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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毛泽东在1939年12月所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对白求恩的评价。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
毛泽东推崇“毫不利己”，“大公无私”，时刻不忘教育他的人民要“斗私批修”，要“狠批私字一闪念”，容不下任何人有自我和私心。
在毛泽东心中，人们的“我”，或者说是“小我”，是不应该被提倡的。如果一个人有自我和私心，就不符合共产主义道德，就是道德低下，腐化堕落，应该被谴责。但是，人的自我和私心真地就是这个社会的毒瘤，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吗？
诚然，在战争年代，特别需要人们团结一心，激发出无私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步调一致地去争取战斗的胜利。我们从历史故事中也真地了解道，确实有无数勇敢无畏的人为了掩护战友，或者为了保卫首长，为了整个群体的利益，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所有财产甚至生命。这种伟大的“利他”的精神，是民族面临危亡时刻人们所迸发出的一种本能，是植根于人这种高级生命体内的一种巨大的生命力量。但是，在脱离了战争环境之后，还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这种“利他”的张力，是否是合理的呢？
除了“利他”的本能，人更多时候表现出的是“利己”的本能。作为一个生命体，人要为自己的生存负责，保证自己的生命能延续下去，生存，是人的最核心利益，为了达到活着的目的，人就要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为自己着想，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就是说，人首先是“利己”的。每个人对自己负责，有一大好处：做事效率高。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们大家每个人都为他人着想，这样的社会也会很温馨，很和谐。抛开“温馨和谐”暂且不说，单说做事的效率，经由为自己着想而做事情和经由为他人着想而做事情，哪种方式效率高？作为一个生命体，人对自己需要什么是直接感知的，感知到自己的需要后马上采取行动来满足这种需要，是最近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要依靠他人来为自己着想，他人感知自己的需要即使是可能的，也是间接的，这种满足个体需要的方式无疑绕了一个远道，费了一些周折，因此肯定是效率低下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利己”本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利他”本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效率高。当然，我并不是说“利他”本能就一无是处，很多情况下，生命个体之间需要密切合作，才能维持群体的生存。爱就是一种利他的本能，在人幼年的时候，父爱和母爱呵护着幼小的生命个体，使得人在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情况下能够活下来，到了青年时期，为了生殖和繁衍，男性和女性又会因爱而结合到一起，共同繁育后代。然而，利己本能和利他本能虽然都是人的本能，其对于生命体的重要性却是不同的：利己本能是第一位的，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利他本能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利他虽然在客观上表现为利他，但从本质来讲，其终极目的仍然指向利己，是通过利他的形式达到利己的目的。这就是人作为高级生命体的本性。国家或者其他组织的管理者在制定政策、规则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人的本性对政策规则的反应，顺应人的本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提高政策和规则的可行性和被认同遵守的程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重新提出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与毛泽东推崇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肯定了人性中的自我，不否定人的利己之心，没有在每个人面前树立一个敌人：自己；同时，又强调了人作为生命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密切联系。人首先是一个生命个体，要对自己这个生命体的生存负责，人又是群体中的个体，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与群体中的他人的互动。承认和包容人的自我和私心，是邓小平和毛泽东的一大不同。在战争年代，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坚决依附，强调群体和民族利益高于个体利益，显然更有利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而在和平建设时期，仍然不允许人表现出私心，就是不合时宜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人都带上面具，表面说一套，背地里做一套，增加了每个人的生存成本，也使得整个社会象没上润滑油的机器，运行不畅。因为，人性只能被压制，被隐藏，却不能被消除。
包容和不压制人的利己之心，是邓小平时代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这不仅把整个国家从虚伪的说教中解放出来，也解放了生产力。
一般情况下，自我这个概念指的是生命个体自身，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自我”这个概念的外延却会扩大。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曾经流行过两个词：“小我”和“大我”，意思就是说，同样是“我”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有一种最受欢迎的赞美别人的方式，就是夸奖他们的孩子：“你的儿子比你聪明！”“你女儿比你漂亮多了！”“被贬低了”的父母不仅不会生气和懊恼，心里反而会比吃了蜜还甜，为什么？通常，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比较很容易导致嫉妒，为什么子女和父母的比较结果却不一样呢？这是因为父母们早已经把自己的孩子看作了自我的延伸，孩子成为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就叫做自我的放大。把自我的范围拓展到子女，是最常见的放大自我的方式。作为生命体，要实现生命的延续，获得永生，就需要基因的传承，而孩子，就是人的基因的载体。人爱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甚至生命，其实是在用利他的形式来完成利己的使命。不过，人不计回报无私付出的范围一般也仅仅限于自己的子女，这符合生命的伦理，其他的生命个体之间的关系，即使是兄弟姐妹，也不符合“不计回报无私付出”的规律。生命是利己的，这是造物主创造生命的最本初的设计，利己是生命体运行的一种方式，利己不是罪恶。邓小平时代不避讳一个“私”字，愿意遵循人性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给人性中的“利己”保留存在的空间，是顺应了人性的大势，是对人性的解放，是务实和明智的做法。
