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乌热尔图是鄂温克族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创作者。在多个文学作品中，他竭力展现了深刻的民族文化记忆，小说中的动物书写是他民族文化记忆的呈现载体。在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地域空间中，具有代表性的动物成为乌热尔图笔下有着传统话语权的“聚焦点”，与外界进行着一种隐秘的对话与交流。它们是鄂温克族体现万物有灵观念和自古以来图腾崇拜的对象，也是在鄂温克族生活现实不断现代化的背景下，一种民族精神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体现。
21世纪以来，众多的文学作品以动物叙事为主，描写社会生态，体现生命精神，传达主体对族群发展的忧思。作为一种类型化的小说叙事方式，学者陈嘉冀认为，动物类小说就是“通过对动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述这些有关动物的形形色色的故事，进而更加深入到对社会、文化、人性等更深层面上的探求”。不同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有学者从生态文学的创作方面予以解读，涉及乌热尔图对生态文学的书写和赞扬，肯定他作为鄂温克民族原始文化记忆最后的“守望者”，完成对他文学创作动机、创作心理的探寻和文学作品主题思想意蕴的阐释。乌热尔图对民族文化的书写，展现了鄂温克族人民在不断现代化的进程中被迫接受新的生存规则，展现了民族文化传承的信仰危机和家园失落。小说中的动物书写立足于传统文化的根基，以动物本身作为叙事主体来展现生命个体存在的困境和整个族群发展的窘境。
一、万物有灵：边缘文化的留存
从古至今，人类的生存就与动物有着内在的情感维系，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部分现代人对于某种情感的表达和思维理念中。万物有灵说既充满了神秘色彩，又在人类伦理情感表达方面让人崇敬。学者陈佳冀认为，“万物有灵情感的传达实则是一种朴素而真挚的原始生态思想的最初期的表达方式，当然也是最为核心与最为基础性的伦理诉求所在”。
从原始时期开始，就有万物有灵这种崇高的情感基质逐渐形成，并且与原始人类的自然观和生态观密切相关，乌热尔图关于动物叙事较为明显的一点就是万物有灵说，因为鄂温克族信仰萨满的原因，所以在鄂温克民族的人民心目中，灵魂不灭是他们保存边缘文化的一种生存策略，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与之并存的就是图腾崇拜。他们认为整个自然界都受其主宰，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七叉犄角的公鹿》中，鹿成为作者进行叙事的主要角色，他笔下的生活场景的描写是对古老的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族的再现，因为使鹿鄂温克族有着浓厚的驯鹿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受到了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断变迁的影响，鹿这个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代表了鄂温克族个别支系，与鄂温克族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七叉犄角公鹿》这一短篇小说中，那只被小主人公打伤的公鹿一直把坚韧、顽强的团体精神和对于自由与生命的追求坚持到了最后。作者通过描写文中十三岁的鄂温克族小猎人前后几次遇到鹿的不同境况，向读者展示了一只有勇士精神的公鹿，而这匹公鹿与人类进行抗争的精神推动了小猎人的快速成长。这匹公鹿给予了小猎人勇敢前行的力量，让他知道作为一名鄂温克族猎人身上必须具备的刚果和勇敢。所以，在作者笔下，鹿不仅仅是鄂温克族一直以来相伴而生的动物，也是鄂温克族的精神信仰和灵魂依托，他把这种信仰与希望被动物灵性所保护的期望放到了鹿的身上，赋予了动物和人类同样的灵魂和思想。世界的任何一种生命形式都可以被人类附加灵魂、生命与意识，就像“鹿”一样被逐渐人格化，它们身上都带有动物灵性与自身所特有的生命光彩，所映射出来的是人类内心所暗含的对于世界存在万物的一种隐性期待，然后借助万物有灵这一潜藏的情感基质，形成这一鄂温克民族边缘文化的特殊留存方式。
