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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接触的理论书籍不仅限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还包括大量阐释性文本。来自俄国的文本侧重实践，来自日本、欧洲的文本侧重学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存在跨语际实践的现象，其表现是高度强调暴力革命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理论接受者的认识经历，来自俄国的现实经验，阐释性文本的折射作用，是产生跨语际实践现象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跨语际实践;阶级斗争
[作者简介]李少杰（1993-），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党的建设、党内法规。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1）08-0024-03
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①（以下都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向往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前景，承认人民的力量，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②他们处于认同马克思主义并开始接受其实际理论内容的阶段，但还没有达到信仰的状态。
目前针对这一群体的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与传播，但传播的著作（做了什么），与掌握的内容（懂了什么）不完全等同，二者有各自的逻辑。目前学界很少将二者加以区分，这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研究中的薄弱地带。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建党前接触到了哪些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著作来自哪些国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有何差异？基于这些问题，本文将从“接受史”的视角，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建党前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状况展开探讨。
一、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以接受理论的顺序为标准，可以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内部划分为引导型与他引型知识分子。以李达、李汉俊、蔡和森、杨明斋为主要代表的引导型知识分子，具有在日本、欧洲、俄国留学、工读的经历。精通外语的他们在接触与翻译书籍的过程中实现了对理论的认同，并在国内理论传播的过程中起主要引导作用。如李达留学日本期间，在翻译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与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过程中实现了思想转变。③蔡和森在赴法勤工俭学时“猛看猛译”，半年多的时间里译出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的重要章节。④赴俄工读的杨明斋在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接触中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认同，于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加入该党，随后被保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他回国后主持的中俄通讯社在建党前共发稿140余篇，为苏俄的理论译介作出巨大贡献。⑤
他引型知识分子在私交推介与组织学习等渠道中接受了来自理论先驱的引导，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张申府、毛泽东、邓恩铭与王尽美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李汉俊向董必武、陈潭秋介绍了俄国“过激主义”，将二人引到了理论学习的道路上。相比于私交推介，建党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组织学习的方式吸引了更多进步知识分子转变思想。这些遍布各地的组織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上海与北京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立的研究型学会，通过阅读内部资料、公开刊物和参加学习会，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二类组织脱胎于各种思潮混杂的旧学会。如邓恩铭与王尽美从旧有的“励新学会”中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工学世界社帮助以赵世炎为代表的劳动学会抛弃无政府主义倾向，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在此过程中实现思想转变。⑥第三类组织在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才“补课”学习理论，多数人“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⑦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接触到的理论著作在层次上具有多样性，不仅限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传入中国的著作，除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外，还有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性著作或文本。传播范围比较广的有：河上肇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近藤无水译著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从俄国传入的书籍包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理论著作主要有考茨基的《阶级争斗》、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托马斯·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其次，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不同渠道接触的理论书籍内容存在差异。除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外，从日本、欧洲进入中国的书籍，内容多偏重政治经济学等学理内容。从俄国传入的书籍偏向阶级斗争理论与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经验。
最后，从结果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传入，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指明了拯救时弊的现实道路。译著为他们从无到有构建起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些知识分子借助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工具，对中国的社会弊端以及中国所身处的国际环境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为他们开展革命实践廓清了思想迷雾。
