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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当代西方人文学领域的一个关键性词汇——“话语”(discourse)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这一词汇的来源和演变，分析和观察这种演变轨迹对西方当代思想的意义和作用。作者力图完成的，是以下几个目标: 一、考证和分析“话语”概念的由来和演变，梳理其迄今为止的基本走向和脉络。 二、介绍对于“话语”概念产生过重大作用、并赋予“话语”关键性内涵的学者，归纳其主要观点及其在人文学领域内的播撤。 三、考察“话语”理论和其他重要学说之间的互动交流，反思“话语”概念为其提供的启示。 四、解析“话语”在文学领域内引发的连带效应。 同这些目标大致对应，本文的主体由导言和五个章节组成: 导言部分主要介绍话语概念的多种界定、展现话语内涵的复杂性，并描述话语研究的国内外重要成果，以及话语概念兴起的两个时代要素:资本主义社会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结构性转化、巴黎五月风暴。 第一章则详细的考证了在索绪尔(Saussure)、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到斯特劳斯(Strauss)、奥斯丁(Austin)，重点分析在他们的理论在语言到话语的关键词替换过程中所留下的痕迹。话语概念的来源错综复杂，但若仔细勘察，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后现代理论的演进过程之中，存在着一条从“语言到话语”的整体趋向。在这一理论进程中，涌现出一批重要理论家: 本维尼斯特以“句子”为契机，率先提出“语言”和“话语”的分野，具有革命性意义;斯特劳斯以其神话学上的突破，为考察话语的构成方式提供了重要参考;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语言功能的多重性，消解了语言功能的单一性，成为后来话语分析的重要理论来源;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打破了语言和现实的隔膜，突出了语言现实性的一面;巴赫金(Bakhtin)则批判了语言的抽象性，强调言谈的社会现实性和意识形态色彩。 这些理论成就，为话语基本含义的界定、话语的研究方式奠定了基础，也为福柯(Foucault)、哈贝马斯(Habmas)、利科(Paul Ricoeur)等人更进一步提供了根本启示。 第二章则着重分析了以福柯、哈贝马斯、利科为代表的话语的典型“话语”。他们或为话语衍生出新的内涵，或将其延伸至其他领域，话语理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特别是福柯，为话语一词发展出原创性的含义，将话语概念的影响力推向巅峰，成为话语理论的核心人物。不过，福柯的话语理论不是一次形成、再无变动的，而是经历了一次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迁转。 为弥补结构语言学在方法论上的不足，利科则对话语概念做出了新的界定。在利科看来，“语言”、“系统”、“代码”(code)等概念，因其虚拟性，而带有不真实的色彩。为解决这一问题，利科将语言视为话语，同时从语义学立场出发，将话语规定为事件，以事件的中介作用，把事件和意义结合起来。通过这些，利科打破了语言主体的匿名性、意义的封闭性，为理解意义的来源、意义的主体做出了新的解释。 而经过哈贝马斯，话语概念的影响延展至伦理学的范围。哈贝马斯将话语同伦理学系于一体，以一套论争程序(argumentation procedures)取代了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而在这一替代的背后，是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取代单一性理性(monological reason)，自此，伦理规范的有效性来源不再是一个自律性的道德主体，或是某一“元伦理”(meta-ethics)，而来自主体间(inter-subject)的互动交流。 通过福柯等人的努力，话语概念被赋予了新的极具活力的内涵，从而扩大了话语概念的影响，使其得到愈加广泛的应用。 第三章主要剖析话语概念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词汇，它最为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理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元对立结构的思想。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历程中，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和评价不断发生着变化，自马克思(Marx)到葛兰西(Gramsci)、阿尔都塞(Althusser)及佩舍(MichelPecheux)，意识形态的性质，也从纯粹的社会结构之消极附庸，到具有塑造社会主体作用的自足系统，其地位和作用被不断重估，西马思想家一度期望籍其摆脱理论困境。然而，在这一进程中，西马学者认为，由于马克思的基本规定、物质/意识的主客地位，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无法摆脱决定论/宿命论(determinism)的阴影。 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出现了一个“从意识形态到话语”走向，当代西马理论家拉克劳和墨菲(Laclau and Mouffe)试图通过以“话语”取代“意识形态”，以此来构建他们的“连接”(articulation)理论，来消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的色彩。 第四章则审视话语同后殖民思想、主要是东方学理论的关联。 在当今世界，西方知识大肆传播，并被普遍地认同。然而一旦牵涉到对其他文明的认识和评价，西方文明的相应部分便显得不尽如人意，有时带有显著的偏执性。 话语概念为解释这种现象提供了借鉴，萨义德(Edward Sald)正是将话语概念(特别是福柯发展后的话语概念)同西方文明的他者认识结合起来，提出了系统的“东方学”(Orientalism)思想，即将西方知识的普遍性、真理性还原为一种策略性的话语，其目的是为认识和掌控他者，使人们对西方文化以及自身都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第五章则将注意力集中在话语同文学领域的联系。 应合着语言学中的“语言——话语”走向，当代西方的文学本质观也经历了两次转变。以英美文论为例，如果说，“语言”切合了新批评学派的文学观，即文学具有某种恒久性的结构，这种结构支撑着“文学性”。那么，“话语”的观念则否定了这种固定本质的文学观，激发了新历史主义文学观的产生。 不只如此，这一走向还影响了人们的经典观。此前，经典以其不言而喻的永恒价值而获得认同。之后，经典价值的必然性遭受质疑，它或是被斥为权力机构(如学校、评论界等)、或是视为流通体系的运作结果。 通过这些篇章，本文力图呈现的，是“话语”之流变所显示的意义，是一个词语所传达的价值，是一个概念背后的“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