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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器是决定战争结果的重要因素，近代化武器的使用无疑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洋枪、洋炮的威力已经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显露无疑，而英、俄对于阿古柏的大量军火支援也迫使左宗棠不得不努力提高自身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新式武器的采买和仿造成为整个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贯彻始终，这使西征军获得了以往清军无可比拟的实力，也使收复新疆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战争。
【关键词】：左宗棠;西征军;武器装备;收复新疆
引 言
左宗棠自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至光绪七年（1881）年收回伊犁，经略新疆六年之久。在这期间，左宗棠率军消灭了浩罕汗国的侵略者阿古柏，粉碎了英、俄企图肢解和侵吞新疆的阴谋，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面对英、俄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阿古柏，左宗棠大力引进西式火器，改善武器装备，为赢得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武器装备的近代化进程。
一、西征軍武器装备改善的原因与条件
在此次战争中，左宗棠之所以重视武器装备的因素，既有其在长期战争中亲身经历感受到的新式武器的巨大威力，也有阿古柏接受大量英、俄精良装备的现实威胁。
从主观条件看，首先是左宗棠“精求枪炮”的武器装备思想的形成。早在亲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左宗棠就已认识到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的巨大威力，并逐步开始装备西式武器。在1863年9月的富阳战役中，左宗棠就曾指挥爱将“蒋益澧令法国总兵德克碑酌带洋炮，并熟习洋枪队勇丁，前赴富阳，为轰攻城垒之计”[1]，最终攻克富阳，像这样的战役还有数次。这些战役促使左宗棠加强了对西方先进武器的引进与装备，并一直持续到其调任西北。
其次是洋务运动的开展为西征军改善武器装备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于“中外和好”局面的形成，以及清王朝“剿发捻”、“勤远略”的需要，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洋务自强运动拉开帷幕。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地方督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系列军工企业。左宗棠作为洋务派领袖在西北地区先后建立了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等洋务企业，特别是兰州机器局“能自造铜帽大小开花子，能仿布国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2]，其所生产的“大炮开花子，攻克肃州，既得其助，若非当初设局自造，必至匮乏，不能应手” [3]。由此可见它们的军火生产，成为西征军新式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之一，并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客观条件看，其一是阿古柏装备了大量的西式武器。在1873年阿古柏与英国非法签订《英阿通商条约》后，英国开始大力扶持阿古柏政权。“仅1874年一次交易中就有两万多枝滑膛枪”[4]，并派遣了许多英属印度的回教徒到阿古柏侵略军中充当教官和炮手;而喀什噶尔城中的兵工厂，“据说可以模仿欧洲科学的最完善的武器制造相当数量的大炮和滑膛枪”[5]。此外，阿古柏还向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称臣，并从土耳其得到了大量的武器和军事教官。阿古柏侵略军武器装备的提高，也促使左宗棠不得不大力改善西征军的武器装备，以期在武器方面取得与敌军平等的作战地位。
其二是沙俄抢占伊犁，并企图通过军事讹诈强夺中国领土。左宗棠主张以武力为后盾，争取通过外交途径维护领土主权，如果不行，再使用武力收复伊犁。他认识到虽然沙俄“国大兵强，难与角力”，但毕竟远途奔袭，“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 [6]，清军也可以转弱为强，战胜沙俄。其中“精求枪炮”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即必须要大量装备先进的西式枪炮才能与俄角力，收回伊犁。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正因为左宗棠清楚地了解到了敌我双方在武器装备水平上的差异，才会有效地利用各种充分条件建立起一支“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基本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7]。
二、西征军改善武器装备的具体措施
左宗棠改善西征军武器装备的具体措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军械、军火的采买;其次是就地设局自行制造军械、军火。