二、图腾崇拜：从“人化”到“神化”
在鄂温克族，图腾崇拜与萨满信仰构成了鄂温克民族一直以来灵魂与情感表达的一种特殊方式。使鹿鄂溫克族是在三百多年前迁居到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因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麓的深山密林，有着浓厚的狩猎文化，熊就是使鹿鄂温克族个别支系长期以来的图腾。因为在早期的鄂温克族狩猎文化中，他们发现熊有着与人类相似的行为特征，伴随着狩猎经验的不断增加和物质生活的逐渐满足，鄂温克族与熊的关系逐渐亲密。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边是古老民族信仰的尊崇，另一边是时代变迁下的生活变异，从最初的图腾崇拜到捕杀食用，鄂温克族人完成了精神生活向物质生活转变的过渡，证明了鄂温克族人的图腾崇拜是建立在古老的亲族生命形式表达之上的，体现了人类潜意识中对于各种不相同的生命体存在权利的尊重和信仰上的推崇，更把这种情感上升到了现实生活或物质生活中更高的位置。
在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和《棕色的熊——童年的故事》中，熊成为重要的叙事角色而出现。鄂温克族对熊有着特殊的感情，在精神依托的作用下，它成为一种既神秘又特别有震撼力的形象存在，他们敬而生畏，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鄂温克族已经突破了对熊的不断尊崇而到了猎杀的地步，短篇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就描写了鄂温克族人在猎杀和食用熊肉时的仪式感和透露出来的种种民族禁忌。他们炙烤熊肉，对着火苗祈祷，希望驯鹿群受到保护，熊对族人精神上的依托是动物崇拜最直接的影响。乌热尔图小说中对于熊的描写来源于其对民族生活习惯的熟知，他通过鄂温克族食用熊肉时的心理描写来表达熊对鄂温克族人的特殊意义。写到索日卡老爷爷对剔出来的熊骨进行祭祀，这种古老的精神行为反映出生活在东北森林中的民族的显著地方性特征，图腾崇拜逐渐被神化，被人们赋予精神层面的一种心理寄托。这也是乌热尔图关于鄂温克族图腾崇拜最深刻的记忆。
另外还有鹿图腾，《七叉犄角公鹿》中，作者用较为简单的语言描述了一只灵敏、勇敢追求自由的生灵，这与鄂温克族的“驯鹿”文化密不可分。作者歌颂属于自由天地的生灵对回归原始环境的追求，对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和与生俱来的野性美产生强烈的认同。以游猎生活为主的民族向往自由，尊崇天性，对于鹿这种动物有着特殊的情感。小说中，小猎人拼死救下那只被束缚住的七叉犄角公鹿后，它远远离开以后又回头看了看被踢倒的小猎人，随后向着林子飞奔离去。动物不能言语的感恩之心和天生的那种灵性被作者赋予了人类的情感，也潜在地赞美了鄂温克族人民对于鹿的钦佩和敬畏之心，对带有民族性格的文化记忆进行了宣扬和赞美，也对动物身上所包含的浓烈真情进行了动人的书写，呈现图腾崇拜带给人内在的引导性价值意义。 三、民族精神价值的保留
乌热尔图笔下的动物书写，是对鄂温克族生活现实与困境的再现，是对万物有灵说这种逐渐边缘化文化的留存，是对动物书写从人格化向神化的迈进，更是体现了鄂温克族民族精神价值在现代化进程影响下的保留。
鄂温克族作为三少民族之一，因为其长期生存的地域空间限制，发展相对缓慢，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族群的生存忧虑同时成为乌热尔图小说中体现最为明显的部分。狩猎这种依靠森林而维持生存的生活方式终将被农耕文明所代替，精神价值取向的重新建构成为当下讨论的热点问题。而乌热尔图的小说中，动物书写成为20世纪后期作品创作中的一大载体，不仅体现多元化视域下的民族生存忧虑，也体现了鄂温克族从历史进程中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记忆。正如果戈里所说：“真正的民族学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衣衫，而是在于表现民族精神本身。”所以，乌热尔图的小说创作不仅描写了民族文化及生活的丰富多彩，也展现了具有灵性的动物，刻画了性格鲜明的北方狩猎民族人民形象，赞扬他们身上勇敢坚韧的品质，表现了鄂温克族独特的民族精神。
