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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贫困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我国政府也对贫困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制定了各种致力于解决贫困的政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达到了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为30.7%。2019年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降至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也减少至0.6%，到2020年底，中共中央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解决现有贫困标准下的贫困问题。目前，我国学者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更多的侧重于同一代人的研究，即消除现有的贫困人口，对于不同代人的研究较少。然而，解决贫困问题，除了需要消除现有的贫困人口问题，还需要关注子代出现再贫困的问题，即需要尽可能地避免贫困代际传递。
贫困代际传递是研究贫困问题的重要方面，也是贫困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认识我国贫困及贫困代际传递水平的现状，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数据库，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本文从横向角度和纵向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贫困代际传递问题。
首先，本文通过计算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指标分析了我国农村的贫困现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比例呈现大幅度的下降趋势。考虑到家庭结构，要重点关注到这类家庭：尽管在家庭人均收入标准下，家庭中某一人口已经脱贫，但是他们可能是脆弱的脱贫者，由于受到家庭结构的影响，存在较高的返贫风险。然而，我国农村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下降幅度不大，居于较高的水平，我国农村居民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距离贫困标准下的距离仍然较远，贫困缺口较大，贫困人口收入分配失衡的现象仍然突出。第二，考虑到地区和性别差异，发现相对于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农村地区男性的贫困发生率要低于女性，二者之间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差别不大。同时，地区和性别间的差异均在不断缩小，尤其是性别间的差异。
其次，本文利用贫困代际传递转换矩阵的方法计算了我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水平，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农村的贫困代际传递水平表现为下降的趋势。但是，也要注意到高相对贫困标准下贫困代际传递水平的高幅度反弹的问题，说明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的收入仍然达不到较高水平，在解决贫困人口的同时，更要关注其子代的成长，提高子代收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第二，考虑到地区和性别差异，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水平最低，西部最高，中部居中。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扶贫工作的开展，这种差异在逐渐缩小。子代为男性的贫困代际传递水平要远高于女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政策，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施行和“男女平等”思想的日渐深入，二者的差距已经大幅度缩小。
再次，本文通过Bowles-Gintis分解方法，定量地研究了我国贫困代际传递机制，结果发现：我国农村地区的代际收入传递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子代教育、健康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和以子代职业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投资而实现的，其中，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对贫困代际传递的贡献要远大于社会资本。
最后，通过对以上研究的总结，本文阐述了阻断我国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的建议。
贫困代际传递是研究贫困问题的重要方面，也是贫困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认识我国贫困及贫困代际传递水平的现状，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数据库，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本文从横向角度和纵向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贫困代际传递问题。
首先，本文通过计算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指标分析了我国农村的贫困现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比例呈现大幅度的下降趋势。考虑到家庭结构，要重点关注到这类家庭：尽管在家庭人均收入标准下，家庭中某一人口已经脱贫，但是他们可能是脆弱的脱贫者，由于受到家庭结构的影响，存在较高的返贫风险。然而，我国农村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下降幅度不大，居于较高的水平，我国农村居民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距离贫困标准下的距离仍然较远，贫困缺口较大，贫困人口收入分配失衡的现象仍然突出。第二，考虑到地区和性别差异，发现相对于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农村地区男性的贫困发生率要低于女性，二者之间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差别不大。同时，地区和性别间的差异均在不断缩小，尤其是性别间的差异。
其次，本文利用贫困代际传递转换矩阵的方法计算了我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水平，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农村的贫困代际传递水平表现为下降的趋势。但是，也要注意到高相对贫困标准下贫困代际传递水平的高幅度反弹的问题，说明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的收入仍然达不到较高水平，在解决贫困人口的同时，更要关注其子代的成长，提高子代收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第二，考虑到地区和性别差异，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水平最低，西部最高，中部居中。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扶贫工作的开展，这种差异在逐渐缩小。子代为男性的贫困代际传递水平要远高于女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政策，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施行和“男女平等”思想的日渐深入，二者的差距已经大幅度缩小。
再次，本文通过Bowles-Gintis分解方法，定量地研究了我国贫困代际传递机制，结果发现：我国农村地区的代际收入传递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子代教育、健康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和以子代职业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投资而实现的，其中，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对贫困代际传递的贡献要远大于社会资本。
最后，通过对以上研究的总结，本文阐述了阻断我国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