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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君主制为英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时至今日，这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政体形式依然散发着持久的生命力。对优良政体的追求一直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目标，探究英国立宪政体成因与过程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对16和17世纪英国史的研究显示，英国先后经历了封建等级君主制、绝对君主制以及革命与王朝复辟后，才最终走上了稳定的立宪道路。既有文献对政体成因的研究视角包括经济因素、议会因素、法制因素以及清教运动的推动等，本文以英国的国教教派安立甘宗为切入点，考察安立甘宗所代表的官方政治神学与政体演变的关联性，为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历史的复杂性使任何依据单一因素建立起的简单的因果联系都显得独断，多角度的分析会增加求解真知的可能性，而且现代早期的英国宗教氛围仍然浓厚，权力的正当性离不开宗教话语提供支持。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的影响是相互的，为了充分展示思想和制度的互动，本文将安立甘宗置于英国政体变迁史中，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展开论述。此二者变化和调整的阶段性特点为理解这段宗教-政治史提供了两个运思线索，也是本文的行文思路:一是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互影响，相互限定发展的方向和边界;二是英国的政体变迁过程实际也是政教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国家和教会共同经历了从专制向宽容的演变，使英国在政治和宗教两个领域都走在了现代化世界的前列。
政体现代化改革的前提，是主权国家的建立以及对“国家”这种新观念的认知，都锋王朝的宗教改革促成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跨越。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基督教共同体，经历了11世纪的“教皇革命”后，罗马教廷确立起宗教核心地位，普世教会消弭了国家的地域性观念，教俗二元主义则切割了完整的主权权力。事实上，天主教会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宗教领域，全面深入的基督教化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众对世界的认识和观点是由基督教塑造的，政府理论和制度建构是基督教思想的政治表达，罗马教廷由于垄断了教义解释权，也就把握住了中世纪的政治走向。宗教改革前的都绎王朝也处于这种宏观局势中，但其政教关系还表现出一些特殊性，英国较早进入了中央集权化进程，王权不仅在封建等级君主制阶段就表现出强势的领导力，还对英国的教会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力。尽管王权在当时的政教关系中占有优势地位，国王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却无法绕开掌握着精神权力的教会，王朝利益与教皇权力的碰撞虽属偶然，却成为在传统宗教框架下解不开的难题。强势的国王选择顺应当时宗教改革的趋势，重塑基督教权力关系，同步开启了英国的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进程。
安立甘宗的形成来自政治改革的现实需要，而其政治神学捍卫了君主的至上权力和教会国家的独立地位，为英国实现从中世纪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提供了思想支撑。为了摆脱教皇的控制，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决裂，由天主教会的一个地方分支转变为英国国教会，国王被尊奉为世俗国家和国教会的双重首脑，原属教皇的权力转归国王，建立起权力高度集中的“至尊王权”，成为国家主权的原始象征。这种对政教关系的革命性调整在传统的基督教观念中极具颠覆性，国教会神学家采用新教“归返原典”的思路，通过对《圣经》的重新解释来为新型权力关系背书，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安立甘宗构建起系统性神学，其教派特色和教会国家理论就在这一时期形成。与固守传统的天主教和激进变革的清教相比，安立甘宗“取法中庸”，在接受新教神学内涵的基础上保留了大量天主教礼仪和制度等外观，这种“中间道路”模式成为安立甘教会的独特底色。与新教领袖大放异彩的欧陆相比，英国的宗教改革由统治阶层主导，自上而下进行，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由此形成的安立甘宗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保守性，追随政治形势调整自身教义，并始终拒绝将哲学思想与宗教狂热相结合。教会国家理论主张教会与国家的同构以及教俗领袖的合一，照应了“至尊王权”构建的新型政教关系，然而，这一教义在提供强大解释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矛盾与冲突，其神学内涵还需要在后来解决面临的问题中被不断完善。