在《琥珀色的篝火》中，猎人尼库在进城给妻子看病的路上，救活了三个迷路的勘测人员，这样热心、正直、勇敢的猎人形象跃然纸上。而文中的动物就成为塑造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产生的重要线索，这样就建构成富有特色的动物叙事文本，诠释了乌热尔图心目中的民族精神，体现出这个名副其实的“森林之子”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民族文化的热爱，再次产生对民族不断遭受现代文明冲击的焦虑和民族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深思。
所以，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动物与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体现了作者对鄂温克族生存法则的再次确认，必须和谐共生、共存。同时，他对始终庇护鄂温克族精神原乡的民族精神感到骄傲。不论是万物有灵说，还是图腾崇拜，这都是一个少数民族对自己民族文化核心的依赖，以此引导着人民生活的价值观和处世方式，体现出鄂温克族文学发展的现实意义。因此，在乌热尔图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促使他进行动物书写和森林书写的始终都是深藏于民族文化记忆中的民族精神及伴随社会历史变迁的发展变化。在众多的短篇和中篇小说里，他用生动的描写来展现笔下各种各样的人物，以便留下属于自己的民族精神。小说不仅体现着族群关怀，更多地在曲折新奇的动物叙事中，通过对动物、猎人、老人等对象的描写来挖掘民族心理和精神气质。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则被赋予了鄂温克族的精神价值。
人与动物和大自然应和谐共生，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重新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重构现代文明下鄂温克族的精神原乡。继续弘扬淳朴、坚韧、以和谐共生为生存原则的民族精神，并且在新的文明冲突之中重建自己的民族文化体系，与其他民族共同構建多民族命运共同体，这是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体系中对乌热尔图小说中动物书写进行重新审视的意义，同时也是对鄂温克族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探讨。
（北方民族大学）
作者简介：妥桂芳（1993-），女，回族，宁夏固原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少数民族作家文学。
21世纪以来，众多的文学作品以动物叙事为主，描写社会生态，体现生命精神，传达主体对族群发展的忧思。作为一种类型化的小说叙事方式，学者陈嘉冀认为，动物类小说就是“通过对动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述这些有关动物的形形色色的故事，进而更加深入到对社会、文化、人性等更深层面上的探求”。不同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有学者从生态文学的创作方面予以解读，涉及乌热尔图对生态文学的书写和赞扬，肯定他作为鄂温克民族原始文化记忆最后的“守望者”，完成对他文学创作动机、创作心理的探寻和文学作品主题思想意蕴的阐释。乌热尔图对民族文化的书写，展现了鄂温克族人民在不断现代化的进程中被迫接受新的生存规则，展现了民族文化传承的信仰危机和家园失落。小说中的动物书写立足于传统文化的根基，以动物本身作为叙事主体来展现生命个体存在的困境和整个族群发展的窘境。
一、万物有灵：边缘文化的留存
从古至今，人类的生存就与动物有着内在的情感维系，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部分现代人对于某种情感的表达和思维理念中。万物有灵说既充满了神秘色彩，又在人类伦理情感表达方面让人崇敬。学者陈佳冀认为，“万物有灵情感的传达实则是一种朴素而真挚的原始生态思想的最初期的表达方式，当然也是最为核心与最为基础性的伦理诉求所在”。
