川军阀侧击武汉国民攻府的行动。
（二）积极争取对起义部队的政治影响。“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在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中，客观上至少可以进行相当政治宣传。”⑤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如在黄埔军校中，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就先后担任政治领导工作，中国共产党也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
正如刘伯承后来所说：“军阀们的武器很好，有的军事技术也很高，但他们还是被我们打垮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我们这样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力量。”泸顺起义期间，中共重庆地委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在部分军队中发展共产党员，大大提高了起义部队的战斗力。泸州起义部队被军阀围困期间，在城内市民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协助下，多次打退敌军;为了提高士兵政治军事素质，刘伯承在泸州创办“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并亲任校长，选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执教，培养具有政治素养的军事人才，力图将旧军队改造成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军队。
（三）领会中央指示精神灵活开展军事斗争。中共重庆地委充分领会中央军事思想，进行了积极的地方军事活动实践。中共在早期即已开始尝试掌握部队，如1925年11月，在周恩来指导下，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分别任团长和参谋长，团设党支部，连有党小组，独立团成为中共领导的一支正规部队。泸顺起义爆发之时，四川各军阀部队近20万人，而中共重庆地委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仅1万2千余人，发动武装起义的艰难可想而知。在四川，发动泸顺起义即是中共重庆地委在川中“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列军队”战略设想的勇敢尝试。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统战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即是在大革命中建立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勇敢尝试。中共重庆地委充分领会、贯彻中央统战思想，利用吴玉章、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国民党及川军中的影响力，积极开展军事统战工作。军阀内部派系林立、矛盾甚多，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人充分利用这些矛盾对其进行分化瓦解，削弱反动势力，争取更多支持。泸顺起义期间，朱德、陈毅受党的派遣，深入四川万县开展对杨森的争取工作，并组织社会各界发动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九五惨案的斗争。 二、中共中央对泸顺起义的指导和帮助
泸顺起义并非是地处西南一隅的孤立斗争，中共中央对此次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起义的进行，以及起义后的经验教训总结等，均进行了密切关注及指导。
（一）为开展地方军事运动提供理论指导。中共中央探索军事运动的理论及实践，为地方党组织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示范。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重要创始人之一的周恩来在1925年第一次东征军回师途中向黄埔军校学生作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讲演，就阐述了军队的性质和组织，“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⑥，为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之后，中共中央又制定了《组织问题议决案》（1925年10月）、《军事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等文件，从不同角度对开展军事运动作了详细的理论阐释。这一系列关于军事运动的方针及政策，构成了中共重庆地委领导发动泸顺起义的理论依据。
除了高屋建瓴的宏观指引，中共中央还多次对四川军事运动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指导。中共中央内部刊物《中央政治通讯》就多有记载：收到中共重庆地委呈送的《重庆来信——中共重庆地委报告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1926年8月3日）和《四川军事调查》（1926年8月）两个报告后，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致重庆信——对四川军阀之态度及工作方针》（1926年8月23日）进行了回复，针对四川军阀的现状及特点，就如何开展军事运动及民众运动提供了详细的指导，如“可以插入军中去作政治宣传，可以有在旧军队中培种新的力量的机会”、“倘若我们把这帮人看得太高明了，过于责望他，过于信赖他，都要发生很大的危险”⑦;在听取了童庸生报告川中情形后，中共中央当日即作了《中共中央听童（庸生）同志报告后的结论——关于四川的军事运动等》（1926年9月10日）的回复，并作了“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的指示;中央军事特派员王一飞也针对四川军事工作向党中央专门报告……
（二）积极争取对泸顺起义的政治支持。国共合作的政策增加了泸顺起义的政治影响力。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之初，地委委员、泸顺起义领导者之一吴玉章受中共中央指示留在国民党中央工作;1926年7月，朱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广州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军阀杨森部开展军事统战工作;8月，广州国民政府批准成立“四川特务委员会”，委员会由李筱亭、吴玉章、刘伯承三人组成，专门负责川中军事工作;同年10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根据吴玉章提议，授刘伯承以国民黨中央党部军事特派员名义，回四川负责筹划军事运动;欧阳钦、陈毅也分别由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区委派到四川协助工作。⑧这些都为在四川开展军事活动、策划起义提供了便利。
中共重庆地委与国民党（莲花池）四川省党部的积极合作，增加了开展地方军事活动的政治合法性。如泸顺起义的总指挥刘伯承，既是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委员，也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特派员及国民党（莲花池）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还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四川国民后援会”，敦促川军转向和参加北伐，还主持了同四川各军阀代表的谈判，签订《六条协议》，从政治上对川军加以约束。⑨
