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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罗海燕副研究员所著的《海宇混一：元代的儒学承传与诗文格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是一部极具学术分量的专著。罗海燕副研究员十余年来一直从事元代文学的研究，师从元代文学研究大家查红德，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著作近10部。此书更是其多年心得荟萃之精品。
回顾1949年以来的元代文学研究进程，其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依次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全元曲》（包括元杂剧）时期，新旧世纪之交的《全元文》时期，近十年来的《全元诗》时期。不同的阶段，往往都有着不同的研究者群体、相对集中的研究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研究风气。最近几年，元代文学研究的局面可谓喜人，单在2019年就出现了查洪德《元代文学通论》、丁放《元代诗论校释》、多洛肯《元代哈萨克诸部族汉语作品搜集整理研究》、邱江宁等《元代中期馆阁文人传记研究》、张建伟《元代北方文学家族研究》、罗鹭《宋元文学与文献论考》与王双梅《元上都文学创作风貌研究》（辽海出版社）等十数部专著。其中，罗海燕副研究员所撰的《海宇混一：元代的儒学承传与文坛格局》（下文简称“罗著”）以其宏阔的观照视野、独特的儒学立场、笃实的考证工夫和自觉的文学本位，颇令学界瞩目，称得上是一部开拓元代文学研究新境界的扛鼎之作。
这部书在全球史视域下，借助谱系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了元代儒学学派与诗文流派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梳理出这—时期学术与诗文的内在关联和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又对由儒学门派承传而形成的不同文学流派做了系统性考察，并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全景式展现。
其一，从全球视角审视元代文学。元朝是有着世界性影响的帝国，那么元代文学的世界性体现在什么方面？要解决这个问题，学者需借助全球视角展开研究。但是，以往的研究对此关注很少。因此，在近十年前，元代文学研究前辈李修生在《关于元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中就呼吁道：“现在，应该是重新审视学术研究走过的历程，以全球视角进行研究的新时期。”
罗著的一个创新之处就是采取了全球视角。这一视角显然更贴合元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因为自元朝统一南北之后，文坛上出现了南士北游、北人南下的南北融合态势;大量的“西北子弟”（顾嗣立语），舍弓马而事诗书，自西北涌入中原;除了安南士人自西南入境之外，无数的高丽士人也“志欲仕中原，挺身归大元”（李穑语），从朝鲜半岛奔赴元大都，在研习程朱之学和磨炼诗文之后，又东还故国。他们形成了跨越族群、跨越阶层、跨越大山大川，乃至跨越国境的中外学术与文学交流和融合。
基于全球视角，罗著提出了一个“元代高丽文派”的概念，认为元时寓居大都等地的高丽文人，有核心人物、代表作家和众多骨干成员，并且有着深厚的学术底蕴、相当高的文学成就以及丰富的文献留存，由之形成了一个具有重要的诗文流派，这是元代文坛不应忽略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将高丽文派与“西域作家群体”（杨镰语）进行对比，指出：与后者的单向流动不同，元代高丽士人实现了回流，他们携带着大元辉迹直接推动了朝鲜半岛学术与文风的彻底转向，并促成了朝韩汉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他们的出现是元代文学世界性影响的结果，同时他们的存在又强化了这一影响。此外，也正是出于对有元一代中国与朝鲜、韩国、越南、日本学者文人交往密切史实的考量，罗著在下编特别考撰了“元代中朝（韩）越日间文学活动编年”。
其二，基于儒学学派的承传谱系，梳理和归纳“流而为文”诗文流派。从学术发展史来看，南宋金元时期的所有儒学学派都要以诗文宣扬其学术主张。不同的学派不仅有着不同的学术主张，也有着不同的学术风格。而同时期的诗文流派则大多具有单一或多元的学术背景。学派衍为诗文之派，是这一时期文学史的一大特色。对于这种学派衍为文派的现象，自明清时期黄宗羲（《宋元学案》）、民国时期刘咸炘（《文学述林·宋元文派略述》），到当代的许总（《理学文艺史纲》）、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和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等学者，都曾关注并有过论述。