军械、军火的采买十分不易，采买地多在上海，距离西北可谓万里之遥。由于左宗棠无法分身于两地，大量的采买工作是由设在上海的采运局的委员胡光镛负责的。胡光镛是典型的晚晴红顶商人，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入左宗棠幕府，凭借商人的精明为左军筹备粮饷，被左宗棠誉为商贾中奇男子。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胡光镛为西征军采购军火做了大量幕后工作，“其经手购办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莠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遇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枪炮，随时解运来甘”，仅1875年就从上海购运来复枪“万数千枝”以装备军队。[8]除武器外，胡光镛还采买了一些利于作战的仪器设备，甚至还为前线指挥官配备了双筒望远镜。由此可见其在军火采买方面作用之大，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军火采买是西征军武器装备改善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但采买军火需要“逾山水万里以达军前”，且路程遥远也导致“一物之值，购价加于运费已相倍褪”[9]。由于运费过巨，左宗棠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 “设制造局兰州，以总兵赖长领其事”[10]。赖长是有记名提督衔的总兵，通晓技术与管理，他从沿海调拨了一批技术熟练的粤匠、浙匠和少部分洋匠，使兰州机器局逐步具备了仿制西式武器的能力。据载“此间机器局，能自造铜帽大小开花子，能仿造布国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这些仿造的新式武器“纵未能如西人之精致，而其利足以相当” [11]，在新疆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1875年，帮办甘肃新疆军务刘典负责成立了火药局，生产火药、枪弹，火药局的建立使原先须从国外购买的军火弹药可以就地得到补充。机器局和火药局对新式枪炮弹药的大量仿造，使来兰参观的俄国军官索斯诺维斯基感叹：“这个工厂现在可以以最新的方式后装钢炮和来福枪”[12]，并“自此稀言枪炮”[13]。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兰州的制造局、火藥局及各地的军工企业日夜赶工，将兰州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火库，大量的先进武器和弹药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 由于有了稳定的武器来源，在与阿古柏开战前，全军中西式武器装备已占相当比例。1902年5月，新疆巡抚饶应祺在一份奏折中称：“前督臣左宗棠、抚臣刘锦棠出关携运后膛来福枪、哈乞开斯、马蹄泥、标针快、利名登、七响、八响、十三响枪共二万余杆”[14]，这还不包括张曜、金顺的部队所装备的洋枪炮;再加上抬枪、鸟枪、劈山炮等原有土火器，全军火器所占比例应该在五成以上;而像刘锦棠所部这样的主力部队，装备洋枪炮的比例更大，其出征时除原有枪炮外，又配给“开花后膛大炮二尊，车架开花后膛小炮四尊，后膛七响枪三百支，快响枪八十支，大洋火一百万颗;标响枪子二万八千颗;大号、三号开花后膛炮两尊，各配炮弹五百余枚;七响后膛洋马炮五百支，每支配子弹三百发;合膛大号洋尖子十五万颗”[15]。大量先进的武器使西征军的战斗力有了质的提高，成为一支颇具近代化色彩的军队。
三、 新式武器在收复新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新疆的环境与内地差异很大，由于沙漠广布，人口主要分布于水源周围形成绿洲城市，而这些城市就成为阿古柏侵略军聚集的中心;因而收复新疆的战斗也是以“轰攻城垒”的攻坚战形式为主;而冷兵器难以攻克的高墙壁垒恰好成为展现新式枪炮威力的舞台。
在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三月，刘锦棠收复达坂城[16]的战斗中，新式武器就显示了巨大威力。达坂城的敌军拥有众多英式枪炮，威力较强，以至于“刘锦棠策马周城壕，所至，枪子下如雨，乘马及从骑皆伤”;刘锦棠调谭拔萃以开花大炮攻城，并且让侯名贵、庄伟等人“测寇中炮台及城垣，连环轰击，逾时相继坍坏”，并击中城中敌军的火药库，使得“城中人马碎裂，遗胔填积”，[17]城中的四千敌军，或毙或俘，无一逃脱。在新式枪炮的有力支援下，清军取得了达坂城之战的胜利，也控制了进入南疆的咽喉要道，这对于整个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装备大量先进枪炮的西征军，也成为清政府通过外交谈判收回伊犁的强大后盾。为了配合中国在外交上与俄交涉，刘锦棠所部从1878年9月到1879年9月先后五次清剿中俄边境上的阿古柏残部，在博斯塘特勒克击毙阿希木汗条勒，在乌帕尔等地也大败敌军，共歼敌 2000 多人，将阿古柏残部基本清剿殆尽，粉碎了沙俄“因边境不宁，拒还伊犁” [18]的借口。而清军实力的展现，也给赴俄谈判的曾纪泽以极大支援。因此，当沙俄外交部顾问热梅尼叫嚣在伊犁问题上“谈判不如打仗合算”时，曾纪泽毫不畏惧地回答道：“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未必不愿与俄一战”[19]。当时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北，又在维也纳会议上受到英、德等国孤立，实力受损;国内又有左宗棠武力的后盾，因此，当沙俄再次以武力相威胁时，曾纪泽反唇相稽道：“倘两国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国以兵威来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乎？”[20]使俄方代表缄口。
