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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爱新觉罗的家谱——〈玉牒〉为中心，来研究清代统治集团中婚姻的作用及清代皇族的婚姻状况，本文重视婚姻对象的社会身份、地域与几代连续通婚的世婚家庭，与其中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本文不仅讨论了宗室的婚宦关系，更藉由宗室的婚姻，讨论如何利用婚姻维持本身政权。这一过程又是如何演变，以及满蒙汉婚姻文化在其中的变化，这几项讨论都是其它家谱研究中所难以达到的，相关研究同样付之阙如。故本文即以宗室婚姻作为关注点，包含婚姻相关政策与婚姻对象，因为清代前期相关研究论者极多，因此集中以高宗弘字辈至毓字辈八个辈份宗室探讨，人物数据主要时间集中于乾隆至光绪年间，男孙共三万五千八百七十一位，有婚嫁资料衔至奉恩将军一六二四位，共的共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位，其中亲王有两千一百九十四个妻的通婚资料，八百九十八个妾，女孙共两万八千五百七十位，其中宗室女共八千九百六十二有婚嫁对象数据。如此丰富的资料，是此前任何一项研究中均缺少的。 联姻对于不同阶层的宗室也有不同的意义。对于近支宗室而言，指婚制度不仅决定了婚配对象，也是清廷在宗室王公与朝臣结交森严控制下拉拢重臣重要的一环，入关之际的佟养性家族，与雍干两朝的鄂尔泰家族、和绅家族，道咸年间的桂良家族，与钮祜禄氏家族，都因为指婚制度与皇室高阶宗室结成姻亲。另一方面，藉由备指额驸制度，与蒙古外藩亲王的联姻也从未间断，从而确立的北疆的安定。 不同阶层的宗室越到后期的经济社会差异就越悬殊，宗室女更是除有封爵的之外，没有任何收入，因此还需依赖相关福利政策，才能有一方之地。而咸同年间战乱频仍，兼受到漕运不济与银贵钱贱的影响，米价为原来的六到七倍，但发放的俸银与俸米都减少，加以宗室染上奢华习惯，不善经商营生，光宣之际多求一饱而不得，婚姻成为许多家庭摆脱困境的唯一指望。包含红事赏银、孤女银等婚姻福利政策，协助宗室得以缔结良缘。 本文研究表明，制度也造成了相关婚俗的转变。满族的殉主现象被纳入旌表制度中，旌表的发放与奖励更促使宗室的贞节观念越发严厉，但是，满族的隔辈反嫁与群婚习俗却依然持续到清末多民族的通婚关系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越到后期，贞节观念与婚俗都越来越汉化，清朝虽欲以政策性婚姻稳固政权，但中高阶通婚对象的越形封闭，与低阶宗室的与小门小户结亲，不仅在政权上没能纳入新兴汉督抚集团，在文化上也渐渐失去满族的特性，选秀政策上也反应出八旗内部日益严格的界线，依据由内而外，从上至下，从汉军到满洲的次序，一批批旗女被排拒阅选范围之外，嘉庆年间在制度上明确分出满蒙与汉的分别，大幅缩小汉军备选的资格，可见清廷心态愈亦禁锢，骨血兼容却狭隘的政治集团最终不敌革命的号召。婚姻失去清前期巩固北疆、结交异姓贵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