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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阳明学和道统论分别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然而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研究一直以来却较为薄弱。固然从整体来看阳明学的确少谈“道统”一词，但阳明学者的道统意识却又十分强烈，具有道统意蕴的论述也十分丰富。本文紧紧围绕本质性与历史性两个道统论的关键维度，通过对不同类型道统思想的细致分析，以期勾勒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整体面貌。
第一章总体讨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由来、表现形式和发展轨迹。朱子学以凸显精神文化意蕴的道学来理解道统，阳明学继承了这一立场。不过在具体表述上，从阳明而下，阳明学者较多使用宗、脉这两个概念来表达自我的道统关切。其中，宗偏向本质型维度而脉偏向历史性维度。由所宗不同，阳明学可以分为以良知、仁、身、性概念为中心的四个道统思想类型，其中以致良知为宗和以求仁为宗是两种前后相继的主要类型。在以道学理解道统之外，基于对实际治理秩序的强调，随后晚明阳明学又出现了治、学二分，以治统摄学统的道统思想新局。
第二章主要论阳明学对“十六字心传”的理解。“十六字心传”是朱子学道统思想的中心论点。阳明在朱子理学道统论的背景下，早期以源于“十六字心传”的心学为主旨论述道统，阳明后学不论具体立场为何，都不否认圣学为心学的基本观点。就道心人心的关系而言，阳明和大部分后学都持心即理的观点，对道心人心坚持一种天理人欲的对立理解;少数后学则将道心人心视为一种非一非二的体用关系。不过虽然立论各异，阳明学者都能将道心把握为主体性价值的内在根源，这就和朱子学的理解区隔开来。阳明学者也多有将中视为圣学之宗的提法。总体来说，“十六字心传”在阳明学道统思想中处于一个既重要又缺少独立性的位置，可以在总体上确定阳明学的道统思想是一种心学道统论，但不能以此判定各学者道统思想的具体意涵。
第三章专论阳明学中以良知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起初以心学衡定圣学，在自身良知学成熟以后，便大肆宣讲良知学，以良知为中心定位圣学。阳明道统谱系的突出特点是推重颜子和周、程二子。阳明的大多数一传弟子接踵继武。浙中王门一传侧重揭示在中之体，江右王门一传关注工夫，归寂派王门一传偏重寂、静等观念，他们以良知学为核心各有侧重地建立各自的道统论述。良知学的道统地位在阳明从祀时达到了高峰。但是阳明二传弟子以后，除了一些浙中王畿后学以外，鲜少有以良知为中心而建立道统论述者。随着良知学权威的下降，良知道统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第四章考察阳明学中以仁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在致良知之外，也特别重视一体之仁并在晚年大力提倡，但始终没有完全将其提至道统论述的层面。蒋信以万物一体为宗，在阳明弟子中独树一帜。在他们的影响下，以仁为宗的道统思想在二传以后弟子中得到了张扬。江右王门二传仁、心并重，浙中王门二传大力渲染仁体的宇宙意义，黔中王门注意发挥仁体合内外寂感的本质，天台一系的学者建立万物一体之仁的道统历史铺陈，泰州后学颜钧、何心隐则在道统中直接孔仁。这些学者的道统论述与致良知为宗者的不同就在于以求合内外的仁为旨归并以此来定义心体，在谱系上以仁学为中心而回归孔孟。此外，以修身为宗旨的道统思想将身体性作为道德实践的根本，宗性的道统思想以性为首出的观念，此二种道统思想可以视为仁学道统思想的同调。
第五章讨论晚明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新局。阳明后学中主张三教合一论者有一种平视三教的正统主张，不特别标榜道传的儒家系谱，这以李贽、焦竑二人为代表。而更多的三传以后弟子以治、学两条线索组织道统论，治之统系虽以学为根本，却将学之统系兼摄。江右王门胡直后学邹元标、郭子章并列治、学两条谱系;浙中王门陶望龄的道统论也有着道事合一和道不即事的两条线索;泰州罗汝芳更是推尊明太祖，以孔孟之学佐唐虞之统的最早代表。在这几者之外，泰州后学杨复所与管东溟的道统理论，在鲜明地以治摄学的同时又融摄三教，将“道统”包含广大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建立的意蕴表露的更为显豁。这样，代表治统的明太祖获得了超然的道统地位，道统中实际秩序治理的内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但这也造就了道统被治统融合的风险。
本文第六章观察阳明学的传道观与传道实践，这是从较为现实和对阳明学者自身较近的时间点中发见道统思想的特点。阳明学者通常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任道意识，有的学者对道的承担意识还特别强烈。阳明学者的传道观有着丰富多样的内涵，既受到禅宗传灯观念和宗族观念的深刻影响，又蕴含着道的普遍存在和独断承担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阳明后学对于孰为阳明后之正传意见分歧不一，主要有以江右、浙中、泰州三种看法，这表现了阳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地走向分化。和一般认为不同，总体上阳明学的传道实践并不非常普遍，只在浙中和泰州王门的若干人物中有所表现。
