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根据新解密和发表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处的档案文件，从历史学角度探讨1961-1963年肯尼迪政府对华关系的决策过程，推动其各种对华政策考虑的主观动机和客观因素，以及中国方面的反应等等。 肯尼迪政府曾考虑适当调整一味敌对的对华政策，先后提出要注意“保持门缝”、“坚定而不敌对”，准备对中国“开放门户”等方针。在具体做法上谋划过放松对华粮食禁运，先易后难地逐步通过谈判打开僵局，收缩对西藏叛乱分子的援助，在外交场合同中国有更多接触等。同时坚持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战略”，伺机分化中苏关系，对中国“以压促变”。 中苏分歧尽管已趋表面化，但尚未破裂。肯尼迪有心利用中苏矛盾，但感到无从下手。试探美苏合作限制中国核研制的尝试也未得到苏联的响应。在顾虑苏联态度的情况下，美国对于“拔除”中国核基地的方案，没有作出决策，最后决定用政治手段加核威慑来对付中国的核发展。 这时期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紧张而脆弱的中美关系中起了减压阀、探测仪、制动器的作用。双方探讨过打开僵局的各种可能性，就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建立起“私下会晤”的机制。美国大使进入中国使馆，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先后同中国外交部长握手交谈。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时，中美及时沟通，化解了危机。美方试图从释放美囚、放宽禁运、交流互访等小问题入手缓和关系。中方坚持先解决美国干涉台湾这一根本问题，才能解决其他问题。会谈虽无突破性进展，但为后来“小球转动大球”的戏剧性转折做了铺垫。 1961年美台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面临失败，肯尼迪政府力图改取“重要问题案”，蒋介石坚持沿用“延期审议案”。紧张的交涉引起美台关系危机。肯尼迪最后向蒋介石作出必要时否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闺的秘密保证，以暂时丧失调整对华关系的灵活性为代价，换取台湾当局接受“重要问题案”。 台湾当局竭力干扰中美接近，企图利用大陆的经济困难大举反攻，遭到肯尼迪的百般阻挠拖延，更因大陆方面严阵以待，而未能遂行。但蒋介石经过顽固力争，终于把美国拖入对其小股窜扰大陆活动的援助，达到了牵制美国不能调整对华关系，只能继续支持台湾的战略目标，使美中继续保持敌对。 美国国内政治的挚肘，台湾的干扰，冷战国际战略格局的限制，冷战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等等，十分强烈地制约着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其调整的最大限度不过是“两个中国”之类的方案，是中国方面根本不可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