从原始时期开始，就有万物有灵这种崇高的情感基质逐渐形成，并且与原始人类的自然观和生态观密切相关，乌热尔图关于动物叙事较为明显的一点就是万物有灵说，因为鄂温克族信仰萨满的原因，所以在鄂温克民族的人民心目中，灵魂不灭是他们保存边缘文化的一种生存策略，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与之并存的就是图腾崇拜。他们认为整个自然界都受其主宰，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七叉犄角的公鹿》中，鹿成为作者进行叙事的主要角色，他笔下的生活场景的描写是对古老的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族的再现，因为使鹿鄂温克族有着浓厚的驯鹿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受到了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断变迁的影响，鹿这个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代表了鄂温克族个别支系，与鄂温克族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七叉犄角公鹿》这一短篇小说中，那只被小主人公打伤的公鹿一直把坚韧、顽强的团体精神和对于自由与生命的追求坚持到了最后。作者通过描写文中十三岁的鄂温克族小猎人前后几次遇到鹿的不同境况，向读者展示了一只有勇士精神的公鹿，而这匹公鹿与人类进行抗争的精神推动了小猎人的快速成长。这匹公鹿给予了小猎人勇敢前行的力量，让他知道作为一名鄂温克族猎人身上必须具备的刚果和勇敢。所以，在作者笔下，鹿不仅仅是鄂温克族一直以来相伴而生的动物，也是鄂温克族的精神信仰和灵魂依托，他把这种信仰与希望被动物灵性所保护的期望放到了鹿的身上，赋予了动物和人类同样的灵魂和思想。世界的任何一种生命形式都可以被人类附加灵魂、生命与意识，就像“鹿”一样被逐渐人格化，它们身上都带有动物灵性与自身所特有的生命光彩，所映射出来的是人类内心所暗含的对于世界存在万物的一种隐性期待，然后借助万物有灵这一潜藏的情感基质，形成这一鄂温克民族边缘文化的特殊留存方式。
二、图腾崇拜：从“人化”到“神化”
在鄂温克族，图腾崇拜与萨满信仰构成了鄂温克民族一直以来灵魂与情感表达的一种特殊方式。使鹿鄂溫克族是在三百多年前迁居到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因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麓的深山密林，有着浓厚的狩猎文化，熊就是使鹿鄂温克族个别支系长期以来的图腾。因为在早期的鄂温克族狩猎文化中，他们发现熊有着与人类相似的行为特征，伴随着狩猎经验的不断增加和物质生活的逐渐满足，鄂温克族与熊的关系逐渐亲密。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边是古老民族信仰的尊崇，另一边是时代变迁下的生活变异，从最初的图腾崇拜到捕杀食用，鄂温克族人完成了精神生活向物质生活转变的过渡，证明了鄂温克族人的图腾崇拜是建立在古老的亲族生命形式表达之上的，体现了人类潜意识中对于各种不相同的生命体存在权利的尊重和信仰上的推崇，更把这种情感上升到了现实生活或物质生活中更高的位置。
在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和《棕色的熊——童年的故事》中，熊成为重要的叙事角色而出现。鄂温克族对熊有着特殊的感情，在精神依托的作用下，它成为一种既神秘又特别有震撼力的形象存在，他们敬而生畏，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鄂温克族已经突破了对熊的不断尊崇而到了猎杀的地步，短篇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就描写了鄂温克族人在猎杀和食用熊肉时的仪式感和透露出来的种种民族禁忌。他们炙烤熊肉，对着火苗祈祷，希望驯鹿群受到保护，熊对族人精神上的依托是动物崇拜最直接的影响。乌热尔图小说中对于熊的描写来源于其对民族生活习惯的熟知，他通过鄂温克族食用熊肉时的心理描写来表达熊对鄂温克族人的特殊意义。写到索日卡老爷爷对剔出来的熊骨进行祭祀，这种古老的精神行为反映出生活在东北森林中的民族的显著地方性特征，图腾崇拜逐渐被神化，被人们赋予精神层面的一种心理寄托。这也是乌热尔图关于鄂温克族图腾崇拜最深刻的记忆。
另外还有鹿图腾，《七叉犄角公鹿》中，作者用较为简单的语言描述了一只灵敏、勇敢追求自由的生灵，这与鄂温克族的“驯鹿”文化密不可分。作者歌颂属于自由天地的生灵对回归原始环境的追求，对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和与生俱来的野性美产生强烈的认同。以游猎生活为主的民族向往自由，尊崇天性，对于鹿这种动物有着特殊的情感。小说中，小猎人拼死救下那只被束缚住的七叉犄角公鹿后，它远远离开以后又回头看了看被踢倒的小猎人，随后向着林子飞奔离去。动物不能言语的感恩之心和天生的那种灵性被作者赋予了人类的情感，也潜在地赞美了鄂温克族人民对于鹿的钦佩和敬畏之心，对带有民族性格的文化记忆进行了宣扬和赞美，也对动物身上所包含的浓烈真情进行了动人的书写，呈现图腾崇拜带给人内在的引导性价值意义。 三、民族精神价值的保留