安立甘宗发展的君权神授理论促进了君主制向绝对主义方向转型，并使英国在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经历了政治矛盾与宗教矛盾的相互转化与重合。安立甘宗因其调和性与包容性而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攻击，一是天主教，另是清教，前者要求回归普世教会和承认教皇权威，后者要求按照加尔文主义继续深化改革。虽然天主教和清教存在更多分歧，但二者均支持基督教对教俗两个国度的划分，为维护教会独立，反对国王的一身二任以及教会国家的一体性。在欧洲复杂又严酷的宗教局势下，天主教徒和清教徒发展出积极反抗权学说，赋予信徒武力反抗异教暴君的权利或义务，这对英国的君主和国教会构成双重挑战，君主为了王位的安全稳定，安立甘宗为了保持国教地位，双方结为联盟。安立甘宗在这一时期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系，但事实证明，当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过于紧密时，专制时代就到来了。安立甘宗阐释了国王的神圣权利理论，证明王权的不可抗性以及民众服从义务的绝对性，国王则凭借世俗权力支持安立甘宗压迫异教徒，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双重专制使两个领域的矛盾相互转化并升级为内战。
内战后出现了政教关系的对立局面，安立甘宗神学在此期间的新发展为后来的“光荣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清教徒在内战期间建立了短暂的共和政体，国教被废除，国王被推上断头台，这一方面证明了宗教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直接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的失序也使清教失去了民众基础，英国后来出现君主政体危机时，再也没有用清教与共和主义方式解决。安立甘宗与清教的矛盾曾聚焦于对国教地位的争夺，但从复辟王朝开始，安立甘宗面临的关键问题转变为如何处理宗教多元化，议会和国教会选择通过《克拉伦登法典》镇压清教势力，清教各派选择相互间的宽容，退出国教之争，并在国教会外建立独立教会。君主从内战经历得出的认识也是宗教宽容，避免宗教纷争引发政治危机，这就与国教会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安立甘宗神学在复辟王朝有了两个方向的变化:一是反思清教革命的教训，强调服从对于信仰的意义;二是强调教会相对于世俗权力的独立性，保持与王权的距离。基督教二元主义造成的教会与国家之间持久的张力，在政教矛盾面前再次凸显出来。
“光荣革命”是对安立甘宗神学的一次政治实践，国王和国教会最终在立宪君主制下建立起和谐共存的政教关系。复辟王朝首次出现异教君主问题，这对教会国家构成严峻挑战，在信仰和王朝忠诚的冲突面前，安立甘宗选择了前者。不同于天主教和清教对异教徒的积极反抗理论，安立甘宗信奉消极服从学说，反对暴力抗君，这就决定了“光荣革命”的革命形式以及国教会只能与议会合作捍卫革命果实。安立甘宗取得的最显著成果是，议会立法规定国王必须信仰新教，这种限定具有多重意义:首先，立宪政体的意义不仅在于限制国王权力，还体现在宪法对王位继承权的约束力;第二，由于国王的信仰受到议会法限制，其教俗双重领袖的身份得以长久维系;第三，安立甘宗接受了所有新教教派的合法性，宗教宽容观念融入革命后的政教关系中。然而，当时的宗教宽容是有限的，清教各派享有信仰自由，但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安立甘宗无法抗拒宗教多元化的现实，但守护了教会国家传统。
安立甘宗是英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先导，二者以宗教和世俗两种形式捍卫英国的政体改革成果。安立甘宗和英国政体的发展过程都没有出现强烈的时代断裂感,尊重传统和适时地接受改革使其维持着长久的权威性和生命力。当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潮波及整个欧洲，埃德蒙?柏克赞美“光荣革命”的政治智慧，坚持国家的政治传统和基督教道德，这些正是安立甘宗的政治神学思想，可以认为，英国保守主义是安立甘宗的世俗演绎。
在此需要说明，本文所指的英国主要指英格兰，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断限为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部分论述中的时间下限涉及18、19世纪。
政体现代化改革的前提，是主权国家的建立以及对“国家”这种新观念的认知，都锋王朝的宗教改革促成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跨越。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基督教共同体，经历了11世纪的“教皇革命”后，罗马教廷确立起宗教核心地位，普世教会消弭了国家的地域性观念，教俗二元主义则切割了完整的主权权力。事实上，天主教会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宗教领域，全面深入的基督教化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众对世界的认识和观点是由基督教塑造的，政府理论和制度建构是基督教思想的政治表达，罗马教廷由于垄断了教义解释权，也就把握住了中世纪的政治走向。宗教改革前的都绎王朝也处于这种宏观局势中，但其政教关系还表现出一些特殊性，英国较早进入了中央集权化进程，王权不仅在封建等级君主制阶段就表现出强势的领导力，还对英国的教会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力。尽管王权在当时的政教关系中占有优势地位，国王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却无法绕开掌握着精神权力的教会，王朝利益与教皇权力的碰撞虽属偶然，却成为在传统宗教框架下解不开的难题。强势的国王选择顺应当时宗教改革的趋势，重塑基督教权力关系，同步开启了英国的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进程。
