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1985年荷兰政府发布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策白皮书《高等教育：自治与质量》，开启了荷兰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之路。作为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先驱国家之一，荷兰以同行评审、质量提高为导向的“荷兰模式”受到各国的普遍赞誉。然而，在博洛尼亚进程的强大影响之下，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国际透明度与可比性，确保基本质量、实现绩效问责成为荷兰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的根本价值诉求。由于对绩效问责的过分追求从而导致了质量保证严重背离了质量提高的政策目标，并最终动摇了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2011年开始之际，荷兰质量保证政策又努力重新在质量提高与绩效问责之间寻找平衡点，试图加强高校对质量保证系统的所有权，让高校成为质量保证系统真正的“主人”。荷兰二十多年来的政策演变历经了一条从质量提高到绩效责任再试图回归质量提高的曲折道路。
本文运用政策范式理论对荷兰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荷兰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共经历了三个范式：第一个政策范式是1988年建立的质量评估制度。质量评估政策范式产生的根源来自于荷兰政府与大学关系的重新界定，其政策目标主要是质量提高，绩效责任处于从属地位。政策工具及其设置包含了几个要素：(1)荷兰大学协会负责对大学进行外部评估，评估主要服务于大学，而不是政府；(2)高等教育督察署作为政府的“传感器”，承担元评估的角色，即对整个质量评估系统进行监督，以及对大学质量评估的后续行动进行检查；(3)质量评估以同行评审而不是绩效指标为基础；(4)评估结果与政府拨款没有建立任何直接联系。
第二个政策范式是荷兰于2003年正式建立的认证制度。建立认证制度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1999年的《博洛尼亚宣言》。《宣言》中提出的建立学士一硕士二级学位结构、欧洲学分制度等目标“激发”了荷兰质量保证政策向新的范式转型。在认证制度中，其政策目标主要是绩效责任，而质量提高处于边缘地位。从政策工具及其设置来看，荷兰认证制度包括几个重要的元素：(1)由一个独立的认证机构--荷兰-佛兰德认证组织(theAccreditaton Organization of The Netherlands and Flanders，NVAO)掌舵整个认证系统。NVAO对学位项目的认证决策是基于质量评估机构对学位项目做出的评估报告；(2)由经过NVAO授权认可的质量评估机构负责对高校进行外部质量评估，这些评估机构完全独立于被评学位项目及其所属高校；(3)一个公开的认证框架。质量评估机构对学位项目的评估要基于NVAO的认证框架，NVAO对学位项目的认证也要严格按照认证框架中的标准和准则；(4)认证结果是一个是或否(yes/no)的二元判断，认证结果对高校而言承载着重要的利益关系。
第三个政策范式是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以院校审计为基础的认证制度，其建立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解决既有范式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垢病--条文主义、繁文缛节，致力于减轻高校沉重的认证负担，试图加强高校对质量保证系统的所有权，让高校成为质量保证系统真正的“主人”。其主要政策目标是促进营建一种真正的质量文化，激励高校致力于超越质量阀值，重建绩效问责与质量提高之间的平衡。在政策工具的设置上，以院校审核为基础的认证制度与以往认证制度相比有几个变与不变的方面：(1)NVAO的地位没有改变。事实上，NVAO在新的认证制度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加强。(2)新的认证制度中组合了院校审核和认证两种质量保证工具，院校审计的重点放在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质量保证系统上，认证的层面仍然是学位项目。其运行规则是，高校首先申请院校审计，如果审计结果显示高校内部的质量保证系统运作良好，那么该校提供的所有学位项目只需要申请有限认证；如果院校审计的结果为否定，或者高校放弃申请院校审计，那么该校提供的所有学位项目必须申请综合认证，(3)NVAO的认证框架发生了改变，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与国家资格框架紧密联系；二是认证的重心聚焦于学位项目的学习结果。
荷兰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欧洲范围内可观察到的发展趋势，即国家“高压”控制型质量保证方法正明显向“轻触”型质量保证方法转型，质量保证的责任正由外部质量保证机构向高等教育机构自身转移。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本身不是目的，它的最终目标在于提高教育的质量。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质量保证系统是确保并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石。质量保证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虑并加强高等教育机构对质量保证系统的所有权。政府对高校绩效责任的诉求必须与高校的质量提高互相携手，而这只有通过学术界主动而积极的合作才能够有效地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质量保证机构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是否能够建立一种真正平等、信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