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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巨大影响，货币政策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而对货币政策制定的研究又是货币政策研究的重点。在理性预期理论提出以前，在相机抉择和政策规则的争论中，相机抉择一直占据优势。但Kydland andPrescott(1977)，Barro and Gordon(1983)的研究改变了经济学界对二者的认识。由于相机抉择的动态非一致性，在理性预期下，政策规则反而能够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而泰勒于1993年提出的泰勒规则，由于其较好的描述了自Volcker以来的美国货币政策而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
但是，在几乎所有的研究中，人们对泰勒规则的研究都是在假设了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和菲利普斯曲线以及总需求曲线的具体形式以后进行的。但是，由于损失函数、Phillips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不可观测性，识别问题就成为了这些基于其具体形式假设的研究的软肋。
Hamilton(2001)提出的灵活的非线性推断方法较好的避免了识别的难题，我们不需要对央行的损失函数和Phillips曲线、总需求曲线的具体形式做出假设即可对央行的货币政策规则的线性进行检验。
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我们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体，在货币政策制定方面，中央银行没有完全的自主性。我国的利率是有管制的，长期以来，利率并不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变量，我国央行一直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变量。但是，利率始终是影响对货币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故在本文中将对我国以一年期存款利率、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同比变化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变量进行研究。
同时，由于美国是一个完全的市场化国家，其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经验对我国来说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是，在美国不同的联储主席任期内，其货币政策目标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本文中，我比较了中国和美国在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试图找出二者背后的联系所在。
通过分析，在沃尔克和格力斯潘任职期间，美国的货币政策均表现出了线性性；而在伯恩斯到米勒这一期间，美国的货币政策表现出了非线性。二者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内，通货膨胀是不是美联储的一个主要政策目标。
而中国的数据显示，自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以来，虽然我国利率是有管制的，但是由于维持物价水平稳定和产出水平稳定一直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一年期存款利率通过了我的检验，说明在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货币政策已经能较好对经济变动做出反应。同样的，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工具变量也通过了线性检验，这其中的原因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动通过改变流动性进而影响了市场的物价水平和投资需求，进而影响了产出。