罗著的归纳则更为系统和全面，不仅提出了南宋与金元时期的七个流派，即朱熹与闽学派之诗文、陆九渊与心学派之诗文、张栻与湖湘学派之诗文、吕祖谦与浙东婺学派之诗文、叶适与永嘉学派之诗文、李纯甫与屏山学派之诗文、元好问与北宗之诗文，而且借助传统谱系学的理念和方法，重点考察了由鲁斋学派衍变而成的元代中州文派、由静修学派衍变而成的元代北方文派、由草庐学派衍变而成的元代江西文派、由金华学派衍变而成的元代金华文派、由新安朱子学派衍变而成的元代新安文派、由程朱之学高丽一脉衍变而成的元代高丽文派。
元朝是中国历代正统王朝中的重要一环，其实，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术与文化没有因蒙古族政权的建立而断裂。相反，元朝尊崇理学，并对元代文学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邓绍基语），而它的一个独特表征就是上面提到的——儒学学派衍为不同的文学流派。遗憾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由于民族情绪的影响、学术观念的狭隘以及“一代有一代文学之盛”说法的遮蔽，学界对元代文学重视不够，研究多限于元曲。而通过罗著的考证和阐述可以看出，元代占据文学主流的仍然是诗和文。其间流派众多，跨越族群，相互涵化，共同构成了元代文坛多元一体的格局。
其三，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展开相关论述。学者杨镰曾说过：“20世纪的元代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元代文学文献的发现。”（《元代文学及文献研究·序》）没有足够的文献支撑，没有扎实严谨的考据，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论断。
罗著一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论，考论结合，例如，在论述“刘因与元代北方文派”时，就结合新发现的碑刻文献等，详考静修门人的生平、师承与著述等，发前人所未曾发覆;下编则纯为考证，尤其重视利用海外文献。例如，关于高丽士人李齐贤的生年，国内研究者因文献阙如，都认为其生于1287年，罗著则依据收藏于韩国的《庆州李氏益斋派谱》，确定李氏生于1288年1月28日。再如，李齐賢居于中国达数十年之久，往往被视为元代文人，不过他在朝鲜半岛文学史上地位更高，被目为东国杜甫。为打破这种因信息高墙导致的不对称，罗著在韩国现存的经史子集诸部汉籍中，广作爬梳剔抉，辑考而成“历代李齐贤评论汇辑”，这无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书中的“元代中朝（韩）越日间文学活动编年”，在学界堪为首创，其第一次把同历史时期的四个国家（地区）的文学交往活动辑考为一体。这样不仅方便了研究者查阅相关内容，也把元朝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历史，以编年体的形式充分地展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编年中的文献很多为国内所无，例如，其中有关高丽士人李榖与元代士人之间的交往，之前的研究，对此往往是一带而过。罗著则从韩国所存文献中，逐一考辑了他们彼此往还的诗文作品。尤其是宋本、谢端、焦鼎、岳至、王士点、王沂、潘迪、宋褧、程益、程谦、郭嘉、王思诚、宋褧、刘闻、刘阅、程益、余阙、成遵等人的诗作，不仅是他们的本集所无，而且所有的现存文献都不见载记。据粗略估计，整部书里，考证内容超过一半。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文献考证基础，所以书中形成的诸多论断都颇令人心服而首肯。
其四，在文史哲的融通中，坚持自觉的文学本位。目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存在一个不好的倾向，那就是以文献挤压批评，以考据取代分析，以文学外围的论述置换对文本的体悟解读，以文学作品为其他学科的注脚，导致文学本位的疏离，甚至是缺失。对此，袁行霈、宁宗一、黄天骥、詹福瑞、钟振振、梅新林、赵义山、张伯伟等学者都曾呼吁要把文学当作文学，真正地回归文学本位。在元代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文学要么作历史的构成部分，要么作哲学的验证材料的问题，因而急需回归文学本位。