二、和平还是暴力：对阶级斗争形式的差异化理解
通过考察阶级形成的历史与消亡的规律，马克思与恩格斯为人类设计了一条谋求解放的理想道路。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路径并非完全一致，阶级斗争形式是差异产生的问题之一。
（一）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晚年恩格斯的理论差异
19世纪70年代，欧洲民主化进程加速，德国无产阶级政党成员得以通过选举进入国会成为议员。如何看待选举条件下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恩格斯在晚年对这一理论命题进行了回答：党应该在和平时期努力运用合法手段争取工人、左右政权，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但工人阶级政党绝对不能忘记专制政府会借助警察等国家机器再度反扑，党终将重新走上非法的暴力革命道路。但这一天越晚到来，党就能利用和平手段准备地越充分。⑧因此在争取政权问题上，恩格斯主张合法与非法斗争的手段并行。二者都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但党的底线是不放弃暴力革命手段。 随着译著传入中国的阶级斗争理论被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广泛接受。阶级斗争被这些知识分子视作串联起马克思主义的“金线”⑨，实际推动社会进化的“枢纽”⑩，是“革命的理论”，但与恩格斯晚年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大多认为在中国通过议会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诉求，必须直接进入暴力革命阶段。这一认识是基于民国初年议会空转的现实作出的判断。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的议会政治并没有走出黑暗。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认知中，革命后的中国，国家依旧没有摆脱专制厄运，议会制度不能只是政党夺权的工具，成为“争意见不争政见”的战场。?政党政治并没有达到共和理想的善政，巴黎和会更暴露了民国政府丧权卖国的事实，促使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放弃了和平斗争的幻想。
（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内部的理论差异
多数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都认为阶级斗争最有效的方式是暴力革命，但李汉俊对此有不一样的看法，双方的分歧在中共一大期间发展为建党纲领的争论：暴力革命是不是中国阶级斗争的必要条件？
在党的一大代表中，大多数人对暴力革命有更强烈的认同。包惠僧、周佛海都认为俄国革命手段在中国有适用性。他们观察到中国与俄国相似的国情：中俄都是现代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都受军阀、官僚、资本家的盘剥，一旦得到组织和引领，就能够掀起阶级战争。?刘仁静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更是主张激进的直接流血行动。
李汉俊认为阶级斗争是必要的，但是否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具体分析，英国的劳动组合主义、法国工团主义等都是各国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他援引1872年马克思在海牙大会上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张的不单是暴动的革命，劳动者也可以“用平和的手段达到目的”?，且德国和俄国走着两条不同的革命道路。在苏俄是共产党掌握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德国是民主制度，党的纲领和策略等问题必须在透彻研究了这两种革命以后再作决定，必须有些同志到这两国去研究这些问题。?
中共一大争论的僵局最终由共产国际代表推动，葛萨廖夫主张与会代表抵制“合法主义”的错误倾向。?最终，在阶级斗争的开展方式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写明：“革命军队和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即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开展阶级斗争。共产国际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产生影响的痕迹，在纲领中并非仅此一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一大时并未加入共产国际，但《纲领》中有关共产党名称的规定、对无产阶级专政前途的认可、对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的斥责，都可以看见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影子。综上所述，来自苏俄的理论译著和共产国际代表对这些知识分子的理论认知和暴力革命道路的选择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跨语际实践
在新的理论跨越文明引进一国的过程中，除翻译技术外，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冲突深刻地影响着理论接受者对于概念的理解，进而形成跨语际实践。?除阶级斗争形式的差异之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将苏维埃等组织形式作为理解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范本，将高度集中作为共产党建设的核心特征，这些差异的形成因素有三。
第一，理论接受者的認识经历。如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乱象，推动大多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摒弃了议会政治的斗争途径。
第二，来自俄国的经验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先入为主的现实范例。苏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上提供了唯一的现实典范，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认知打上了深厚的苏俄烙印。
第三，阐释性文本的折射作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列宁、考茨基、布哈林、河上肇、山川菊荣等作家的阐释性文本占据很大比例，来自日本的学理知识与来自俄国的实践经验对阅读者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塑造了理论接受者的知识结构。这一差异在具备海外经历的李汉俊、瞿秋白与蔡和森三人身上表现尤为明显。
留日的李汉俊对各国的阶级斗争形式保持一种观望与尝试的学术态度，因为他所翻译的阐释性文本多偏重学理，在他翻译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一书中，作者山川菊荣就对俄、英、法、意、美的劳动者“骚动”报以同情，但并未评价阶级斗争形式的优劣。相比之下，来自苏俄的现实经验与列宁的阐释性文本更强调暴力斗争的作用。在对“共产国际之党纲”进行阐述时，瞿秋白认定无产阶级如果不能于第一步“军事上”战胜资产阶级，进行政权革命，就没有进行社会改造的可能。?而蔡和森立足欧洲，研究了大量社会、工团、无政府、德谟克拉西主义和各国社会运动消息，在对比中更贴切地理解了恩格斯提出的“合法、非法斗争相结合”理论的原意。他基于俄国的革命经验，认为阶级革命的方式可以是先合法斗争再完全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方式是进入到其中打破它，党员参与议会与议院外的群众运动相结合，时机成熟再完全革命。?
