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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这句经典名言一方面揭示了真正的哲学既可以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得到解释，反映时代精神，又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另一方面意味着真正的哲学不仅只是自己时代精神的反映，更重要的，它具有能够突破时代局限引领和指导社会前进的内在超越性和批判性，这恰是其永葆青春的生命力所在。马克思哲学作为现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鲜明的时代感。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理论既是马克思哲学革命性实质的内在理论要求，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需要。而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哲学，怎样发展马克思哲学，又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不管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本身还是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来说，费尔巴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跳过的关键人物之一。 本文通过分析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及其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以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不仅揭示了分别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为导向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费尔巴哈式”解读的理论实质和历史局限性，而且论证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并赋予人道主义以科学的理论形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阐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如何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怎样促使马克思在自己独立开创的研究道路上逐渐走向成熟，直至解除对费尔巴哈的误解，实现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超越和彻底清算，客观、真实地再现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思想关联，并对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和超越的各种条件、根源，以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系统分析。 哲学史上，以费尔巴哈哲学立场解读马克思哲学，亦即将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化”，主要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为导向的理论阐释，以梅林、普列汉诺夫等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代表;二是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导向的理论阐释，主要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依据人本主义化的程度和范围不同，又存在两种基本理论倾向:一种是把整个马克思哲学“完全”人本主义化，以弗洛姆、马尔库塞为代表;另一种是把马克思哲学“部分”人本主义化，以阿尔都塞为代表。虽然上述两种解读模式各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必然性，但是，其理论本身又的确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他们把费尔巴哈哲学肢解为机械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两部分，然后各取一方作为对马克思哲学进行阐释的理论根据和主导方向。由于没有揭示出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本质重要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实质因此而被遮蔽。从根本上看，两种模式都割裂了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有机统一，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片面化、庸俗化、极端化。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植根于现代性生活本质中的、囿于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逻辑建制的近代哲学思维范式。 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如何理解费尔巴哈哲学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实际上，上述两种解读模式的局限性也与片面地、机械地理解费尔巴哈哲学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分析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来源及形成过程，指出“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是构成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内容及特色。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因其“唯物主义”特色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唯心人本论的扬弃和发展，又因其“人本主义”特色而优越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哲学以其“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性质实现了对唯心主义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双重发展。但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缺陷决定了其理论本身的发展限度，这一直观性使费尔巴哈终究没有跨越近代形而上学藩篱，未能实现由自己开辟的哲学任务而进入现代哲学行列。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继承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实现哲学革命的。 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起着中介、环节、纽带、桥梁的作用，这已是学界共识。但是，多年来围绕怎样理解和阐释这种“中介、环节、纽带、桥梁”的作用这一核心问题，学界始终争议不断。费尔巴哈究竟在哪些问题上，何种程度上，由于怎样的主、客观条件，以怎样的方式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一直存有争议。有人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完全的“费尔巴哈阶段”，亦即马克思先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转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再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走向自己的新哲学。本文对马克思的“费尔巴哈影响”从“两个维度”和“三个阶段”进行了分析考察。“两个维度”是指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三个阶段”是指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法年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为分界点形成的三个发展阶段。通过分析论证，作者指出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不存在一个独立完整的、纯粹的“费尔巴哈阶段”，但他的确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至深以至于让人产生存在“费尔巴哈阶段”的误解。对于思想发展中的“费尔巴哈影响”，马克思本人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认识过程。从《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赞扬和极度推崇，以及实际观点上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突破和超越，我们可见马克思把自己新世界观的萌芽误以为是费尔巴哈思想的合理推演，体现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继承与超越并存的矛盾状态。马克思后来的论述旁证了“费尔巴哈影响”和误解的存在。 尽管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但是马克思并非一味全盘接受，而是通过批判地继承实现了超越，建立了自己的新哲学。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没有无批判地全盘接受费尔巴哈哲学，而是始终坚持辩证原则，有选择地继承。从二人最初的理论差别及其扩展，到马克思思想独立发展，再到对费尔巴哈理论限度的实质性突破;从不自觉的超越，到明确地批判和清算，直至成熟形态的新世界观的形成，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和超越经历了一个复杂渐进的发展过程。通过扬弃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革命。然而，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传统的理论精华并没有因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而从此消失，而是作为价值诉求和精神实质渗透于唯物史观，与之水乳交融，并在其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因其现实必然性、科学性而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为人道主义提供了具有现实必然性的科学根据和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使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西方人道主义从抽象的、空想的理论形态发展为科学的理论形态，从而实现了科学理性与人道主义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扬弃和超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综合了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才得以实现:主观的、客观的;内在的、外在的;“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要素等。它们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扬弃和超越，成为马克思科学人道主义思想形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文章着重分析了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情结和火热奔放的个性特征、马克思理论研究中的实践倾向以及马克思本人亲历现实的革命实践活动、马克思对时代精神的准确及时的把握、前人及同时代人的理论研究成果对马克思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在最后一方面中，笔者强调指出恩格斯、赫斯、施蒂纳以及黑格尔的思想理论不仅推动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而且对于马克思走出“费尔巴哈阴影”，进而对其哲学进行批判和清算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哲学作为革命的、批判的、实践的、开放的哲学，在当代依然青春焕发，富有强劲的生命力。它不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新特点、新问题依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批判力，而且对于如何应对社会主义乃至全球性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当然，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客观上也要求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更是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人道主义与科学理性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