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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讨情绪调节策略在预先应对和拖延中的中介作用。预先应对是一种未来取向的应对,指的是个体为了达到挑战性目标或争取个人发展所作的争取及积累资源的努力。预先应对策略是自积极心理学兴起以来,学界开始渐渐关注的一种积极应对压力的方式。同时,作为一种普遍行为,拖延一直是困扰人们并成为特定人群(如学生)的重要压力来源的问题。在已有的预先应对研究中,研究多着重研究预先应对与抑郁、焦虑、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心理健康因素之间的关系,但鲜有研究涉及从预先应对的角度探讨拖延的问题及其作用机制以及它们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而作为个体适应社会发展的关键机制,情绪调节策略在预先应对的产生和拖延行为的抑制方面起何作用,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面。
因此,本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的欧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了预先应对和拖延的关系和情绪调节策略在它们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次研究使用预先应对量表,拖延行为量表,积极重评量表和表达抑制量表调查了202名外企员工。
研究一,首先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验证了拖延量表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发现该量表信效度指标良好,可以用于后续的研究。
研究二,采用多元回归分析,考察不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预先应对和拖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预先应对与拖延呈负相关(r=-0.430,P＜0.01);积极重评与拖延有相关(r=-0.349,P＜0.01):表达抑制情绪调节策略和拖延也有相关(r=-0.197,P＜0.01);应对与积极重评情绪调节策略呈正相关(r=0.227,P＜0.01),与表达抑制情绪调节策略无相关(r=0.130,P＞0.05);积极重评策略对拖延与预先应对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sobel=2.42,P=0.015).
本研究采用外企员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并验证结构模型,探讨了情绪调节策略,预先应对和拖延的关系,丰富了现有的研究;应用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制定相应的策略以帮助外企员工更好地适应和应对压力环境、提高预先应对水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