罗著是对元代的儒学和文学展开研究，可以看出，其中的儒学部分承接了属于哲学领域的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徐远和的《理学与元代社会》的理念，而文学部分则借鉴了属于史学领域的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和萧启庆的《九州四海风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的方法，但是在“出入经史”后，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文学本位。
这种自觉意识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学术研究主体与文学创作主体的身份一致、学术统绪与文学统绪合而为一、学术理念影响着作家诗文的认知和创作、理学学派演变为文学流派等四个方面，充分论证了元代儒学与诗文之间的关联和互动;二是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着重归纳了不同文学流派的诗学主张和文学风貌，例如，结合元代北方文派成员的所有著述，归纳出他们的诗文主张，即诗文以六经为本而文道并重，不以门户为限而崇实尚用，诗文以汉魏及唐为旨归崇古复雅，同时也总结了他们群体性的创作特征，即慷慨清刚而主体意识强，简严质实而冲淡平畅，富有理趣而议论纵横;三是在具体的论述中，尤其注重以“诗家眼”去审视文学作品，例如，在汇辑李齐贤评论时，更多的是在《东国诗话汇成》《宁斋诗话》《惺叟诗话》《小华诗评》《东诗话》《笔苑杂记》《东人诗话》等诗话著作，以及《无名子集》《寒州集》《恩诵堂集》《讷斋集》《立斋遗稿》《景濂集》等集部文献中，搜輯相关评论资料。
现在，伴随着元代文献的规模化整理，韩国、越南、日本等国汉籍的传入以及对全球视角的重视，元代文学研究已经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还原历史，去除遮蔽，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间，则是未来重建元代文学史的重要路径。《海宇混一：元代的儒学承传与诗文格局》的出现，在一定度上属于“导夫先路”，它不仅在文献考证和理论阐述两大向度推动了当前元代文学研究的进展，而且从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河北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河北省教育厅青年拔尖人才项目（项目编号：BJ201907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回顾1949年以来的元代文学研究进程，其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依次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全元曲》（包括元杂剧）时期，新旧世纪之交的《全元文》时期，近十年来的《全元诗》时期。不同的阶段，往往都有着不同的研究者群体、相对集中的研究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研究风气。最近几年，元代文学研究的局面可谓喜人，单在2019年就出现了查洪德《元代文学通论》、丁放《元代诗论校释》、多洛肯《元代哈萨克诸部族汉语作品搜集整理研究》、邱江宁等《元代中期馆阁文人传记研究》、张建伟《元代北方文学家族研究》、罗鹭《宋元文学与文献论考》与王双梅《元上都文学创作风貌研究》（辽海出版社）等十数部专著。其中，罗海燕副研究员所撰的《海宇混一：元代的儒学承传与文坛格局》（下文简称“罗著”）以其宏阔的观照视野、独特的儒学立场、笃实的考证工夫和自觉的文学本位，颇令学界瞩目，称得上是一部开拓元代文学研究新境界的扛鼎之作。
这部书在全球史视域下，借助谱系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了元代儒学学派与诗文流派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梳理出这—时期学术与诗文的内在关联和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又对由儒学门派承传而形成的不同文学流派做了系统性考察，并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全景式展现。
其一，从全球视角审视元代文学。元朝是有着世界性影响的帝国，那么元代文学的世界性体现在什么方面？要解决这个问题，学者需借助全球视角展开研究。但是，以往的研究对此关注很少。因此，在近十年前，元代文学研究前辈李修生在《关于元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中就呼吁道：“现在，应该是重新审视学术研究走过的历程，以全球视角进行研究的新时期。”
