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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代，许多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教授学者都提出了不同于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和政党理念，梁漱溟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梁漱溟无疑是一位思想大家，涉猎哲学、政治、伦理、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鉴于笔者能力有限，本文仅以“政党”作为切入点，试图对梁漱溟在抗战时期的政党活动进行一下粗线条的梳理，并对其政党观的形成背景做一点浅陋的分析。 对梁漱溟政党观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中间党派在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活动及其发展命运。同时，它还会帮助从更深的层次揭示中间党派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两大任务的态度，对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的根本看法。所以，分析与研究梁漱溟的党派观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梁漱溟和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就笔者所查阅到的资料来看，目前关于梁漱溟的政党活动及政党理念尚未有专著，只有数量不多的几篇论文，而且只是对其政党实践的历史性描述，亦或对其提出的政党主张进行梳理概括，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关于梁漱溟政党观形成的背景因素及其特点，还未进行过深入探讨。对梁漱溟政党理论研究的忽视势必影响我们全面、客观的评价他的学术思想。因此，填补这一相对空白的研究领域，对其政党思想作出全面的述评，必将有益于全面认识与客观评价梁漱溟。 梁漱溟政党观的形成是国际背景和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上，一战后掀起了对西方的怀疑思潮，先进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社会不是尽善尽美的，对待西学的态度渐趋理性，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国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华民族陷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掀起了全民族的抗战高潮，国内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共产党捐弃前嫌、再度携手。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为中间党派的生存提供了空间，起了人们对国共两党合作地位、方式和前途诸问题的关切。 梁漱溟的政党观不仅有别于国共两大党，即使与其他中间党派人士的政党理念相比，仍不乏自己的独特之处。梁漱溟的政党观集中体现了他对于中国问题的深切思考，既是建立在其哲学、伦理思想基础之上，也是时代条件下的产物。梁漱溟的政党观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内容:一、中国政党“外来”说。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求是梁漱溟认识中国政党产生根源的前提，他认为阶级势力不是形成中国党派的因素。二、中国政党问题的特殊性。梁漱溟的政党观十分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在他看来，中国政党的产生以及中国党派问题的前途都与西方不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三、建立“二重组织”式的政党联盟。在分析中国社会特点的基础上，他否认了在中国实行“多党互竞”或“一党独裁”的可能性，提出了自己关于政党问题的设想:“二重组织”，各别党派为第一重组织，全国许多党派之联合体为第二重组织。四、“政治民主化”的党政关系。反对以党治国，认为政党不应过多干预行政事务。五、“军队国家化”与党军分立。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并主张切实整军，以充实国防实力。 梁漱溟的这些主张鲜明地体现了其政党观的特点——精英与大众的双重视角。一方面关注农村，发动农民。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人是广大的乡村农民。面对日本的强大攻势，必须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但持久战常常会面临兵力不足的问题，而兵力不足的问题只有通过化民为兵，求之于无限才能解决。另一方面，梁漱溟也认识到大众的决定不是必然正确的，因而强调知识分子所发挥的精英作用，主张二者的结合。 考查梁漱溟政党观形成的内在因素时，不仅要考虑到其自身的性格特点，如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徊于“入世”与“出世”之间、狂傲的个性，更应该将之置于国共和谈的宏观背景之下。因为他的政党观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产物，尤其他在调和国共、避免内战上所做的一系列努力更是与国共双方之间的关系、力量对比密切相关的。 中国近现代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都一个共同的特点:本身是书生学者，却不能忘情于政治。在这方面，梁漱溟更具特色。他所有的著作几乎都带有明显的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政治倾向。在这些著作中，他力图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中国问题，一是人生问题。他生前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声称自己不是思想家，而是本着自己的思想行动的社会改造运动者。他在哲学上并没有创造出无懈可击的思想体系，他的思考是为了替自己的行动提供根据。读他的书，会发现字里行间包含着他的理想、期盼和爱国之心。 通过对梁漱溟政党观的梳理和思考，不难看出梁漱溟虽然被成为“民盟之父”，但从本质上来说，他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的热衷者。正像所有了解他的人评价的那样，他本人的气质根本不适于搞政治。在梁漱溟那里，政党和政党政治并不是一种终极追求。他对政党活动的积极投入只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一种应急之策。 诚然，梁漱溟的政党观本身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在实践中也并未取得成功，有些主张甚至根本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但我们不应因此而否定其价值。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冷静客观地重新审视这些思想言论时，会发现其中有许多智慧的闪光: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对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视以及对中国国情特殊性的强调等。这些主张对当下中国的政治改革、政党建设仍然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