乌热尔图笔下的动物书写，是对鄂温克族生活现实与困境的再现，是对万物有灵说这种逐渐边缘化文化的留存，是对动物书写从人格化向神化的迈进，更是体现了鄂温克族民族精神价值在现代化进程影响下的保留。
鄂温克族作为三少民族之一，因为其长期生存的地域空间限制，发展相对缓慢，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族群的生存忧虑同时成为乌热尔图小说中体现最为明显的部分。狩猎这种依靠森林而维持生存的生活方式终将被农耕文明所代替，精神价值取向的重新建构成为当下讨论的热点问题。而乌热尔图的小说中，动物书写成为20世纪后期作品创作中的一大载体，不仅体现多元化视域下的民族生存忧虑，也体现了鄂温克族从历史进程中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记忆。正如果戈里所说：“真正的民族学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衣衫，而是在于表现民族精神本身。”所以，乌热尔图的小说创作不仅描写了民族文化及生活的丰富多彩，也展现了具有灵性的动物，刻画了性格鲜明的北方狩猎民族人民形象，赞扬他们身上勇敢坚韧的品质，表现了鄂温克族独特的民族精神。
在《琥珀色的篝火》中，猎人尼库在进城给妻子看病的路上，救活了三个迷路的勘测人员，这样热心、正直、勇敢的猎人形象跃然纸上。而文中的动物就成为塑造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产生的重要线索，这样就建构成富有特色的动物叙事文本，诠释了乌热尔图心目中的民族精神，体现出这个名副其实的“森林之子”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民族文化的热爱，再次产生对民族不断遭受现代文明冲击的焦虑和民族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深思。
所以，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动物与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体现了作者对鄂温克族生存法则的再次确认，必须和谐共生、共存。同时，他对始终庇护鄂温克族精神原乡的民族精神感到骄傲。不论是万物有灵说，还是图腾崇拜，这都是一个少数民族对自己民族文化核心的依赖，以此引导着人民生活的价值观和处世方式，体现出鄂温克族文学发展的现实意义。因此，在乌热尔图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促使他进行动物书写和森林书写的始终都是深藏于民族文化记忆中的民族精神及伴随社会历史变迁的发展变化。在众多的短篇和中篇小说里，他用生动的描写来展现笔下各种各样的人物，以便留下属于自己的民族精神。小说不仅体现着族群关怀，更多地在曲折新奇的动物叙事中，通过对动物、猎人、老人等对象的描写来挖掘民族心理和精神气质。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则被赋予了鄂温克族的精神价值。
人与动物和大自然应和谐共生，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重新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重构现代文明下鄂温克族的精神原乡。继续弘扬淳朴、坚韧、以和谐共生为生存原则的民族精神，并且在新的文明冲突之中重建自己的民族文化体系，与其他民族共同構建多民族命运共同体，这是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体系中对乌热尔图小说中动物书写进行重新审视的意义，同时也是对鄂温克族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探讨。
（北方民族大学）
作者简介：妥桂芳（1993-），女，回族，宁夏固原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少数民族作家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