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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五子”系指京山李维桢、鄞屠隆、南乐魏允中、兰溪胡应麟以及常熟赵用贤，王世贞于《末五子篇》称五人“俨然而以文事交于我，则余有深寄焉”，以文坛接班人相期，而通过五人的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来看，他们基本实现了王世贞的期冀，成为了后七子后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从文学思想来看，他们对于时代的变革与文坛的状况有着切身的体会，从而在比较、反思、借鉴的基础上对前人的主张进行了积极的调整。 本文研究的重点不是“末五子”自身的具体观点，而是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以七子派的主要观点（关于“情”和“格调”的论述）为基础，考察前后之间的继承与变化，确认他们在七子文学运动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进而认识七子派文学运动的特色。 在关于“情”的论述中，主要分析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从前、后七子到“末五子”产生了情感的“泛化”，即从政治性、严肃性转移到个体性、自适性，这与政治形势以及由此形成的士人心态有极大关联。二，二者都持“情为诗本”的观点，但着重点不同。前后七子的任务是扭转“理”一统的局面，确立“情”的地位，从而重塑“文学”的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处理好创作中的“情”与“理”的关系。而“术五子”则面对的是“辞虽肖，而情非真也”即模拟的问题，因此他们论述“情为诗本”关注的是“真实”的情感和个体独立的认识。三，关于“性灵”的论述。我们将重点关注作为创作指导思想和创作方法的“性灵说”的意义。“性灵”的提出与“情为诗本”这一根本的文学命题有着巨大的关联，是对前人有关“情感”论述的深化与丰富，同时，它也直接促成了后人对“格调论”的反思，并从根本上提出了反思的目标与方向。 关于“格调”的论述也分为三个内容。首先是关于“格调论”内涵的辨析。“格调”不仅是指字词、音声等形式层面的要素，更是要以此来把握某一时代诗歌的总体风貌和文化品格。而“格调论”的主旨当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树立典范来学习，二是选取典范的标准在于“格调”，具体内容则是指由形式而发展出的整体意蕴。其次是关于“末五子”对前人理论的反思，一是强调“学古”的必要，但亦指出“学古”的目的在于“承累代之余”、“特出创造”;二是检讨了因不善“学古”沦为“泥古”，产生“模拟剽窃”之弊的原因。第三部分探讨“末五子”对前人“格调论”的修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二是“含古茹今，气韵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