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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视角”是指在建设社会工程的过程中,国家采取的一种简单化、清晰化和标准化的方式,以便于国家对社会实施管理和控制等的一种宏大的极端现代主义视角。与此相反的是“市民视角”,面向居民的日常生活,强调过程、复杂性、多样性和开放性,基于局部知识和实践知识的演化主义城市规划和建设理念。城市规划中的“国家视角”是一个政治过程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完成统治者对社会进行控制或表征国家权力与形象为目标,过度关注规划“工具理性”的科学性一面,模糊规划“价值属性”的社会性一面,标榜抽象的“公众利益”而客观上逃避或欺骗规划对一般市民的权益。权力与利益联姻,技术诠释政治。政治逻辑、商业逻辑和官僚逻辑在这里高度契合。 城市体验是一种身体体验,好的城市意象就是空间安排与市民身体体验两者良性互动而形成的。但空间上几何学的整齐外表与满足日常需求的有效系统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对应关系。本文关注的城市规划中“国家视角”与“市民视角”之间的冲突和协调。首先从微观角度,通过对城市五元素道路、边界、节点、区域和地标描述:道路宽而稀等级制;边界生硬、突兀;节点之间关联度差;功能分区;地标总体体量巨大,标本复制、泛滥成灾。检视出北京从宏观上呈现出“国家视角”的城市意象,追求视觉秩序,忽视经验秩序;历史感和文脉的缺失,四合院和胡同的消失;步行空间恶化,街道的异化,交往和交流空间的失落;多样性、复杂性和活力的缺失。紧接着分析城市规划“国家视角”与市民日常生活相违背的根源。产生这种冲突的原因有四个:对自然和社会简单化的管理、极端现代主义意识、集权国家和软弱的市民社会。社会的清晰性为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提供了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集权国家则有实现这些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对地方实践知识的忽视则加速了这种大规模工程的失败。 由此,我们提出城市规划回归“市民视角”,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规划的演化范式,它强调市民参与,市场与规划配合,实现规划师角色从技术专家到“沟通者”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