曾纪泽倚仗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兵威胁，不卑不亢，百折不挠，最终与俄签署《中俄伊犁条约》，争回了伊犁周围大片领土。
结 语
新疆的胜利收复是与西征军武器装备的改善、战斗力的增强分不开的。通过大量装备洋枪洋炮，西征军在与阿古柏侵略军的战斗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并在之后收复伊犁的外交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威慑作用。
当然，我们在看到左宗棠对西征军武器装备的改善时，也应看到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左宗棠过度强调中西武器“长短互用”，认为 “如遇敌，炮不能用，枪不能及之处”应该“护以刀矛，必期得手”，“纯用洋枪，终失长短互用之妙” [21]，不肯彻底抛弃刀、矛等冷兵器和抬枪、鸟枪等原始火器，这与李鸿章使淮军“尽弃中国习用的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22]的做法显然有不小差距。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胜利提高了清王朝的国际地位，坚定了清王朝大力发展近代国防的决心，同时也书写了蹒跚起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辉煌的一笔，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
注释：
[1]（清）左宗棠：《克复富阳县城折》（同治二年八月十六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7-1996，第6卷第49-52页
[2]（清）左宗棠：《复总理衙门书》，（甲戌），《左文襄公全集·书牍》，长沙：岳麓书社，1987-1996，第14卷
[3]（清）左宗棠：《与杨石泉书》，（乙卯），《左文襄公全集·书牍》，长沙：岳麓书社，1987-1996，第22
卷
[4]（英）阿爾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1865-1895）》，1963年伦敦出版，第53页;转引自梁俊艳《英国扶持阿古柏政权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03.6.30，第22页
[5]（英）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第146页
[6]（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2，第246页
[7]（英）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第245页
[8]（清）左宗棠：《答胡雪岩》，（光绪元年己亥），《左文襄公全集·书牍》，长沙：岳麓书社，1987-1996，第15卷第42页
[9]（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7-1996，第327页
[10]（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2，第228页
[11]（清）左宗棠：《复总理衙门书》（甲戌），《左文襄公全集·书牍》，长沙：岳麓书社，1987-1996，第14卷
[12]（俄）A·N·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利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128页
[13]（清）朱寿鹏：《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307页
[14]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故宫文献特刊·宫中档光緒朝奏折》第15辑，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甘肃、新疆巡抚饶应棋奏;转引自徐中煜：《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的军械、军火运输》，西域研究，2003年02期
[15]（民国）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1984，第134页
[16]达坂城即今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
[17]同注释32（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2，第326页
[18]何永明：《洋务运动在巩固近代中国西北边防中的作用》，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03.6.30，第30页
[19]（清）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附《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台北：广文出版社，1964，第139页
[20]（清）曾纪泽：《曾纪泽遗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第186页
[21]（清）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治十年辛未），《左文襄公全集·书牍》，长沙：岳麓书社，1987-1996，第11卷第45-46页
