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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卡夫卡都是世界知名的作家，反讽手法是他们共同的武器。鲁迅和卡夫卡都是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鲁迅去日本留学，最先想做个医生，后弃医从文。他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反对游戏的文学而提倡为人生的文学。鲁迅作品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卡夫卡也反对消闲的文学，认为读书应该能帮助认识生活的真相，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尽管卡夫卡没有学医的经历，他也认为作家和医生这两种职业有相似之处。他认为医生医人类肉体之病，写作医人类精神之疾。但正如他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所写的一样，卡夫卡并不全然相信写作或者医疗能够治好人类的顽疾。鲁迅和卡夫卡都常用“演戏”的意象。克尔凯郭尔曾经说过：“对于反讽最关键的是主体感到逍遥自在、现象不得对主体有任何实在性。在反讽之中，主体一步步往后退，否认任何现象具有实在性，以便拯救他自己，也就是说，以便超脱万物，保持自己的独立。”正是在看似冷眼静观、不为所动之中，鲁迅与卡夫卡以反讽的态度对世界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于人的灵魂施以疗治，实践了他们身为作家的责任。
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的风格是在与现实的对立中塑造自己的。鲁迅和卡夫卡一样，都与权贵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揭露了其必然灭亡的腐朽本质。正是在这种与现实的对立中，他们确立了各自反讽的风格。鲁迅和卡夫卡都常常把家庭的主宰者当作压迫人的统治力量的象征。在卡夫卡看来，父亲的世界和官吏的世界是一模一样的。父亲的家长制作风跟国家的君主专制统治是分不开的。鲁迅也认为家庭制度和反动的封建制度连为一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统治秩序把社会、家庭结为一体。君臣关系是封建秩序之叶，而家庭关系是封建秩序之根。鲁迅要挖封建思想的“祖坟”，就必然要从批判封建家庭关系入手。鲁迅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决绝反叛是五四文化先驱者比较普遍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传统中某一部分出了毛病，而是这种文化在根源上有问题。正如在卡夫卡的《乡村医生》里，那个“小伙子”看起来一点病也没有，可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这正是那权贵者主宰的所谓理性社会的象征，看起来是繁华盛世，“认真检查”之后，却发现早已无可救药。
除了对权贵者的彻底否定，鲁迅与卡夫卡的作品中也都体现了对“人”本身的关注，表达了对特定历史时期人的命运、人的处境、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思考。他们的目光常常聚焦在地位低下的小人物身上，关切他们的境遇，探索其中的原因。鲁迅与卡夫卡的反讽意识体现在他们既同情小人物受到的凌辱和压迫，又感慨小人物自身的劣根性，其反讽意味不可谓不深。为了人的自由与幸福，面对黑暗势力鲁迅提倡“韧性战斗精神”，表现出反抗绝望的巨大勇气。而卡夫卡认为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面对这个冰冷的世界，一味以暴抗暴未必能取得意想的效果。
现今正值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时期。然而随着中国社会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拜金主义也迅速蔓延，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价值标准出现严重偏差。处于“现代社会”的中国，很多人正经历着“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如何走出这种困境，要回答这个问题，卡夫卡和鲁迅的作品对我们仍然有借鉴意义。他们的精神和艺术不会过时，对他们作品的研究当然也会继续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