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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治国”是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一种思潮，主要提倡由专家进行国家治理，其具体形态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也不尽相同。民国时期，国内思想界也提出了特定的“专家治国”设想，且将其表述为“专家政治”。 中国古代社会，儒生的地位较为显赫，他们通过察举和科举等制度参与到国家的治理活动中来。而专才的地位却极其卑微，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出现在政府部门之中，但就总体来说，传统专才并没有依据专业性与国家政权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的爆发，之后才逐渐发生改变。为了应对经过近代科技革命洗礼的西方列强，晚清政府启动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由于以人文知识为主的传统儒生无法与此相适应，统治者不得不转而网罗民间专才，并开始着手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员。虽然洋务运动最终没能挽救清朝的衰亡，却向国人展示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以及专业人员的重要性，也促使晚清政府加快了培养专才的步伐。随着留学运动的逐步扩大和国内新式教育的不断深入，现代专家群体在民初基本形成，且一经形成就受到当时社会的极大追捧。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国家权力体系的官员输入机制就此中断。此后不久，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推翻了帝制，中国的权力体系又面临重建。在此背景下，专家作为一种选择被推上了国家的政治舞台。这是因为，科学在当时被寄予了无限希望，尤其“科玄论战”的推动，使科技的社会功能被扩大化，人们开始相信专家在科技领域之外也具有普遍的效力。另外，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壮大，专家群体也要求实现自我价值，加之儒学传统和现实民族危机的影响，他们表达出了参与国家治理的强烈愿望。 孙中山最早论述了“专家治国”的相关问题。之后，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又依托所办的《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等刊物，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使“专家政治”理念得以形成、发展并走向成熟。他们主要提出了两种“专家治国”方案，其一是政府官员的专业化，其二是学者参政。同时期的西方“专家治国”思潮，即“技术统治论”也在此时传入中国，却并未得到国内思想界的认可。事实上，基于不同社会现实所提炼出来的“专家治国”思路有着明显的差异。相比较而言，“专家政治”理念提倡“相对”的专家治国，强调专家向政治上的努力，且对治国专家提出了鲜明的道德要求。除了这些差异，中西方的“专家治国”设想也表现出较为一致的空想色彩。 民国时期的国内主政者们显然接收到了“专家政治”的信号，注意到科学技术以及专家的有用性。当时的社会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在客观上是有赖于专门人才的。另外，吸引专家进入政府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使政要们获得好名声。鉴于此，民国时期对“专家治国”的这种特殊期待得以落实到实践层面。就政府官员的专业化情况来看，民国政府的决策层和执行层中均出现了大量的专家型官员。一些技术性较强的职能部门，如经济、外交、教育等行政管理机构的官员更是如此。与此同时，“学者参政”方案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历经了体制之外的单纯议政和建议咨询后，于抗战前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直接从政。 总之，从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专门知识、专家逐渐取代了儒学、儒生，与权力建立起密切联系。这是发生在中国社会的一次重大转变，标志着科技文化在中国社会地位的极大提升。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专家群体已出现在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活动中，专门知识也依据其有用性内化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但专家及其所拥有的专门知识却并没有像“专家政治”理念设想的那样成为权力的合法来源。相反，政治权力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专门人才的任用。当然，民国时期，专家以及专门知识的运用已渗透到国家治理的决策层面和执行层面。通过对当时经济、外交、教育、科学等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专家所具有的专业力量对于这些领域的现代化、乃至民国社会的文明进步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遗憾地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彼时政治体系的先天缺陷，当时国家治理中出现的大量专家并未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