[22]（清）李鸿章：《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同治四年十年八月），《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9卷第56页，转引自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关键词】：左宗棠;西征军;武器装备;收复新疆
引 言
左宗棠自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至光绪七年（1881）年收回伊犁，经略新疆六年之久。在这期间，左宗棠率军消灭了浩罕汗国的侵略者阿古柏，粉碎了英、俄企图肢解和侵吞新疆的阴谋，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面对英、俄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阿古柏，左宗棠大力引进西式火器，改善武器装备，为赢得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武器装备的近代化进程。
一、西征軍武器装备改善的原因与条件
在此次战争中，左宗棠之所以重视武器装备的因素，既有其在长期战争中亲身经历感受到的新式武器的巨大威力，也有阿古柏接受大量英、俄精良装备的现实威胁。
从主观条件看，首先是左宗棠“精求枪炮”的武器装备思想的形成。早在亲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左宗棠就已认识到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的巨大威力，并逐步开始装备西式武器。在1863年9月的富阳战役中，左宗棠就曾指挥爱将“蒋益澧令法国总兵德克碑酌带洋炮，并熟习洋枪队勇丁，前赴富阳，为轰攻城垒之计”[1]，最终攻克富阳，像这样的战役还有数次。这些战役促使左宗棠加强了对西方先进武器的引进与装备，并一直持续到其调任西北。
其次是洋务运动的开展为西征军改善武器装备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于“中外和好”局面的形成，以及清王朝“剿发捻”、“勤远略”的需要，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洋务自强运动拉开帷幕。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地方督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系列军工企业。左宗棠作为洋务派领袖在西北地区先后建立了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等洋务企业，特别是兰州机器局“能自造铜帽大小开花子，能仿布国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2]，其所生产的“大炮开花子，攻克肃州，既得其助，若非当初设局自造，必至匮乏，不能应手” [3]。由此可见它们的军火生产，成为西征军新式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之一，并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客观条件看，其一是阿古柏装备了大量的西式武器。在1873年阿古柏与英国非法签订《英阿通商条约》后，英国开始大力扶持阿古柏政权。“仅1874年一次交易中就有两万多枝滑膛枪”[4]，并派遣了许多英属印度的回教徒到阿古柏侵略军中充当教官和炮手;而喀什噶尔城中的兵工厂，“据说可以模仿欧洲科学的最完善的武器制造相当数量的大炮和滑膛枪”[5]。此外，阿古柏还向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称臣，并从土耳其得到了大量的武器和军事教官。阿古柏侵略军武器装备的提高，也促使左宗棠不得不大力改善西征军的武器装备，以期在武器方面取得与敌军平等的作战地位。
其二是沙俄抢占伊犁，并企图通过军事讹诈强夺中国领土。左宗棠主张以武力为后盾，争取通过外交途径维护领土主权，如果不行，再使用武力收复伊犁。他认识到虽然沙俄“国大兵强，难与角力”，但毕竟远途奔袭，“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 [6]，清军也可以转弱为强，战胜沙俄。其中“精求枪炮”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即必须要大量装备先进的西式枪炮才能与俄角力，收回伊犁。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正因为左宗棠清楚地了解到了敌我双方在武器装备水平上的差异，才会有效地利用各种充分条件建立起一支“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基本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7]。
二、西征军改善武器装备的具体措施
左宗棠改善西征军武器装备的具体措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军械、军火的采买;其次是就地设局自行制造军械、军火。