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时所跨越的语际，既包括俄国、日本与欧洲各国的文本阐释与实践经验，也包括中国独特的国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理解，既受制于时代发展所衍生的理论革新，也蕴含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因时因事开展的理论探索。
余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集体理论意识的形成条件
通过梳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建党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情况，可以看到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已经植根于这些知识分子的集体意识之中。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形成集体意识的过程中，救亡图存的道德精神、思潮译介的理论素质、集体学习的组织体系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抱以极大热情的一批人，但在随后的革命进程中分道扬镳。这既是革命推进和中共发展过程中的大浪淘沙，也有各人思想“总开关”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开展研究，并不意味着就能坚信和践行理论，更不能说明研究者将终生献身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事业。只有组织入党又思想入党，不断学习并联系实际，坚定理想又遵守纪律，才能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熟成长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9-700.
②有关“初共”概念的界定见：韩凌轩.关于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J].近代史研究，1983，（2）：118-119.关志钢.试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衡量标准[J].江汉论坛，1986，（7）：60-63.
③宋镜明，刘捷.李达年表（1890—1966）[J].江汉论坛，1981（3）：42.
④中共双峰县委员会.蔡和森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62-63.
⑤余世诚，张升善.杨明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185-187.
⑥刘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体认——以中共旅歐支部成员为例[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90.
⑦“一大”前后（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13.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1.
⑨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67-568.
⑩汪信砚.李达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
?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
?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下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437.
?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下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71-374.
??“一大”前后（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4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刘禾.跨语际实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6.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26.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0-7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跨语际实践;阶级斗争
[作者简介]李少杰（1993-），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党的建设、党内法规。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1）08-0024-03
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①（以下都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向往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前景，承认人民的力量，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②他们处于认同马克思主义并开始接受其实际理论内容的阶段，但还没有达到信仰的状态。
目前针对这一群体的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与传播，但传播的著作（做了什么），与掌握的内容（懂了什么）不完全等同，二者有各自的逻辑。目前学界很少将二者加以区分，这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研究中的薄弱地带。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建党前接触到了哪些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著作来自哪些国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有何差异？基于这些问题，本文将从“接受史”的视角，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建党前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状况展开探讨。
一、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以接受理论的顺序为标准，可以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内部划分为引导型与他引型知识分子。以李达、李汉俊、蔡和森、杨明斋为主要代表的引导型知识分子，具有在日本、欧洲、俄国留学、工读的经历。精通外语的他们在接触与翻译书籍的过程中实现了对理论的认同，并在国内理论传播的过程中起主要引导作用。如李达留学日本期间，在翻译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与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过程中实现了思想转变。③蔡和森在赴法勤工俭学时“猛看猛译”，半年多的时间里译出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的重要章节。④赴俄工读的杨明斋在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接触中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认同，于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加入该党，随后被保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他回国后主持的中俄通讯社在建党前共发稿140余篇，为苏俄的理论译介作出巨大贡献。⑤
