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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人生修养智慧，这些智慧是民族精神的精髓，是人生智性的宝库。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重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高尚精神追求，以此提升党员的自我修养与人生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本文围绕“如何认识和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提升领导干部自我修养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从中华传统文化修养理论、传统修养对现代领导的启示等方面加以分析。
中华传统修养理论及其价值
在中华传统文化看来，修养中的“修”与“养”涵义不同，“修”主要是“修身”，“养”主要是“养心”“养性”。修养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功名富贵，也不是为了享受快乐，而是通过修身养性，达到反省自新、陶冶品行和涵养道德的目的。
儒家修养学说的特色。儒家修养特质可以概括为：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刚健有为。《大学》三纲领说：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注重自我的德与善。《大学》八条目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修身作为安身立命的出发点，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修身学说主张“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做一个有事功的人。基于这样的人格理想，儒家修养追求的形象是君子形象，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儒家君子的行为乃是“刚健有为”的行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与执著，更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道家修养学说的特色。道家修养特质可以概括为：性命双修、崇尚自然、清静无为。道家所谓的“性”主要指人的内在精神与思想、秉性等层面；“命”主要指人的身体、生命的能量、物质等层面。“性命双修”也就是指“神形兼修”、身心的全面修炼。道家的特色与儒家不同，乃是主张贵生、乐生、重生，甚至追求长生。道家修养主张以静为主，以动为辅；以静养神，以动养形，根本宗旨是充分调动人体精、气、神的运化与聚合，达到形神永固、身心两健。道家的修养最终体现为崇尚自然、清静无为。正如《道德经》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遵从自然规律乃是智慧的大道。
佛家修养学说的特色。佛家修养特质可以概括为：法身慧命、诸法无我、解脱出世。在佛教看来，法身不同于色身，法身以智慧为生命，赖智慧以长养。其实，佛就是“觉者”（梵语音译为浮屠，佛陀等），“一个觉悟的人”，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历史上，释迦牟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道，而成佛的标志就是断除生老病死，断除贪、嗔、痴等烦恼。在佛教对于宇宙世界的“图景”描绘中，最基本的价值“图景”是“四圣谛”说和“三法印”说。“四圣谛”是指“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粲寂静’，三大义理。佛教认为我们不可顽固地执著无常为常，执著无我为我，否则只能在痛苦中沉沦，在轮回中流转；主张要洞察无常、无我的真谛，这样才能超脱痛苦和生死，获得解脱，进入涅粲境界。
儒释道修养学说的比较。儒家的修养特质在于“德性”，道家在于“自然”，而佛教的特质则是“觉悟”。三家修养学说各具特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在修养目标上，儒家修‘圣”，道家修‘真”，佛家修“佛”。在修养取向上，儒家重“入世”，道家重“超世”，佛家重“出世”；儒家重“治世”，道家重“治生”，佛教重“治心”。在修养理念上，儒家讲“有”，道家讲“无”，佛家讲“空”；儒家讲“秩序”，道家讲“自然”，佛家讲“解脱”。在修养方式上，儒家讲“主敬”，道家讲“守静”，佛家讲“成净”。在修养应用上，得意时儒家，失意时道家，绝望时佛家；年少时儒家，中年时道家，老年时佛家。
传统修养智慧对现代领导的四点启示
修己取向与安人取向。儒家提倡“内圣外王”，道家提倡“明哲保身”，佛家提倡“自度度他”。可以说，不同的修养学说有不同的侧重，但是中国文化总体主张：在“修己”中“安人”，达到以“德”治人。之所以“修己”在前，就是要经常的反思、检讨自己的言行，思量个人行为的准则。通常说，领导者往往表现出“力服、才服、德服”三种境界，“以力服人”只能使人慑服，“以才服人”可以使人折服，而“以德服人”则使人心服。但在日常生活中，领导干部经常做不到“以德服人”，主要表现为“老好人”“假好人”两种错误的倾向。“老好人”表面上是修己安人，但却放弃了基本的原则，他们以不得罪人为原则，使得是非难分，正气不扬，邪气上升。“假好人”主要表现为他们“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自己做不到还要求别人做到。所以缺少安人的修己，往往表現为“自我”，而缺少修己的安人，往往表现为“伪善”。