罗著的一个创新之处就是采取了全球视角。这一视角显然更贴合元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因为自元朝统一南北之后，文坛上出现了南士北游、北人南下的南北融合态势;大量的“西北子弟”（顾嗣立语），舍弓马而事诗书，自西北涌入中原;除了安南士人自西南入境之外，无数的高丽士人也“志欲仕中原，挺身归大元”（李穑语），从朝鲜半岛奔赴元大都，在研习程朱之学和磨炼诗文之后，又东还故国。他们形成了跨越族群、跨越阶层、跨越大山大川，乃至跨越国境的中外学术与文学交流和融合。
基于全球视角，罗著提出了一个“元代高丽文派”的概念，认为元时寓居大都等地的高丽文人，有核心人物、代表作家和众多骨干成员，并且有着深厚的学术底蕴、相当高的文学成就以及丰富的文献留存，由之形成了一个具有重要的诗文流派，这是元代文坛不应忽略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将高丽文派与“西域作家群体”（杨镰语）进行对比，指出：与后者的单向流动不同，元代高丽士人实现了回流，他们携带着大元辉迹直接推动了朝鲜半岛学术与文风的彻底转向，并促成了朝韩汉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他们的出现是元代文学世界性影响的结果，同时他们的存在又强化了这一影响。此外，也正是出于对有元一代中国与朝鲜、韩国、越南、日本学者文人交往密切史实的考量，罗著在下编特别考撰了“元代中朝（韩）越日间文学活动编年”。
其二，基于儒学学派的承传谱系，梳理和归纳“流而为文”诗文流派。从学术发展史来看，南宋金元时期的所有儒学学派都要以诗文宣扬其学术主张。不同的学派不仅有着不同的学术主张，也有着不同的学术风格。而同时期的诗文流派则大多具有单一或多元的学术背景。学派衍为诗文之派，是这一时期文学史的一大特色。对于这种学派衍为文派的现象，自明清时期黄宗羲（《宋元学案》）、民国时期刘咸炘（《文学述林·宋元文派略述》），到当代的许总（《理学文艺史纲》）、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和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等学者，都曾关注并有过论述。
罗著的归纳则更为系统和全面，不仅提出了南宋与金元时期的七个流派，即朱熹与闽学派之诗文、陆九渊与心学派之诗文、张栻与湖湘学派之诗文、吕祖谦与浙东婺学派之诗文、叶适与永嘉学派之诗文、李纯甫与屏山学派之诗文、元好问与北宗之诗文，而且借助传统谱系学的理念和方法，重点考察了由鲁斋学派衍变而成的元代中州文派、由静修学派衍变而成的元代北方文派、由草庐学派衍变而成的元代江西文派、由金华学派衍变而成的元代金华文派、由新安朱子学派衍变而成的元代新安文派、由程朱之学高丽一脉衍变而成的元代高丽文派。
元朝是中国历代正统王朝中的重要一环，其实，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术与文化没有因蒙古族政权的建立而断裂。相反，元朝尊崇理学，并对元代文学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邓绍基语），而它的一个独特表征就是上面提到的——儒学学派衍为不同的文学流派。遗憾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由于民族情绪的影响、学术观念的狭隘以及“一代有一代文学之盛”说法的遮蔽，学界对元代文学重视不够，研究多限于元曲。而通过罗著的考证和阐述可以看出，元代占据文学主流的仍然是诗和文。其间流派众多，跨越族群，相互涵化，共同构成了元代文坛多元一体的格局。
其三，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展开相关论述。学者杨镰曾说过：“20世纪的元代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元代文学文献的发现。”（《元代文学及文献研究·序》）没有足够的文献支撑，没有扎实严谨的考据，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论断。