他引型知识分子在私交推介与组织学习等渠道中接受了来自理论先驱的引导，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张申府、毛泽东、邓恩铭与王尽美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李汉俊向董必武、陈潭秋介绍了俄国“过激主义”，将二人引到了理论学习的道路上。相比于私交推介，建党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组织学习的方式吸引了更多进步知识分子转变思想。这些遍布各地的组織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上海与北京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立的研究型学会，通过阅读内部资料、公开刊物和参加学习会，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二类组织脱胎于各种思潮混杂的旧学会。如邓恩铭与王尽美从旧有的“励新学会”中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工学世界社帮助以赵世炎为代表的劳动学会抛弃无政府主义倾向，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在此过程中实现思想转变。⑥第三类组织在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才“补课”学习理论，多数人“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⑦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接触到的理论著作在层次上具有多样性，不仅限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传入中国的著作，除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外，还有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性著作或文本。传播范围比较广的有：河上肇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近藤无水译著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从俄国传入的书籍包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理论著作主要有考茨基的《阶级争斗》、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托马斯·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其次，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不同渠道接触的理论书籍内容存在差异。除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外，从日本、欧洲进入中国的书籍，内容多偏重政治经济学等学理内容。从俄国传入的书籍偏向阶级斗争理论与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经验。
最后，从结果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传入，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指明了拯救时弊的现实道路。译著为他们从无到有构建起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些知识分子借助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工具，对中国的社会弊端以及中国所身处的国际环境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为他们开展革命实践廓清了思想迷雾。
二、和平还是暴力：对阶级斗争形式的差异化理解
通过考察阶级形成的历史与消亡的规律，马克思与恩格斯为人类设计了一条谋求解放的理想道路。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路径并非完全一致，阶级斗争形式是差异产生的问题之一。
（一）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晚年恩格斯的理论差异
19世纪70年代，欧洲民主化进程加速，德国无产阶级政党成员得以通过选举进入国会成为议员。如何看待选举条件下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恩格斯在晚年对这一理论命题进行了回答：党应该在和平时期努力运用合法手段争取工人、左右政权，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但工人阶级政党绝对不能忘记专制政府会借助警察等国家机器再度反扑，党终将重新走上非法的暴力革命道路。但这一天越晚到来，党就能利用和平手段准备地越充分。⑧因此在争取政权问题上，恩格斯主张合法与非法斗争的手段并行。二者都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但党的底线是不放弃暴力革命手段。 随着译著传入中国的阶级斗争理论被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广泛接受。阶级斗争被这些知识分子视作串联起马克思主义的“金线”⑨，实际推动社会进化的“枢纽”⑩，是“革命的理论”，但与恩格斯晚年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大多认为在中国通过议会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诉求，必须直接进入暴力革命阶段。这一认识是基于民国初年议会空转的现实作出的判断。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的议会政治并没有走出黑暗。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认知中，革命后的中国，国家依旧没有摆脱专制厄运，议会制度不能只是政党夺权的工具，成为“争意见不争政见”的战场。?政党政治并没有达到共和理想的善政，巴黎和会更暴露了民国政府丧权卖国的事实，促使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放弃了和平斗争的幻想。
（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内部的理论差异
多数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都认为阶级斗争最有效的方式是暴力革命，但李汉俊对此有不一样的看法，双方的分歧在中共一大期间发展为建党纲领的争论：暴力革命是不是中国阶级斗争的必要条件？
在党的一大代表中，大多数人对暴力革命有更强烈的认同。包惠僧、周佛海都认为俄国革命手段在中国有适用性。他们观察到中国与俄国相似的国情：中俄都是现代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都受军阀、官僚、资本家的盘剥，一旦得到组织和引领，就能够掀起阶级战争。?刘仁静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更是主张激进的直接流血行动。
李汉俊认为阶级斗争是必要的，但是否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具体分析，英国的劳动组合主义、法国工团主义等都是各国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他援引1872年马克思在海牙大会上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张的不单是暴动的革命，劳动者也可以“用平和的手段达到目的”?，且德国和俄国走着两条不同的革命道路。在苏俄是共产党掌握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德国是民主制度，党的纲领和策略等问题必须在透彻研究了这两种革命以后再作决定，必须有些同志到这两国去研究这些问题。?
