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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政府权力增长与市场经济成长的内在统一性。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研究定位，是基于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增长与市场成长呈现持续的正相关:从重商主义时期王权政治的集权控制与统一市场建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强制性官僚体制确立、延伸与自由市场经济形成，到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政府权力范围的持续扩张与市场竞争秩序的形成，政府增长与市场成长是一个统一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政府的治理方式不断完善，市场运作方式也逐渐趋向合理。 “科学的目的在于形成真实的、解释性的理论。”本文认为政府增长与市场成长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发展共同植根于社会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基本经济组织形式的演进中，社会组织原则从根本上规约着两者必须遵循统一的发展路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为此本文引入社会基本经济组织形式概念，努力使本文的社会组织原则理论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使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这一框架内得以重新认识。在概念演绎上，本文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韦伯的社会静态分析理论和哈贝马斯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解释为基础，阐述了本文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社会组织原则——社会基本经济组织形式与其支配性因素间的关系，这一概念将社会的政治结构（阶级、阶层）、经济结构（行业、产业）纳入其分析框架。如果说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形式是政府增长与市场成长的共同路径依赖，那么其支配性因素的要求便是政府增长与市场成长共同遵循的规则。在此意义上，说社会基本经济组织形式与其支配性因素共同构建起分析和解释政府增长与市场成长内在统一性的理论平台。 本文通过对社会基本经济组织形式演化的分析，抽象出传统阶级社会组织原则是单一经济组织形式与身份控制关系，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组织原则是多元化经济组织形式与资本流通关系，后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原则是分散化经济组织形式与自由契约关系。在这一基础上文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政府治理与经济运作在组织形式、运作原则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的统一性解读，来阐明政府增长与市场成长的统一性。重商主义时期也正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原则的形成时期，多元化的特权经济组织是其社会基本经济组织形式，它一方面要求将自身行业特权与王权政治特权结合，另一方面要求瓦解传统地域特权形成统一市场，从而形成了王权与特权结合的政治治理方式和特权经济组织要求下的统一市场运作。统一市场构建是在王权集中与特权行业的共同作用下瓦解传统地域特权而形成的，也即在王权支配下的特权行业间构筑起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多元化经济组织形式与资本流通关系原则决定了政府的治理方式是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职业化理性权威体制，也决定了经济运作方式是以追求效率最大化为目的的自由竞争运作方式，强制性官僚体制与自由市场作为两股共同的理性力量，将传统行业经济特权瓦解，从而形成了强制性官僚体制确立、延伸与自由竞争市场形成、扩大的统一。机器大工业与自由竞争的结合导致垄断市场的形成，进而引发市场经济过程的中断，从而推进市场经济向新的秩序竞争演进，随着社会经济专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经济组织趋于高度分散化，后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原则形成。分散化经济组织形式与自由契约关系决定了新的政府治理方式和经济运作方式成为两股追求公平与均衡社会秩序的力量，共同推进传统行业经济与垄断组织瓦解。政府治理方式由传统的官僚行政向当代公共行政转变，新的行政方式超越了有限政府的理念，权力范围持续扩张;经济运作方式则由于公共责任纳入市场循环，从而形成秩序竞争的市场经济。 本研究是以西方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为摹本，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历史进程对理论本身具有约束力，相反，社会组织原则是理论的核心，在整个理论中起着支配性作用。任何一个社会都应当有其独特的社会组织原则，而且这一原则就蕴含于该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形式与其支配性因素的关系中。在这一认识下，文章在最后一部分对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原则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其政府增长与市场成长的内在统一性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