（三）为地方军事活动提供了策应。大革命时期，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展开，客观上为泸顺起义提供了策应。如1926年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即开始组织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虽然由于条件所限，第一、第二次起义失败，但1927年3月21日，在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工人成功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同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指导全国多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同样，在四川，党组织也看到了工农运动的巨大革命能量。如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就曾讲到：“要使四川的革命基础稳固，不致于为假革命所动摇，应扶助在全川人口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的发展才能得到真实的动力。”⑩1926年底，重庆周边的南川、涪陵等地党组织决定联合抗敌，组成农民自卫军进行武装暴动，于次年1月首先攻打南川县城，并组成以李蔚如、王懋迁为首的暴动总指挥。这些农民运动“作为中共重庆地委直接组织领导的革命运动，不但有力地配合策应了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还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可贵的经验，造就了一批坚强的骨干力量，锻炼了革命群众”。?
三、泸顺起义时期中共重庆地委与中央互动的意义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军事活动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面临复杂形势还缺乏足够的斗争经验，加上经费、武器不足等客观条件，导致了泸顺起义等军事活动的失败。同时，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努力的工作，不断开辟军事斗争的新境界。
（一）中共重庆地委与中央互动的历史局限性。泸顺起义时期，中共重庆地委与中央进行了“形”与“神”的互动，但不可避免，这种互动也具有巨大的历史局限性。从实际情况来看，早期中共中央在军事工作上的薄弱，客观上导致了对各地军事活动的支持不够。如中共中央军事部成立之初，由张国焘兼任部长，但是，这时的中央军事部还只是一个“空架子”，主要是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这种局面至1926年9月周恩来接任中央军事部长后才有所改观。
针对策划起义，中共中央虽认识到四川军阀的不可靠，但未能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对起义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也缺乏物质上、军事上的直接帮助。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开始走向反共，中共中央未采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正确建议进行反击，反而采取妥协政策，中共逐渐丧失了对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之后，右倾主义逐渐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关于军队中党员组织，不仅在国民革命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支部，对于其他军队，甚至在反动军队或土匪中亦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从实际力量对比上，也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更难以对同时期发生在四川的泸顺起义进行实际的支援。 （二）由争取军阀易帜到创建人民军队，推动了革命的发展。泸顺起义与南昌起义具有渐进深入的武装革命实践的历史逻辑关系。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织大多在军阀中进行政治宣传，争取军阀易帜，支援北伐战争，可以绝对控制的武装力量寥寥无几。由于新旧军阀的反动性和大量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存在，使得革命的大好形势下潜藏着反革命的汹涌暗流。虽然泸顺起义和全国的大革命运动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走向了失败，但为党发动南昌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并独立自主地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及教训。
通过泸顺起义和其他早期军事活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响应了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也得到发展，为将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性，开始探索新的军队建设思想及实践，通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开始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革命道路。
（三）地方与中央的互动，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1927年3月31日，军阀刘湘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对四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实施大屠杀，杨闇公等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不幸遇难。4月，各反动军阀结成反革命同盟，对泸州进行围攻。泸州起义军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声讨反革命祸首刘湘等，同时加强戒备，积极备战，多次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失败。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正式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泸顺起义领导人朱德、刘伯承、陈毅等与周恩来一起，都成为中共军队的主要创建者。
大革命失败后，泸顺起义播撒的革命火种也并未熄灭。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四川地方党组织领导了蓬溪起义等数十次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及川南游击队等，创建了游击地区;参加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支援中央红军长征作出了一定贡献。以泸顺起义为例，开展早期地方军事活动的领导者，不论是去中央，或者就近开辟農村革命根据地，都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
四、结语
泸顺起义时期，中共重庆地委未能在起义军队中成立党的组织，对起义部队没有绝对控制，个别起义将领关键时刻不服从党的正确领导，直接导致了起义的失败。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泸顺起义虽告失败，但在当时“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起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的坚守，如杨闇公面对酷刑和威逼利诱时坚贞不屈的信仰、作为起义总指挥的刘伯承“行军不坐轿，宿营不睡床”的优良作风、朱德在军阀中进行统战工作时的党性修养、周恩来开创军事工作的艰苦努力、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极端重视等，都是新时代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注释]
①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85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7页.