中共一大争论的僵局最终由共产国际代表推动，葛萨廖夫主张与会代表抵制“合法主义”的错误倾向。?最终，在阶级斗争的开展方式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写明：“革命军队和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即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开展阶级斗争。共产国际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产生影响的痕迹，在纲领中并非仅此一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一大时并未加入共产国际，但《纲领》中有关共产党名称的规定、对无产阶级专政前途的认可、对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的斥责，都可以看见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影子。综上所述，来自苏俄的理论译著和共产国际代表对这些知识分子的理论认知和暴力革命道路的选择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跨语际实践
在新的理论跨越文明引进一国的过程中，除翻译技术外，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冲突深刻地影响着理论接受者对于概念的理解，进而形成跨语际实践。?除阶级斗争形式的差异之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将苏维埃等组织形式作为理解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范本，将高度集中作为共产党建设的核心特征，这些差异的形成因素有三。
第一，理论接受者的認识经历。如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乱象，推动大多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摒弃了议会政治的斗争途径。
第二，来自俄国的经验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先入为主的现实范例。苏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上提供了唯一的现实典范，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认知打上了深厚的苏俄烙印。
第三，阐释性文本的折射作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列宁、考茨基、布哈林、河上肇、山川菊荣等作家的阐释性文本占据很大比例，来自日本的学理知识与来自俄国的实践经验对阅读者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塑造了理论接受者的知识结构。这一差异在具备海外经历的李汉俊、瞿秋白与蔡和森三人身上表现尤为明显。
留日的李汉俊对各国的阶级斗争形式保持一种观望与尝试的学术态度，因为他所翻译的阐释性文本多偏重学理，在他翻译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一书中，作者山川菊荣就对俄、英、法、意、美的劳动者“骚动”报以同情，但并未评价阶级斗争形式的优劣。相比之下，来自苏俄的现实经验与列宁的阐释性文本更强调暴力斗争的作用。在对“共产国际之党纲”进行阐述时，瞿秋白认定无产阶级如果不能于第一步“军事上”战胜资产阶级，进行政权革命，就没有进行社会改造的可能。?而蔡和森立足欧洲，研究了大量社会、工团、无政府、德谟克拉西主义和各国社会运动消息，在对比中更贴切地理解了恩格斯提出的“合法、非法斗争相结合”理论的原意。他基于俄国的革命经验，认为阶级革命的方式可以是先合法斗争再完全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方式是进入到其中打破它，党员参与议会与议院外的群众运动相结合，时机成熟再完全革命。?
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时所跨越的语际，既包括俄国、日本与欧洲各国的文本阐释与实践经验，也包括中国独特的国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理解，既受制于时代发展所衍生的理论革新，也蕴含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因时因事开展的理论探索。
余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集体理论意识的形成条件
通过梳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建党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情况，可以看到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已经植根于这些知识分子的集体意识之中。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形成集体意识的过程中，救亡图存的道德精神、思潮译介的理论素质、集体学习的组织体系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抱以极大热情的一批人，但在随后的革命进程中分道扬镳。这既是革命推进和中共发展过程中的大浪淘沙，也有各人思想“总开关”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开展研究，并不意味着就能坚信和践行理论，更不能说明研究者将终生献身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事业。只有组织入党又思想入党，不断学习并联系实际，坚定理想又遵守纪律，才能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熟成长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9-700.
②有关“初共”概念的界定见：韩凌轩.关于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J].近代史研究，1983，（2）：118-119.关志钢.试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衡量标准[J].江汉论坛，1986，（7）：60-63.
③宋镜明，刘捷.李达年表（1890—1966）[J].江汉论坛，1981（3）：42.
④中共双峰县委员会.蔡和森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62-63.
⑤余世诚，张升善.杨明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185-187.
⑥刘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体认——以中共旅歐支部成员为例[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90.
⑦“一大”前后（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13.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1.
⑨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上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67-568.
⑩汪信砚.李达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
?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
?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下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437.
?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下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7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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