军械、军火的采买十分不易，采买地多在上海，距离西北可谓万里之遥。由于左宗棠无法分身于两地，大量的采买工作是由设在上海的采运局的委员胡光镛负责的。胡光镛是典型的晚晴红顶商人，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入左宗棠幕府，凭借商人的精明为左军筹备粮饷，被左宗棠誉为商贾中奇男子。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胡光镛为西征军采购军火做了大量幕后工作，“其经手购办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莠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遇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枪炮，随时解运来甘”，仅1875年就从上海购运来复枪“万数千枝”以装备军队。[8]除武器外，胡光镛还采买了一些利于作战的仪器设备，甚至还为前线指挥官配备了双筒望远镜。由此可见其在军火采买方面作用之大，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军火采买是西征军武器装备改善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但采买军火需要“逾山水万里以达军前”，且路程遥远也导致“一物之值，购价加于运费已相倍褪”[9]。由于运费过巨，左宗棠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 “设制造局兰州，以总兵赖长领其事”[10]。赖长是有记名提督衔的总兵，通晓技术与管理，他从沿海调拨了一批技术熟练的粤匠、浙匠和少部分洋匠，使兰州机器局逐步具备了仿制西式武器的能力。据载“此间机器局，能自造铜帽大小开花子，能仿造布国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这些仿造的新式武器“纵未能如西人之精致，而其利足以相当” [11]，在新疆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1875年，帮办甘肃新疆军务刘典负责成立了火药局，生产火药、枪弹，火药局的建立使原先须从国外购买的军火弹药可以就地得到补充。机器局和火药局对新式枪炮弹药的大量仿造，使来兰参观的俄国军官索斯诺维斯基感叹：“这个工厂现在可以以最新的方式后装钢炮和来福枪”[12]，并“自此稀言枪炮”[13]。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兰州的制造局、火藥局及各地的军工企业日夜赶工，将兰州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火库，大量的先进武器和弹药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 由于有了稳定的武器来源，在与阿古柏开战前，全军中西式武器装备已占相当比例。1902年5月，新疆巡抚饶应祺在一份奏折中称：“前督臣左宗棠、抚臣刘锦棠出关携运后膛来福枪、哈乞开斯、马蹄泥、标针快、利名登、七响、八响、十三响枪共二万余杆”[14]，这还不包括张曜、金顺的部队所装备的洋枪炮;再加上抬枪、鸟枪、劈山炮等原有土火器，全军火器所占比例应该在五成以上;而像刘锦棠所部这样的主力部队，装备洋枪炮的比例更大，其出征时除原有枪炮外，又配给“开花后膛大炮二尊，车架开花后膛小炮四尊，后膛七响枪三百支，快响枪八十支，大洋火一百万颗;标响枪子二万八千颗;大号、三号开花后膛炮两尊，各配炮弹五百余枚;七响后膛洋马炮五百支，每支配子弹三百发;合膛大号洋尖子十五万颗”[15]。大量先进的武器使西征军的战斗力有了质的提高，成为一支颇具近代化色彩的军队。
三、 新式武器在收复新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新疆的环境与内地差异很大，由于沙漠广布，人口主要分布于水源周围形成绿洲城市，而这些城市就成为阿古柏侵略军聚集的中心;因而收复新疆的战斗也是以“轰攻城垒”的攻坚战形式为主;而冷兵器难以攻克的高墙壁垒恰好成为展现新式枪炮威力的舞台。
在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三月，刘锦棠收复达坂城[16]的战斗中，新式武器就显示了巨大威力。达坂城的敌军拥有众多英式枪炮，威力较强，以至于“刘锦棠策马周城壕，所至，枪子下如雨，乘马及从骑皆伤”;刘锦棠调谭拔萃以开花大炮攻城，并且让侯名贵、庄伟等人“测寇中炮台及城垣，连环轰击，逾时相继坍坏”，并击中城中敌军的火药库，使得“城中人马碎裂，遗胔填积”，[17]城中的四千敌军，或毙或俘，无一逃脱。在新式枪炮的有力支援下，清军取得了达坂城之战的胜利，也控制了进入南疆的咽喉要道，这对于整个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装备大量先进枪炮的西征军，也成为清政府通过外交谈判收回伊犁的强大后盾。为了配合中国在外交上与俄交涉，刘锦棠所部从1878年9月到1879年9月先后五次清剿中俄边境上的阿古柏残部，在博斯塘特勒克击毙阿希木汗条勒，在乌帕尔等地也大败敌军，共歼敌 2000 多人，将阿古柏残部基本清剿殆尽，粉碎了沙俄“因边境不宁，拒还伊犁” [18]的借口。而清军实力的展现，也给赴俄谈判的曾纪泽以极大支援。因此，当沙俄外交部顾问热梅尼叫嚣在伊犁问题上“谈判不如打仗合算”时，曾纪泽毫不畏惧地回答道：“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未必不愿与俄一战”[19]。当时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北，又在维也纳会议上受到英、德等国孤立，实力受损;国内又有左宗棠武力的后盾，因此，当沙俄再次以武力相威胁时，曾纪泽反唇相稽道：“倘两国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国以兵威来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乎？”[20]使俄方代表缄口。
曾纪泽倚仗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兵威胁，不卑不亢，百折不挠，最终与俄签署《中俄伊犁条约》，争回了伊犁周围大片领土。
结 语