④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1926年9月20日）[M]//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7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4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0页.
⑧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泸顺起义[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4页.
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泸顺起义[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5页.
⑩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泸顺起义[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65页.
?中共四川省涪陵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涪陵地区简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雷渊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沿革[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4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219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6页.
?向时俊致顺泸革命军电[N].新蜀报，1927-1-23.
[关键词]泸顺起义;中共重庆地委;中共中央;互动
[作者简介]任小虎（1988-），男，河南平舆人，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学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中图分类号] D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1）08-0012-04
早在1922年，周恩来就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①1924年10月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军事工作的开始。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在中央设立军事委员会，开始在中央层面设置军事机关，并指导包括重庆在内的多个地方省委（区委）陆续建立起军事组织。
1926年2月，杨闇公、童庸生、冉钧等人在重庆成立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统一领导四川境内的中共党组织及其活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11月，成立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1926年12月初，中共重庆地委领导和组织了四川泸（州）顺（庆）起义，刘伯承担任起义军各路总指挥，在泸州、顺庆、合川等地的四川军阀部队中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起义，起义前后持续了半年时间。历史证明，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革命武装、举行武装起义的一次勇敢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②
一、中共重庆地委贯彻中央精神的生动实践
1924年至1927年，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1926年7月，中共扩大的四届二中全会第一次作出关于军事运动的决议，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③中共重庆地委积极贯彻中央决议精神，对在地方开展军事运动进行了较早的谋划：如在1926年8月中共重庆地委报送给中共中央的《四川军事调查》中就详细记录了四川各军阀的枪支概数、防地甚至指挥者性格喜好等;中共重庆地委军委成立后，即派党员到泸州、顺庆、合川等地川军中开展政治宣传工作，为发动起义打下坚实基础。对此，中共中央曾高度评价：“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④
（一）响应国共合作配合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早期工人运动中，逐渐意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1923年6月，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共三大决定进行国共合作，次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推动形成了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新局面。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共重庆地委与左派国民党人士密切合作，广泛动员和组织各阶层人民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动大革命在四川的发展。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9月，北伐军进军武汉时，军阀杨森派四个师出川侧击武汉，对北伐军造成了严重威胁。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争取杨森易帜，在万县，朱德带领数十名政工人员加紧做杨森部的策动和改造工作，试图拉出一支部队，作为一个方面的突破。同年11月，北伐军歼灭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九江、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泸顺起义有效缓解了北伐军的西线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四川军阀侧击武汉国民攻府的行动。
（二）积极争取对起义部队的政治影响。“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在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中，客观上至少可以进行相当政治宣传。”⑤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如在黄埔军校中，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就先后担任政治领导工作，中国共产党也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
正如刘伯承后来所说：“军阀们的武器很好，有的军事技术也很高，但他们还是被我们打垮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我们这样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力量。”泸顺起义期间，中共重庆地委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在部分军队中发展共产党员，大大提高了起义部队的战斗力。泸州起义部队被军阀围困期间，在城内市民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协助下，多次打退敌军;为了提高士兵政治军事素质，刘伯承在泸州创办“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并亲任校长，选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执教，培养具有政治素养的军事人才，力图将旧军队改造成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军队。