安立甘宗的形成来自政治改革的现实需要，而其政治神学捍卫了君主的至上权力和教会国家的独立地位，为英国实现从中世纪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提供了思想支撑。为了摆脱教皇的控制，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决裂，由天主教会的一个地方分支转变为英国国教会，国王被尊奉为世俗国家和国教会的双重首脑，原属教皇的权力转归国王，建立起权力高度集中的“至尊王权”，成为国家主权的原始象征。这种对政教关系的革命性调整在传统的基督教观念中极具颠覆性，国教会神学家采用新教“归返原典”的思路，通过对《圣经》的重新解释来为新型权力关系背书，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安立甘宗构建起系统性神学，其教派特色和教会国家理论就在这一时期形成。与固守传统的天主教和激进变革的清教相比，安立甘宗“取法中庸”，在接受新教神学内涵的基础上保留了大量天主教礼仪和制度等外观，这种“中间道路”模式成为安立甘教会的独特底色。与新教领袖大放异彩的欧陆相比，英国的宗教改革由统治阶层主导，自上而下进行，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由此形成的安立甘宗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保守性，追随政治形势调整自身教义，并始终拒绝将哲学思想与宗教狂热相结合。教会国家理论主张教会与国家的同构以及教俗领袖的合一，照应了“至尊王权”构建的新型政教关系，然而，这一教义在提供强大解释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矛盾与冲突，其神学内涵还需要在后来解决面临的问题中被不断完善。
安立甘宗发展的君权神授理论促进了君主制向绝对主义方向转型，并使英国在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经历了政治矛盾与宗教矛盾的相互转化与重合。安立甘宗因其调和性与包容性而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攻击，一是天主教，另是清教，前者要求回归普世教会和承认教皇权威，后者要求按照加尔文主义继续深化改革。虽然天主教和清教存在更多分歧，但二者均支持基督教对教俗两个国度的划分，为维护教会独立，反对国王的一身二任以及教会国家的一体性。在欧洲复杂又严酷的宗教局势下，天主教徒和清教徒发展出积极反抗权学说，赋予信徒武力反抗异教暴君的权利或义务，这对英国的君主和国教会构成双重挑战，君主为了王位的安全稳定，安立甘宗为了保持国教地位，双方结为联盟。安立甘宗在这一时期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系，但事实证明，当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过于紧密时，专制时代就到来了。安立甘宗阐释了国王的神圣权利理论，证明王权的不可抗性以及民众服从义务的绝对性，国王则凭借世俗权力支持安立甘宗压迫异教徒，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双重专制使两个领域的矛盾相互转化并升级为内战。
内战后出现了政教关系的对立局面，安立甘宗神学在此期间的新发展为后来的“光荣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清教徒在内战期间建立了短暂的共和政体，国教被废除，国王被推上断头台，这一方面证明了宗教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直接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的失序也使清教失去了民众基础，英国后来出现君主政体危机时，再也没有用清教与共和主义方式解决。安立甘宗与清教的矛盾曾聚焦于对国教地位的争夺，但从复辟王朝开始，安立甘宗面临的关键问题转变为如何处理宗教多元化，议会和国教会选择通过《克拉伦登法典》镇压清教势力，清教各派选择相互间的宽容，退出国教之争，并在国教会外建立独立教会。君主从内战经历得出的认识也是宗教宽容，避免宗教纷争引发政治危机，这就与国教会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安立甘宗神学在复辟王朝有了两个方向的变化:一是反思清教革命的教训，强调服从对于信仰的意义;二是强调教会相对于世俗权力的独立性，保持与王权的距离。基督教二元主义造成的教会与国家之间持久的张力，在政教矛盾面前再次凸显出来。
“光荣革命”是对安立甘宗神学的一次政治实践，国王和国教会最终在立宪君主制下建立起和谐共存的政教关系。复辟王朝首次出现异教君主问题，这对教会国家构成严峻挑战，在信仰和王朝忠诚的冲突面前，安立甘宗选择了前者。不同于天主教和清教对异教徒的积极反抗理论，安立甘宗信奉消极服从学说，反对暴力抗君，这就决定了“光荣革命”的革命形式以及国教会只能与议会合作捍卫革命果实。安立甘宗取得的最显著成果是，议会立法规定国王必须信仰新教，这种限定具有多重意义:首先，立宪政体的意义不仅在于限制国王权力，还体现在宪法对王位继承权的约束力;第二，由于国王的信仰受到议会法限制，其教俗双重领袖的身份得以长久维系;第三，安立甘宗接受了所有新教教派的合法性，宗教宽容观念融入革命后的政教关系中。然而，当时的宗教宽容是有限的，清教各派享有信仰自由，但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安立甘宗无法抗拒宗教多元化的现实，但守护了教会国家传统。
安立甘宗是英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先导，二者以宗教和世俗两种形式捍卫英国的政体改革成果。安立甘宗和英国政体的发展过程都没有出现强烈的时代断裂感,尊重传统和适时地接受改革使其维持着长久的权威性和生命力。当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潮波及整个欧洲，埃德蒙?柏克赞美“光荣革命”的政治智慧，坚持国家的政治传统和基督教道德，这些正是安立甘宗的政治神学思想，可以认为，英国保守主义是安立甘宗的世俗演绎。
在此需要说明，本文所指的英国主要指英格兰，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断限为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部分论述中的时间下限涉及18、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