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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中国社会进入了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期。不仅集体行动的数量增多，而且不断地重演过去，比如以2008年瓮安事件为代表的“无直接利益相关型集体事件”，2009年在湖北石首再次上演。 这种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是如何演变为集体行动的？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有没有可以拆解的环节，能否将集体行动化解，特别是无直接利益相关型集体行动？面对集体行动，地方政府的角色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以典型性事件作为模板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得出此类事件的共性，并找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念和方法。 文章按照“社会结构—心理冲突—冲突行为—关系动员网—制度政策”的思路，通过对典型事件的分析，解释集体行动产生的宏观结构以及个体行动者参与的微观过程。同时针对这样的研究思路，文章采用了“个案延展分析法”，“结构性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首先，文章对集体行动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理论回顾。其次，文章以2008年发生的“瓮安事件”为研究对象，从典型个案的叙事出发，探讨这种无直接利益相关型集体行动发生的结构性原因，即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关系变迁引发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然后，深入剖析了微观层面个体心理到宏观层面群体行动的演变过程。 最后，文章在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建议地方政府突破惯性思维和惯性模式，将角色从“接球手”转变为“击球手”，积极采取政策措施提高危机处理能力，从而找到“无利益相关型集体行动”软着陆的普适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