日常生活与超越生活。中华传统文化不反对日常生活，但是中华传统文化各派都主张在“日常”中“超越”，达到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如《菜根谭》所言：“从静中观物动，向闲中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功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主张以“仁心”超越日常生活。《论语》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这样称赞自己的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孟子》中“万物皆有备于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养心莫善于寡欲”均是超越精神。道家主张以“道心’，超越日常生活。《老子》有言：“致虚极，守静笃”“涤除玄览”“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说得更妙，“应物而不累于物”。佛家主张以“佛心”超越日常生活，所谓“活在当下”“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中华传统文化的超越精神，本质上乃是一种“内在的超越”，这与西方“外在超越”的信仰完全不同。无论是仁心、道心与佛心，都是由内而发，乐天知命，享受朴素，三家超越的基点都在于自我价值的确立，都在于守望与反思日常人生，以此超越外在诱惑和压力。
有为智慧与无为智慧。儒家重有为，道家重无为，两者相辅相成。中国文化儒道互补，达到了一种很好的智慧融合，即在“有为”中“无为”，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白化。”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什么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妄为，巧作为；“无为”乃是顺势而为，韬光养晦，是一种极高境界的哲学智慧。违背规律，那是妄为；集聚智慧，那是巧为。在道家看来，最好的管理是看不见的，最好的领导是无形的。《老子》曾经这样比喻领导的境界：“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也就是说，最好的领导让百姓觉得一切自然，因为领导顺天应人，顺乎民意。所以领导干部要学会无为而治的智慧，以无为的心，做有为的事。
入世境界与出世境界。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重“入世”，道家重“超世”，佛教重“出世”。一定意义上“超世”与“出世”，且有一致性。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启示恰恰在于：在“入世”中“出世”，达到“以出世之心，作入世之事”。李嘉诚曾经主张“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就是将出世与入世融合一起，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对我们而言，关键是如何能够做到“有情时忘情，用心时无心”？程颢在《定性书》中这样回答：“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所谓无心、无情乃是一种超脱的出世境界。普通人很难达到完全放弃名利、荣辱，党员干部虽然也不例外，但是却可以改变对待荣辱和名利的态度。如何正确对待荣辱和名利？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九十岁生日的时候，用庄子的两句话向前来祝寿的朋友和学生表达自己悟到的处世道理：“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这是何等的荣辱观和人生境界，而对待名利，则应当做到“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乃是一种智慧的名利观。“以出世之心，作入世之事”是传统修养学说留给领导干部的重要启示。
中华传统修养理论及其价值
在中华传统文化看来，修养中的“修”与“养”涵义不同，“修”主要是“修身”，“养”主要是“养心”“养性”。修养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功名富贵，也不是为了享受快乐，而是通过修身养性，达到反省自新、陶冶品行和涵养道德的目的。
儒家修养学说的特色。儒家修养特质可以概括为：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刚健有为。《大学》三纲领说：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注重自我的德与善。《大学》八条目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修身作为安身立命的出发点，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修身学说主张“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做一个有事功的人。基于这样的人格理想，儒家修养追求的形象是君子形象，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儒家君子的行为乃是“刚健有为”的行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与执著，更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道家修养学说的特色。道家修养特质可以概括为：性命双修、崇尚自然、清静无为。道家所谓的“性”主要指人的内在精神与思想、秉性等层面；“命”主要指人的身体、生命的能量、物质等层面。“性命双修”也就是指“神形兼修”、身心的全面修炼。道家的特色与儒家不同，乃是主张贵生、乐生、重生，甚至追求长生。道家修养主张以静为主，以动为辅；以静养神，以动养形，根本宗旨是充分调动人体精、气、神的运化与聚合，达到形神永固、身心两健。道家的修养最终体现为崇尚自然、清静无为。正如《道德经》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遵从自然规律乃是智慧的大道。
佛家修养学说的特色。佛家修养特质可以概括为：法身慧命、诸法无我、解脱出世。在佛教看来，法身不同于色身，法身以智慧为生命，赖智慧以长养。其实，佛就是“觉者”（梵语音译为浮屠，佛陀等），“一个觉悟的人”，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历史上，释迦牟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道，而成佛的标志就是断除生老病死，断除贪、嗔、痴等烦恼。在佛教对于宇宙世界的“图景”描绘中，最基本的价值“图景”是“四圣谛”说和“三法印”说。“四圣谛”是指“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粲寂静’，三大义理。佛教认为我们不可顽固地执著无常为常，执著无我为我，否则只能在痛苦中沉沦，在轮回中流转；主张要洞察无常、无我的真谛，这样才能超脱痛苦和生死，获得解脱，进入涅粲境界。