最后余论论述本文的分析对理解阳明学历史发展逻辑和建设当代道统理论两个方面的启示。对道统思想史的阐释可以观察出阳明学与晚明学术发展的某些趋势与特点;而传统儒学本身要求道治合一的内在结构特质也值得当代道统建构论者深思。
第一章总体讨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由来、表现形式和发展轨迹。朱子学以凸显精神文化意蕴的道学来理解道统，阳明学继承了这一立场。不过在具体表述上，从阳明而下，阳明学者较多使用宗、脉这两个概念来表达自我的道统关切。其中，宗偏向本质型维度而脉偏向历史性维度。由所宗不同，阳明学可以分为以良知、仁、身、性概念为中心的四个道统思想类型，其中以致良知为宗和以求仁为宗是两种前后相继的主要类型。在以道学理解道统之外，基于对实际治理秩序的强调，随后晚明阳明学又出现了治、学二分，以治统摄学统的道统思想新局。
第二章主要论阳明学对“十六字心传”的理解。“十六字心传”是朱子学道统思想的中心论点。阳明在朱子理学道统论的背景下，早期以源于“十六字心传”的心学为主旨论述道统，阳明后学不论具体立场为何，都不否认圣学为心学的基本观点。就道心人心的关系而言，阳明和大部分后学都持心即理的观点，对道心人心坚持一种天理人欲的对立理解;少数后学则将道心人心视为一种非一非二的体用关系。不过虽然立论各异，阳明学者都能将道心把握为主体性价值的内在根源，这就和朱子学的理解区隔开来。阳明学者也多有将中视为圣学之宗的提法。总体来说，“十六字心传”在阳明学道统思想中处于一个既重要又缺少独立性的位置，可以在总体上确定阳明学的道统思想是一种心学道统论，但不能以此判定各学者道统思想的具体意涵。
第三章专论阳明学中以良知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起初以心学衡定圣学，在自身良知学成熟以后，便大肆宣讲良知学，以良知为中心定位圣学。阳明道统谱系的突出特点是推重颜子和周、程二子。阳明的大多数一传弟子接踵继武。浙中王门一传侧重揭示在中之体，江右王门一传关注工夫，归寂派王门一传偏重寂、静等观念，他们以良知学为核心各有侧重地建立各自的道统论述。良知学的道统地位在阳明从祀时达到了高峰。但是阳明二传弟子以后，除了一些浙中王畿后学以外，鲜少有以良知为中心而建立道统论述者。随着良知学权威的下降，良知道统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第四章考察阳明学中以仁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在致良知之外，也特别重视一体之仁并在晚年大力提倡，但始终没有完全将其提至道统论述的层面。蒋信以万物一体为宗，在阳明弟子中独树一帜。在他们的影响下，以仁为宗的道统思想在二传以后弟子中得到了张扬。江右王门二传仁、心并重，浙中王门二传大力渲染仁体的宇宙意义，黔中王门注意发挥仁体合内外寂感的本质，天台一系的学者建立万物一体之仁的道统历史铺陈，泰州后学颜钧、何心隐则在道统中直接孔仁。这些学者的道统论述与致良知为宗者的不同就在于以求合内外的仁为旨归并以此来定义心体，在谱系上以仁学为中心而回归孔孟。此外，以修身为宗旨的道统思想将身体性作为道德实践的根本，宗性的道统思想以性为首出的观念，此二种道统思想可以视为仁学道统思想的同调。
第五章讨论晚明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新局。阳明后学中主张三教合一论者有一种平视三教的正统主张，不特别标榜道传的儒家系谱，这以李贽、焦竑二人为代表。而更多的三传以后弟子以治、学两条线索组织道统论，治之统系虽以学为根本，却将学之统系兼摄。江右王门胡直后学邹元标、郭子章并列治、学两条谱系;浙中王门陶望龄的道统论也有着道事合一和道不即事的两条线索;泰州罗汝芳更是推尊明太祖，以孔孟之学佐唐虞之统的最早代表。在这几者之外，泰州后学杨复所与管东溟的道统理论，在鲜明地以治摄学的同时又融摄三教，将“道统”包含广大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建立的意蕴表露的更为显豁。这样，代表治统的明太祖获得了超然的道统地位，道统中实际秩序治理的内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但这也造就了道统被治统融合的风险。
本文第六章观察阳明学的传道观与传道实践，这是从较为现实和对阳明学者自身较近的时间点中发见道统思想的特点。阳明学者通常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任道意识，有的学者对道的承担意识还特别强烈。阳明学者的传道观有着丰富多样的内涵，既受到禅宗传灯观念和宗族观念的深刻影响，又蕴含着道的普遍存在和独断承担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阳明后学对于孰为阳明后之正传意见分歧不一，主要有以江右、浙中、泰州三种看法，这表现了阳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地走向分化。和一般认为不同，总体上阳明学的传道实践并不非常普遍，只在浙中和泰州王门的若干人物中有所表现。
最后余论论述本文的分析对理解阳明学历史发展逻辑和建设当代道统理论两个方面的启示。对道统思想史的阐释可以观察出阳明学与晚明学术发展的某些趋势与特点;而传统儒学本身要求道治合一的内在结构特质也值得当代道统建构论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