（三）领会中央指示精神灵活开展军事斗争。中共重庆地委充分领会中央军事思想，进行了积极的地方军事活动实践。中共在早期即已开始尝试掌握部队，如1925年11月，在周恩来指导下，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分别任团长和参谋长，团设党支部，连有党小组，独立团成为中共领导的一支正规部队。泸顺起义爆发之时，四川各军阀部队近20万人，而中共重庆地委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仅1万2千余人，发动武装起义的艰难可想而知。在四川，发动泸顺起义即是中共重庆地委在川中“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列军队”战略设想的勇敢尝试。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统战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即是在大革命中建立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勇敢尝试。中共重庆地委充分领会、贯彻中央统战思想，利用吴玉章、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国民党及川军中的影响力，积极开展军事统战工作。军阀内部派系林立、矛盾甚多，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人充分利用这些矛盾对其进行分化瓦解，削弱反动势力，争取更多支持。泸顺起义期间，朱德、陈毅受党的派遣，深入四川万县开展对杨森的争取工作，并组织社会各界发动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九五惨案的斗争。 二、中共中央对泸顺起义的指导和帮助
泸顺起义并非是地处西南一隅的孤立斗争，中共中央对此次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起义的进行，以及起义后的经验教训总结等，均进行了密切关注及指导。
（一）为开展地方军事运动提供理论指导。中共中央探索军事运动的理论及实践，为地方党组织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示范。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重要创始人之一的周恩来在1925年第一次东征军回师途中向黄埔军校学生作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讲演，就阐述了军队的性质和组织，“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⑥，为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之后，中共中央又制定了《组织问题议决案》（1925年10月）、《军事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等文件，从不同角度对开展军事运动作了详细的理论阐释。这一系列关于军事运动的方针及政策，构成了中共重庆地委领导发动泸顺起义的理论依据。
除了高屋建瓴的宏观指引，中共中央还多次对四川军事运动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指导。中共中央内部刊物《中央政治通讯》就多有记载：收到中共重庆地委呈送的《重庆来信——中共重庆地委报告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1926年8月3日）和《四川军事调查》（1926年8月）两个报告后，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致重庆信——对四川军阀之态度及工作方针》（1926年8月23日）进行了回复，针对四川军阀的现状及特点，就如何开展军事运动及民众运动提供了详细的指导，如“可以插入军中去作政治宣传，可以有在旧军队中培种新的力量的机会”、“倘若我们把这帮人看得太高明了，过于责望他，过于信赖他，都要发生很大的危险”⑦;在听取了童庸生报告川中情形后，中共中央当日即作了《中共中央听童（庸生）同志报告后的结论——关于四川的军事运动等》（1926年9月10日）的回复，并作了“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的指示;中央军事特派员王一飞也针对四川军事工作向党中央专门报告……
（二）积极争取对泸顺起义的政治支持。国共合作的政策增加了泸顺起义的政治影响力。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之初，地委委员、泸顺起义领导者之一吴玉章受中共中央指示留在国民党中央工作;1926年7月，朱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广州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军阀杨森部开展军事统战工作;8月，广州国民政府批准成立“四川特务委员会”，委员会由李筱亭、吴玉章、刘伯承三人组成，专门负责川中军事工作;同年10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根据吴玉章提议，授刘伯承以国民黨中央党部军事特派员名义，回四川负责筹划军事运动;欧阳钦、陈毅也分别由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区委派到四川协助工作。⑧这些都为在四川开展军事活动、策划起义提供了便利。
中共重庆地委与国民党（莲花池）四川省党部的积极合作，增加了开展地方军事活动的政治合法性。如泸顺起义的总指挥刘伯承，既是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委员，也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特派员及国民党（莲花池）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还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四川国民后援会”，敦促川军转向和参加北伐，还主持了同四川各军阀代表的谈判，签订《六条协议》，从政治上对川军加以约束。⑨
（三）为地方军事活动提供了策应。大革命时期，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展开，客观上为泸顺起义提供了策应。如1926年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即开始组织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虽然由于条件所限，第一、第二次起义失败，但1927年3月21日，在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工人成功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同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指导全国多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同样，在四川，党组织也看到了工农运动的巨大革命能量。如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就曾讲到：“要使四川的革命基础稳固，不致于为假革命所动摇，应扶助在全川人口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的发展才能得到真实的动力。”⑩1926年底，重庆周边的南川、涪陵等地党组织决定联合抗敌，组成农民自卫军进行武装暴动，于次年1月首先攻打南川县城，并组成以李蔚如、王懋迁为首的暴动总指挥。这些农民运动“作为中共重庆地委直接组织领导的革命运动，不但有力地配合策应了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还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可贵的经验，造就了一批坚强的骨干力量，锻炼了革命群众”。?