罗著一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论，考论结合，例如，在论述“刘因与元代北方文派”时，就结合新发现的碑刻文献等，详考静修门人的生平、师承与著述等，发前人所未曾发覆;下编则纯为考证，尤其重视利用海外文献。例如，关于高丽士人李齐贤的生年，国内研究者因文献阙如，都认为其生于1287年，罗著则依据收藏于韩国的《庆州李氏益斋派谱》，确定李氏生于1288年1月28日。再如，李齐賢居于中国达数十年之久，往往被视为元代文人，不过他在朝鲜半岛文学史上地位更高，被目为东国杜甫。为打破这种因信息高墙导致的不对称，罗著在韩国现存的经史子集诸部汉籍中，广作爬梳剔抉，辑考而成“历代李齐贤评论汇辑”，这无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书中的“元代中朝（韩）越日间文学活动编年”，在学界堪为首创，其第一次把同历史时期的四个国家（地区）的文学交往活动辑考为一体。这样不仅方便了研究者查阅相关内容，也把元朝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历史，以编年体的形式充分地展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编年中的文献很多为国内所无，例如，其中有关高丽士人李榖与元代士人之间的交往，之前的研究，对此往往是一带而过。罗著则从韩国所存文献中，逐一考辑了他们彼此往还的诗文作品。尤其是宋本、谢端、焦鼎、岳至、王士点、王沂、潘迪、宋褧、程益、程谦、郭嘉、王思诚、宋褧、刘闻、刘阅、程益、余阙、成遵等人的诗作，不仅是他们的本集所无，而且所有的现存文献都不见载记。据粗略估计，整部书里，考证内容超过一半。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文献考证基础，所以书中形成的诸多论断都颇令人心服而首肯。
其四，在文史哲的融通中，坚持自觉的文学本位。目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存在一个不好的倾向，那就是以文献挤压批评，以考据取代分析，以文学外围的论述置换对文本的体悟解读，以文学作品为其他学科的注脚，导致文学本位的疏离，甚至是缺失。对此，袁行霈、宁宗一、黄天骥、詹福瑞、钟振振、梅新林、赵义山、张伯伟等学者都曾呼吁要把文学当作文学，真正地回归文学本位。在元代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文学要么作历史的构成部分，要么作哲学的验证材料的问题，因而急需回归文学本位。
罗著是对元代的儒学和文学展开研究，可以看出，其中的儒学部分承接了属于哲学领域的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徐远和的《理学与元代社会》的理念，而文学部分则借鉴了属于史学领域的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和萧启庆的《九州四海风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的方法，但是在“出入经史”后，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文学本位。
这种自觉意识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学术研究主体与文学创作主体的身份一致、学术统绪与文学统绪合而为一、学术理念影响着作家诗文的认知和创作、理学学派演变为文学流派等四个方面，充分论证了元代儒学与诗文之间的关联和互动;二是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着重归纳了不同文学流派的诗学主张和文学风貌，例如，结合元代北方文派成员的所有著述，归纳出他们的诗文主张，即诗文以六经为本而文道并重，不以门户为限而崇实尚用，诗文以汉魏及唐为旨归崇古复雅，同时也总结了他们群体性的创作特征，即慷慨清刚而主体意识强，简严质实而冲淡平畅，富有理趣而议论纵横;三是在具体的论述中，尤其注重以“诗家眼”去审视文学作品，例如，在汇辑李齐贤评论时，更多的是在《东国诗话汇成》《宁斋诗话》《惺叟诗话》《小华诗评》《东诗话》《笔苑杂记》《东人诗话》等诗话著作，以及《无名子集》《寒州集》《恩诵堂集》《讷斋集》《立斋遗稿》《景濂集》等集部文献中，搜輯相关评论资料。
现在，伴随着元代文献的规模化整理，韩国、越南、日本等国汉籍的传入以及对全球视角的重视，元代文学研究已经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还原历史，去除遮蔽，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间，则是未来重建元代文学史的重要路径。《海宇混一：元代的儒学承传与诗文格局》的出现，在一定度上属于“导夫先路”，它不仅在文献考证和理论阐述两大向度推动了当前元代文学研究的进展，而且从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河北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河北省教育厅青年拔尖人才项目（项目编号：BJ201907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