新疆的胜利收复是与西征军武器装备的改善、战斗力的增强分不开的。通过大量装备洋枪洋炮，西征军在与阿古柏侵略军的战斗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并在之后收复伊犁的外交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威慑作用。
当然，我们在看到左宗棠对西征军武器装备的改善时，也应看到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左宗棠过度强调中西武器“长短互用”，认为 “如遇敌，炮不能用，枪不能及之处”应该“护以刀矛，必期得手”，“纯用洋枪，终失长短互用之妙” [21]，不肯彻底抛弃刀、矛等冷兵器和抬枪、鸟枪等原始火器，这与李鸿章使淮军“尽弃中国习用的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22]的做法显然有不小差距。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胜利提高了清王朝的国际地位，坚定了清王朝大力发展近代国防的决心，同时也书写了蹒跚起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辉煌的一笔，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
注释：
[1]（清）左宗棠：《克复富阳县城折》（同治二年八月十六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7-1996，第6卷第49-52页
[2]（清）左宗棠：《复总理衙门书》，（甲戌），《左文襄公全集·书牍》，长沙：岳麓书社，1987-1996，第14卷
[3]（清）左宗棠：《与杨石泉书》，（乙卯），《左文襄公全集·书牍》，长沙：岳麓书社，1987-1996，第22
卷
[4]（英）阿爾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1865-1895）》，1963年伦敦出版，第53页;转引自梁俊艳《英国扶持阿古柏政权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03.6.30，第22页
[5]（英）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第146页
[6]（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2，第246页
[7]（英）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第245页
[8]（清）左宗棠：《答胡雪岩》，（光绪元年己亥），《左文襄公全集·书牍》，长沙：岳麓书社，1987-1996，第15卷第42页
[9]（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7-1996，第327页
[10]（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2，第228页
[11]（清）左宗棠：《复总理衙门书》（甲戌），《左文襄公全集·书牍》，长沙：岳麓书社，1987-1996，第14卷
[12]（俄）A·N·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利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128页
[13]（清）朱寿鹏：《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307页
[14]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故宫文献特刊·宫中档光緒朝奏折》第15辑，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甘肃、新疆巡抚饶应棋奏;转引自徐中煜：《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的军械、军火运输》，西域研究，2003年02期
[15]（民国）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1984，第134页
[16]达坂城即今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
[17]同注释32（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2，第326页
[18]何永明：《洋务运动在巩固近代中国西北边防中的作用》，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03.6.30，第30页
[19]（清）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附《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台北：广文出版社，1964，第139页
[20]（清）曾纪泽：《曾纪泽遗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第186页
[21]（清）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治十年辛未），《左文襄公全集·书牍》，长沙：岳麓书社，1987-1996，第11卷第45-46页
[22]（清）李鸿章：《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同治四年十年八月），《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9卷第56页，转引自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