邓小平时代还打破了毛泽东时代人们谈论物质财富的禁忌。在毛泽东时代，社会流行“越穷越光荣”，人们不敢也耻于谈论物质财富。其实，物质财富是生命体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存条件，如果整个社会都不创造和生产物质财富，而是忙于内斗，全国上下搞政治，抓运动，整个社会就一定会陷入物质匮乏的境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正是处于物质极度匮乏，社会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时代的政府，纠正了整个社会流行的对物质财富的轻视，鼓励人们大胆追求属于个人的物质财富。有句话叫作“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说明人本性中就有追求物质财富的内在动力。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这是生命体存在的基础，如果这社会没有人创造物质财富，那大家都喝西北风吗？消除了对物质财富的政治偏见，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人们创造和追求物质财富的热情被大大地激发了出来，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才有了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的中国。
可贵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包容了人性中的利己本能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人与社会和群体的联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不仅仅强调了生命个体的自我的重要性，也强调了生命个体对社会和群体的责任。人是高度社会性的群居动物，人的自我的实现，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的环境。每個人，不仅应该从社会获取归属感和安全感，也应该为这个有序有机的社会群体作出自己的贡献。利己和利他，都是人的本能，个人和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邓小平时代的政治理念，更加贴近人性，更加健康，解放了人性，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劳动效率，为人的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提供了伟大的舞台，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伟大政治智慧。
毛泽东推崇“毫不利己”，“大公无私”，时刻不忘教育他的人民要“斗私批修”，要“狠批私字一闪念”，容不下任何人有自我和私心。
在毛泽东心中，人们的“我”，或者说是“小我”，是不应该被提倡的。如果一个人有自我和私心，就不符合共产主义道德，就是道德低下，腐化堕落，应该被谴责。但是，人的自我和私心真地就是这个社会的毒瘤，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吗？
诚然，在战争年代，特别需要人们团结一心，激发出无私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步调一致地去争取战斗的胜利。我们从历史故事中也真地了解道，确实有无数勇敢无畏的人为了掩护战友，或者为了保卫首长，为了整个群体的利益，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所有财产甚至生命。这种伟大的“利他”的精神，是民族面临危亡时刻人们所迸发出的一种本能，是植根于人这种高级生命体内的一种巨大的生命力量。但是，在脱离了战争环境之后，还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这种“利他”的张力，是否是合理的呢？
除了“利他”的本能，人更多时候表现出的是“利己”的本能。作为一个生命体，人要为自己的生存负责，保证自己的生命能延续下去，生存，是人的最核心利益，为了达到活着的目的，人就要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为自己着想，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就是说，人首先是“利己”的。每个人对自己负责，有一大好处：做事效率高。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们大家每个人都为他人着想，这样的社会也会很温馨，很和谐。抛开“温馨和谐”暂且不说，单说做事的效率，经由为自己着想而做事情和经由为他人着想而做事情，哪种方式效率高？作为一个生命体，人对自己需要什么是直接感知的，感知到自己的需要后马上采取行动来满足这种需要，是最近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要依靠他人来为自己着想，他人感知自己的需要即使是可能的，也是间接的，这种满足个体需要的方式无疑绕了一个远道，费了一些周折，因此肯定是效率低下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利己”本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利他”本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效率高。当然，我并不是说“利他”本能就一无是处，很多情况下，生命个体之间需要密切合作，才能维持群体的生存。爱就是一种利他的本能，在人幼年的时候，父爱和母爱呵护着幼小的生命个体，使得人在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情况下能够活下来，到了青年时期，为了生殖和繁衍，男性和女性又会因爱而结合到一起，共同繁育后代。然而，利己本能和利他本能虽然都是人的本能，其对于生命体的重要性却是不同的：利己本能是第一位的，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利他本能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利他虽然在客观上表现为利他，但从本质来讲，其终极目的仍然指向利己，是通过利他的形式达到利己的目的。