儒释道修养学说的比较。儒家的修养特质在于“德性”，道家在于“自然”，而佛教的特质则是“觉悟”。三家修养学说各具特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在修养目标上，儒家修‘圣”，道家修‘真”，佛家修“佛”。在修养取向上，儒家重“入世”，道家重“超世”，佛家重“出世”；儒家重“治世”，道家重“治生”，佛教重“治心”。在修养理念上，儒家讲“有”，道家讲“无”，佛家讲“空”；儒家讲“秩序”，道家讲“自然”，佛家讲“解脱”。在修养方式上，儒家讲“主敬”，道家讲“守静”，佛家讲“成净”。在修养应用上，得意时儒家，失意时道家，绝望时佛家；年少时儒家，中年时道家，老年时佛家。
传统修养智慧对现代领导的四点启示
修己取向与安人取向。儒家提倡“内圣外王”，道家提倡“明哲保身”，佛家提倡“自度度他”。可以说，不同的修养学说有不同的侧重，但是中国文化总体主张：在“修己”中“安人”，达到以“德”治人。之所以“修己”在前，就是要经常的反思、检讨自己的言行，思量个人行为的准则。通常说，领导者往往表现出“力服、才服、德服”三种境界，“以力服人”只能使人慑服，“以才服人”可以使人折服，而“以德服人”则使人心服。但在日常生活中，领导干部经常做不到“以德服人”，主要表现为“老好人”“假好人”两种错误的倾向。“老好人”表面上是修己安人，但却放弃了基本的原则，他们以不得罪人为原则，使得是非难分，正气不扬，邪气上升。“假好人”主要表现为他们“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自己做不到还要求别人做到。所以缺少安人的修己，往往表現为“自我”，而缺少修己的安人，往往表现为“伪善”。
日常生活与超越生活。中华传统文化不反对日常生活，但是中华传统文化各派都主张在“日常”中“超越”，达到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如《菜根谭》所言：“从静中观物动，向闲中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功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主张以“仁心”超越日常生活。《论语》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这样称赞自己的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孟子》中“万物皆有备于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养心莫善于寡欲”均是超越精神。道家主张以“道心’，超越日常生活。《老子》有言：“致虚极，守静笃”“涤除玄览”“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说得更妙，“应物而不累于物”。佛家主张以“佛心”超越日常生活，所谓“活在当下”“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中华传统文化的超越精神，本质上乃是一种“内在的超越”，这与西方“外在超越”的信仰完全不同。无论是仁心、道心与佛心，都是由内而发，乐天知命，享受朴素，三家超越的基点都在于自我价值的确立，都在于守望与反思日常人生，以此超越外在诱惑和压力。
有为智慧与无为智慧。儒家重有为，道家重无为，两者相辅相成。中国文化儒道互补，达到了一种很好的智慧融合，即在“有为”中“无为”，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白化。”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什么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妄为，巧作为；“无为”乃是顺势而为，韬光养晦，是一种极高境界的哲学智慧。违背规律，那是妄为；集聚智慧，那是巧为。在道家看来，最好的管理是看不见的，最好的领导是无形的。《老子》曾经这样比喻领导的境界：“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也就是说，最好的领导让百姓觉得一切自然，因为领导顺天应人，顺乎民意。所以领导干部要学会无为而治的智慧，以无为的心，做有为的事。
入世境界与出世境界。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重“入世”，道家重“超世”，佛教重“出世”。一定意义上“超世”与“出世”，且有一致性。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启示恰恰在于：在“入世”中“出世”，达到“以出世之心，作入世之事”。李嘉诚曾经主张“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就是将出世与入世融合一起，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对我们而言，关键是如何能够做到“有情时忘情，用心时无心”？程颢在《定性书》中这样回答：“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所谓无心、无情乃是一种超脱的出世境界。普通人很难达到完全放弃名利、荣辱，党员干部虽然也不例外，但是却可以改变对待荣辱和名利的态度。如何正确对待荣辱和名利？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九十岁生日的时候，用庄子的两句话向前来祝寿的朋友和学生表达自己悟到的处世道理：“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这是何等的荣辱观和人生境界，而对待名利，则应当做到“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乃是一种智慧的名利观。“以出世之心，作入世之事”是传统修养学说留给领导干部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