三、泸顺起义时期中共重庆地委与中央互动的意义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军事活动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面临复杂形势还缺乏足够的斗争经验，加上经费、武器不足等客观条件，导致了泸顺起义等军事活动的失败。同时，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努力的工作，不断开辟军事斗争的新境界。
（一）中共重庆地委与中央互动的历史局限性。泸顺起义时期，中共重庆地委与中央进行了“形”与“神”的互动，但不可避免，这种互动也具有巨大的历史局限性。从实际情况来看，早期中共中央在军事工作上的薄弱，客观上导致了对各地军事活动的支持不够。如中共中央军事部成立之初，由张国焘兼任部长，但是，这时的中央军事部还只是一个“空架子”，主要是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这种局面至1926年9月周恩来接任中央军事部长后才有所改观。
针对策划起义，中共中央虽认识到四川军阀的不可靠，但未能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对起义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也缺乏物质上、军事上的直接帮助。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开始走向反共，中共中央未采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正确建议进行反击，反而采取妥协政策，中共逐渐丧失了对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之后，右倾主义逐渐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关于军队中党员组织，不仅在国民革命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支部，对于其他军队，甚至在反动军队或土匪中亦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从实际力量对比上，也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更难以对同时期发生在四川的泸顺起义进行实际的支援。 （二）由争取军阀易帜到创建人民军队，推动了革命的发展。泸顺起义与南昌起义具有渐进深入的武装革命实践的历史逻辑关系。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织大多在军阀中进行政治宣传，争取军阀易帜，支援北伐战争，可以绝对控制的武装力量寥寥无几。由于新旧军阀的反动性和大量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存在，使得革命的大好形势下潜藏着反革命的汹涌暗流。虽然泸顺起义和全国的大革命运动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走向了失败，但为党发动南昌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并独立自主地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及教训。
通过泸顺起义和其他早期军事活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响应了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也得到发展，为将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性，开始探索新的军队建设思想及实践，通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开始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革命道路。
（三）地方与中央的互动，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1927年3月31日，军阀刘湘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对四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实施大屠杀，杨闇公等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不幸遇难。4月，各反动军阀结成反革命同盟，对泸州进行围攻。泸州起义军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声讨反革命祸首刘湘等，同时加强戒备，积极备战，多次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失败。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正式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泸顺起义领导人朱德、刘伯承、陈毅等与周恩来一起，都成为中共军队的主要创建者。
大革命失败后，泸顺起义播撒的革命火种也并未熄灭。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四川地方党组织领导了蓬溪起义等数十次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及川南游击队等，创建了游击地区;参加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支援中央红军长征作出了一定贡献。以泸顺起义为例，开展早期地方军事活动的领导者，不论是去中央，或者就近开辟農村革命根据地，都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
四、结语
泸顺起义时期，中共重庆地委未能在起义军队中成立党的组织，对起义部队没有绝对控制，个别起义将领关键时刻不服从党的正确领导，直接导致了起义的失败。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泸顺起义虽告失败，但在当时“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起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的坚守，如杨闇公面对酷刑和威逼利诱时坚贞不屈的信仰、作为起义总指挥的刘伯承“行军不坐轿，宿营不睡床”的优良作风、朱德在军阀中进行统战工作时的党性修养、周恩来开创军事工作的艰苦努力、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极端重视等，都是新时代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注释]
①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85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7页.
④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1926年9月20日）[M]//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7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4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0页.
⑧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泸顺起义[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4页.
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泸顺起义[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5页.
⑩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泸顺起义[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65页.
?中共四川省涪陵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涪陵地区简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雷渊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沿革[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4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219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6页.
?向时俊致顺泸革命军电[N].新蜀报，1927-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