这就是人作为高级生命体的本性。国家或者其他组织的管理者在制定政策、规则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人的本性对政策规则的反应，顺应人的本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提高政策和规则的可行性和被认同遵守的程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重新提出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与毛泽东推崇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肯定了人性中的自我，不否定人的利己之心，没有在每个人面前树立一个敌人：自己；同时，又强调了人作为生命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密切联系。人首先是一个生命个体，要对自己这个生命体的生存负责，人又是群体中的个体，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与群体中的他人的互动。承认和包容人的自我和私心，是邓小平和毛泽东的一大不同。在战争年代，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坚决依附，强调群体和民族利益高于个体利益，显然更有利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而在和平建设时期，仍然不允许人表现出私心，就是不合时宜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人都带上面具，表面说一套，背地里做一套，增加了每个人的生存成本，也使得整个社会象没上润滑油的机器，运行不畅。因为，人性只能被压制，被隐藏，却不能被消除。
包容和不压制人的利己之心，是邓小平时代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这不仅把整个国家从虚伪的说教中解放出来，也解放了生产力。
一般情况下，自我这个概念指的是生命个体自身，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自我”这个概念的外延却会扩大。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曾经流行过两个词：“小我”和“大我”，意思就是说，同样是“我”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有一种最受欢迎的赞美别人的方式，就是夸奖他们的孩子：“你的儿子比你聪明！”“你女儿比你漂亮多了！”“被贬低了”的父母不仅不会生气和懊恼，心里反而会比吃了蜜还甜，为什么？通常，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比较很容易导致嫉妒，为什么子女和父母的比较结果却不一样呢？这是因为父母们早已经把自己的孩子看作了自我的延伸，孩子成为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就叫做自我的放大。把自我的范围拓展到子女，是最常见的放大自我的方式。作为生命体，要实现生命的延续，获得永生，就需要基因的传承，而孩子，就是人的基因的载体。人爱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甚至生命，其实是在用利他的形式来完成利己的使命。不过，人不计回报无私付出的范围一般也仅仅限于自己的子女，这符合生命的伦理，其他的生命个体之间的关系，即使是兄弟姐妹，也不符合“不计回报无私付出”的规律。生命是利己的，这是造物主创造生命的最本初的设计，利己是生命体运行的一种方式，利己不是罪恶。邓小平时代不避讳一个“私”字，愿意遵循人性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给人性中的“利己”保留存在的空间，是顺应了人性的大势，是对人性的解放，是务实和明智的做法。
邓小平时代还打破了毛泽东时代人们谈论物质财富的禁忌。在毛泽东时代，社会流行“越穷越光荣”，人们不敢也耻于谈论物质财富。其实，物质财富是生命体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存条件，如果整个社会都不创造和生产物质财富，而是忙于内斗，全国上下搞政治，抓运动，整个社会就一定会陷入物质匮乏的境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正是处于物质极度匮乏，社会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时代的政府，纠正了整个社会流行的对物质财富的轻视，鼓励人们大胆追求属于个人的物质财富。有句话叫作“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说明人本性中就有追求物质财富的内在动力。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这是生命体存在的基础，如果这社会没有人创造物质财富，那大家都喝西北风吗？消除了对物质财富的政治偏见，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人们创造和追求物质财富的热情被大大地激发了出来，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才有了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的中国。
可贵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包容了人性中的利己本能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人与社会和群体的联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不仅仅强调了生命个体的自我的重要性，也强调了生命个体对社会和群体的责任。人是高度社会性的群居动物，人的自我的实现，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的环境。每個人，不仅应该从社会获取归属感和安全感，也应该为这个有序有机的社会群体作出自己的贡献。利己和利他，都是人的本能，个人和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邓小平时代的政治理念，更加贴近人性，更加健康，解放了人性，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劳动效率，为人的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提供了伟大的舞台，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伟大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