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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时期”以来一位重新被发现的作家，张爱玲逐渐走出历史“冷宫”并迅速构成被称为“张爱玲现象”的文化现象。张爱玲是一位政治热情不高的世情小说作家，但她的文学创作道路却始终与政治纠缠不清。张爱玲研究各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她的创作与政治的关系还有待梳理。
本文从“政治”视角出发探究时代因素对这位女作家人生道路、文学取向的影响，旨在对个案清理之余，挖掘研究风潮背后的盲点及误区。初入文坛的张爱玲是自觉排斥政治的，她所感兴趣的始终是“饮食男女”这些剥离了时空外衣的，最基本的人性。正如她在自己文章里所说的，“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这一思想贯穿了她小说创作的始终。在上海沦陷区，疏离政治的张爱玲得到了成名的喜悦，但同时也遭到了来自民族意识方面的非议。建国后，张爱玲迫于创作氛围、经济窘迫等多方压力，不得不向左翼政治作出妥协。她“自觉”地给《十八春》和《小艾》贴上了“政治标签”。但是主动向左翼靠拢并没有使她迎来小说创作的新高峰，反而使她感到压抑，创作热情也出现衰退。不久，张爱玲作出了离开中国大陆的选择。可是这次出逃也没有让她找到一片写作的乐土，反而使她陷进了另一个政治泥潭。她不得不将自己热衷表现的人性装进另一个“政治外壳”中。《秧歌》和《赤地之恋》两部作品让她付出了“缺乏真实”的代价。
在张爱玲最喜爱的小说《色，戒》中，她终于得以用相对自由的方式面对“政治”，而这篇小说也显露出了她本人对政治的真实态度：在文学作品中，政治只是一个表现工具。在《色，戒》中，为了表现更深刻的“人性”，张爱玲通过改编历史，对“政治”进行了毫不客气的“利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历程是一个试图疏离政治，而又不断被政治纠缠和不得不向政治妥协的过程。在一个政治为生活焦点的时代，她从疏离政治到两次改变政治倾向。同时又因为政治原因，她在文学史家及批评家视野中也“忽冷忽热”。她的创作历程和被接受的历史说明，如何处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既是作家，也是批评家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